上海游记

    一 海上

    就在即将启程离开东京的当日，长野草风氏(1)前来话别。原来长野氏也打算半个月后动身赴中国旅行。其时，长野氏好意地将一道晕船药传授给了我。可是自门司(2)买舟，只需二昼夜甚至更短，即可径抵上海。充其量无非两昼夜的航海罢了，便要带上晕船药之类，长野氏的怯懦亦可知也。————作如是思的我，在三月二十一日(3)午后登上筑后号的舷梯时，望着风雨中波澜起伏的港湾，再次怜悯起长野草风画伯的恐海症来。

    然而轻侮故友即遇天罚。船刚一驶至玄海(4)，眼见着海面就恣肆暴虐起来。我与同舱的马杉君坐在最高层甲板的藤椅上，撞击在舷边的浪沫，不时劈头盖脸地浇将下来。大海自然是变成了浑白一片，轰轰隆隆，兜底朝天地翻腾上来。远处隐约浮现出岛屿的影子，原来却是九州本土。只见惯于乘船的马杉君怡然地吞云吐雾，全无不适的神色。我将外套领子竖起，双手插在口袋里，不时含上几粒仁丹。————要之，心里由衷地佩服长野草风氏：备下晕船之药，实在是贤明之举。

    曾几何时，身旁的马杉君去了酒吧或是何处。我依旧悠悠自得地靠在藤椅上。在旁人看来是一副悠悠自得的架势，而其实我脑中的不安却远不是那么回事。只要身体稍微一动，便头晕目眩，并且胃囊之内似乎也不稳妥起来。眼前一位船员不停地在甲板上来回踱步，后来才得知，他其实也是一位可怜的晕船病患者。那眼花缭乱的徘徊，令我特别地不快。此时远方的浪涛之中，一艘拖网渔船喷吐着细细的烟，几乎将船身淹没，惊险万分地行进着。究竟有何必要非在滔天巨浪中航行？这艘船当时也是令我怨愤不已的家伙。

    因此我一心一意地去思考愉快的事，以期忘却眼下的痛苦。孩子、花草、涡型福字纹钵(5)、日本阿尔卑斯(6)、初代彭她(7)……其他尚有什么就记不清了。对对，还有好像是瓦格纳(8)年轻时，乘船横渡英吉利海峡，遇上过疯狂的暴风雨。而当时的经验，在日后写作《佛里根德·何尔兰德尔》(9)时，发挥了重大作用。如此等等，浮想联翩，而脑袋却益发飘飘忽忽起来，腹内依旧倒海翻江。最后终于忍不住咒道：什么瓦格纳砖格纳的，统统喂狗去吧！

    约莫过了十来分钟，躺倒在铺位上的我的耳中，传来了杯盘刀叉之类一齐从餐桌上滚落到地板上去的声响。然而我煞费苦心地强忍着，固执地不让胃里的东西夺口喷出来。当时之所以能够那等英勇，乃是因为担心染此晕船病的，或许仅为自己一人而已的缘故。虚荣这玩意儿，在这种时候，出人意料地似乎竟可以取代武士道的功用。

    然而到了翌晨，至少一等船客中，听说由于晕船，除了一位美利坚人外，竟无一人光顾餐厅。而且，那位非同凡响的美利坚人饭后还独自一人坐在轮船的客厅里打字。听到这话，我陡然心情舒畅起来。同时又觉得那美利坚人仿佛是个怪物。事实上，遭遇如此的惊涛骇浪而泰然自若，实非凡胎肉体之所能。那位美利坚人倘去做体格检查，没准会发现生有三十九颗牙齿，或是长着条小小尾巴，诸如此类意外的事实亦未可知。————我照旧与马杉君半躺在甲板的藤椅上，漫无边际地胡思乱想。大海却似乎将昨日的暴戾忘却得一干二净，郁郁苍苍平静如镜的右弦边，济州岛的影子遥遥在望。

    二 第一瞥（上）

    刚一步出码头，突如其来地，好几十个黄包车夫便将我们包围了。所谓“我们”指的是报社的村田君(10)、友住君(11)、国际通讯社的钟斯君(12)和我四人。说来车夫一词给日本人的印象绝非邋遢的模样。其气宇轩昂，不无江户(13)气派，令人频生好感。然而中国的车夫，即便说他是不洁的化身，也不为夸张。而且乍一看去，人人长得奇模怪样，这样的家伙前后左右团团围上来，伸出形形色色的脑袋，大声地吼着什么，刚刚上岸的日本妇人之类，自然显得颇为惊惶。就连我自己，在被其中一人扯住袖子时，竟也不由自主地差点儿退却到人高马大的钟斯君背后去。

    我们在冲破这黄包车夫的包围之后，终于成为了马车的乘客。谁知马车刚一启动，那马便冒冒失失地一头撞上了街角的砖墙。年轻的中国驭者怒气冲天，噼噼啪啪地猛揍马儿。那马鼻子抵在墙上，徒然地抖动着屁股。马车自不待言几将倾覆。大街上迅速挤满了围观者。看来在上海倘无决死的气概，甚至连马车也坐它不得。

    俄顷，马车再次启动，驶抵架有铁桥的河边。河面上中国式的驳船密集如云，连河水都看不见。河沿上好几辆绿色的电车平稳地滑动。举目四下里望去，全是三四层的红砖建筑(14)。柏油大道上，西洋人与中国人过往匆匆。而这万国民众，却在头裹红巾的印度巡捕指挥下，规规矩矩地为马车让出路来。交通治理得井然有序，任如何以偏袒的眼光去看，也远非东京、大阪之类日本都会所能比拟。被黄包车夫和马车的勇猛弄得不无惊悸的我，望着这晴朗的景色，心情逐渐欢畅起来。

    未几，马车停在了昔日金玉均(15)遭暗杀的、唤作东亚洋行(16)的宾馆前。于是率先下车的村田君给了驭手几文钱。可是，驭手似嫌不足，轻易不将伸出的手缩回去，并且口角飞沫，喋喋不休地申诉着什么。然而村田君却充耳不闻，管自拾阶而上，直奔大门。钟斯、友住二君也毫不理会驭手的雄辩。我颇为这个中国人感到歉疚。不过，心想也许在上海流行这做派，于是也跟随其后匆匆走入门内。回头一望，驭手却似乎什么也不曾发生过似的，恬然坐在驭手座上。既然如此，又何必那般大嚷大闹呢。

    我们立刻被领到一间微暗却装潢得花里胡哨、阴阳怪气的客厅。果不其然，这种地方即便不是金玉均，不知何时也会吃上一粒窗外射来的手枪子弹亦未可知。我正暗地里这么胡思乱想时，身着洋服、雄赳赳的老板，足趿啪啪作响的拖鞋，急匆匆地走将进来。据村田君说，将这家宾馆定作下榻之处，原是出自大阪报社泽村君(17)设计的方案。然而这位精悍的老板大约是以为借宿与芥川龙之介，倘遭暗杀，颇不合算，于是便称除了正门前的房间外，别无空房。走到那个房间一看，床不知何故竟有两张，而且墙壁发黑，窗帘陈旧，连椅子也没有一把像样的————要之，倘不是金玉均的亡灵，绝非可安居之所。于是无奈，泽村君的原意只得化为乌有，在与其他三位商量后，移师至距此处不远的万岁馆(18)。

    三 第一瞥（中）

    是晚，我与钟斯君一道去一家名叫谢法德(19)的餐馆用餐。这里的墙壁也罢餐桌也罢，还算赏心悦目。跑堂的悉数为中国人，而左近的就餐客人中却不见一张黄色的面孔。菜肴比起邮船会社(20)的船上来，也至少要高级三成。我有钟斯君做伴，“噎死”（Yes）、“闹”（No）地说着英语，心情多多少少变得愉快起来。

    钟斯君悠然地吞食着南京米(21)做的咖喱饭，一面叙述别后的情形。其中有这么一段故事，说是某日晚上钟斯君————名后加上“君”字，便到底缺了朋友的感觉。他本是英吉利人，在日本前后住过五年。我于这五年之间（虽然吵过一次架）始终与他过从亲密。我们一起去站席看过歌舞伎，一起在镰仓海边游过泳，也曾几乎彻夜在上野的青楼里杯盘狼藉。那时他身穿久米正雄(22)唯一一套做客穿的和服，猛然跃入旁边的池塘里。对于他而称君，首先便是对他不起，附带再说明一句，我之与他亲密往来，乃是他的日语高明的缘故，并非因为我英语说得高明。————说是某日晚间钟斯君去某处的咖啡馆喝酒，店里只有一名日本女招待，呆呆地坐在椅子上。此君平素一直像口头禅一般，口口声声嚷着说中国是他的喜好（hobby），而日本是他的酷爱（passion）。尤其当时是迁居上海不久，一定更是分外地怀念在日本度过的时光。“什么时候来到上海的？”“昨天刚到。”“那么不想回日本吗？”女招待被他这么一说，猝然眼泪汪汪地答道：“好想回去哇。”钟斯在英语句子中穿插进“好想回去哇”，还重复了一遍。随后微微一笑。“连我听她这么一说，也变得awfuly sentimental(23)起来。”

    用毕晚餐，我们在热闹的四马路散步。然后前往咖啡巴黎将(24)去觇窥一下跳舞。

    舞池相当宽敞。然而伴着管弦乐队的乐声，电灯光线忽红忽绿，变幻着色彩，这一点却酷似浅草(25)。只是管弦乐队的巧拙，则浅草根本不在话下了。尽管这里是上海，但毕竟是西洋人的舞厅。

    我们坐在角落里的桌子旁，一面啜着茴香酒，一面观赏一袭红衣裹身的菲律宾少女和身着洋服的美利坚青年欢快地联袂起舞。记得是惠特曼还是谁的短诗里说，年轻男女固然美，而上了年纪的男女的美则别有一番韵味。我一视同仁，当一对肥胖的英吉利老夫妇舞至近前时，便不由得浮想起这诗来，觉得言之有理。可是告诉了钟斯后，我这特特的浩叹，却被他付之嘻嘻一哂。据说他看到老夫妇跳舞，不问其肥胖还是瘠瘦，总也难禁喷笑的诱惑。

    四 第一瞥（下）

    走出咖啡巴黎将时，宽广的大街上行人已稀。拿出表来一看，才刚刚过了十一点不久。上海这座城市出乎意料地早睡。

    然而那令人生畏的黄包车夫，却依然有好些在街头游荡。而且他们只要看到我们，必定要吆喝声什么。白天我跟村田君学了一句中国话：“不要！”不要自然就是用不着的意思。所以我但见到黄包车夫，立即便像念咒驱魔似的，连呼“不要不要”。这是自我口中发出的值得纪念的第一句中国话。我是何等欣欣然地将这句话抛向黄包车夫们，个中消息读者倘不理解，那他一定从未有过学习外语的经验。

    我们靴声大作，走过寂静的街道。那街道左右两侧，三四层的红砖高楼几乎遮蔽了满天星斗。忽然街灯的光亮，凸现出写有笔画粗犷的“当”字的当铺白壁。有时走过头顶上方荡着女医生如何如何的招牌的人行道，有时又走过贴着南洋烟草招贴的白灰斑驳的墙壁。可是走了很久，却总也到不了下榻的旅馆，而大约是茴香酒作祟，喉咙变得干不可耐。

    “喂，有什么地方好喝上一杯？我渴得要死。”

    “前边就有一家咖啡馆。再忍它一忍。”

    这家咖啡馆看来远较咖啡巴黎将之类低档。涂成粉红的墙边，梳着分头的中国少年，在敲击着一架大钢琴。而咖啡馆的中央，三四个英吉利水兵，与面颊抹得通红的女人们捉对跳着吊儿郎当的舞。最后在入口处玻璃门旁，一个叫卖玫瑰花的中国老妇人，在吃过我的“不要”之后，茫然地眺望着舞蹈。我觉得仿佛是在观看一份绘图小报上的插画，画的标题当然就叫作“上海”。

    正在这时，从门外吵吵嚷嚷地又闯进来了五六个水兵。此刻最倒霉的，要数立在门边的老妇人了。醉醺醺的水兵们粗暴地排闼而入时，老妇人挎在手臂上的花篮被撞翻在地。然而那帮水兵却毫不理会，早已与正跳着舞的同伙们一起，疯狂地乱舞起来。老妇人口中嘟囔着什么，弯腰去拾落在地板上的玫瑰。然而拾着拾着，这些花却已被水兵们的军靴碾为粉……

    “咱们走吧。”

    钟斯似乎有点儿畏葸，无言地抬起庞大的身躯。

    “走吧。”

    我也立即站起身来。我们的脚下，玫瑰点点斑斑散了一地。我一面移步向门，一面想起了杜米埃(26)的画。

    “唉，人生哪。”

    钟斯向老妇人的篮子里扔了一枚银币，扭头问我：

    “人生怎么啦？”

    “人生便是撒满玫瑰花的路嘛。”

    我们走出咖啡馆。门外照例停着几辆黄包车，等待客人。车夫一看见我们，便从四面争先恐后蜂拥而上。黄包车夫自然“不要”。可此时我发现除了他们之外，另有一位劲敌盯了上来。在我们身旁，不知何时那个卖花老妇絮絮叨叨地申诉着什么，乞丐似的伸着手。看来老妇人在得到银币之后，似乎还打算让我们的钱包再次大张海口。我怜悯起被这贪得无厌的人所叫卖的、美丽的玫瑰花来。这位厚颜的老妇人和白天乘坐的马车的驭手————当然这并非上海首日见闻的全部，但令人遗憾的是，这又的的确确是我在中国的第一瞥。

    五 医院

    翌日起，我躺倒了。而且又过了一日后，住进了里见先生的医院。病名据说是干性肋膜炎。既然患上了肋膜炎，纵是特特筹划的访华，也只得暂且宣告中止亦未可知。想到此，大觉心虚。我迅速致电大阪的报社，汇报住院的消息。于是报社的薄田氏(27)回电道：“安心静养。”话虽如此，倘若在医院里住上它一两个月，报社方面肯定也很为难。接获薄田氏的回电，我虽然暂时放下了心，但一考虑到游记写作的任务，仍不由得心虚不已。

    所幸在上海，除去报社的村田君、友住君外，还有钟斯和西村贞吉(28)等几位学生时代的友人。这些友人不顾繁忙之身，始终前来探视。而且我多少负着作家云云的虚名，托其福每每有些素昧平生的客人送来鲜花水果之类。眼下枕头边这不就陡然摞满了饼干罐子，颇难处置。（而这时前来济困扶危的，依然是我所敬爱的诸位贤友知己。诸君在我这病人看来，人人健谈得不可思议。）不唯辱承惠赐，最初素不相识的客人里，一来二往之间竟有二三人成了无所不言的知交。俳人四十起君(29)即为其中一人，石黑政吉君也是一位，还有上海东方通信社的波多博君。

    然而三十七度五分的热度却轻易不肯退去。由此看来，不安依旧是不安，每每青天白日的，竟会突兀地害怕起死来，坐卧不宁。我一心要摆脱这神经作用的作祟，白天将满铁井川氏(30)及钟斯好意借我的二十来册洋文书籍，逐一读破。拉·莫特(31)的短篇，蒂金斯(32)的诗，翟理斯(33)的评论，都是这一时期读的。而夜里————此事连里见大夫也不得而知，我因为过于担心不眠，每晚坚持不懈大吞安眠药。即便如此还是常常在天明之前就会醒来，百般无奈。好像是王次回(34)的《疑雨集》中有“药饵无征怪梦频”之句。这并非诗人有疾，而是咏叹其细君重病的诗，但是用来吟咏当时的我，可谓字字不虚。“药饵无征怪梦频”，我躺在床上，口中不知将这句子吟了多少遍。

    其间，春天毫不留情地迅速老了去。西村说起了龙华的桃花。蒙古风运来满天的黄尘，遮云蔽日。似乎已经到了游览苏杭最好的季候。里见大夫隔日给我注射一针碘化钾。我却左思右想，何日才能从病床上起来？

    （追记）住院期间的事，倘要写，也许还有许许多多可写。因与上海似无太大干涉，姑且付阙。但有一点想补充，那就是里见大夫还是位新倾向的俳人。顺便举其近诗一例：

    且加炭，围炉闲话胎动。

    六 城内（上）

    去上海城内一游，系由俳人四十起氏引道。那是云暗天低的下午。马车载着二人，沿着熙攘的街道，纵蹄直奔。两旁有满堂高悬紫砂色烤鸡的店铺，有令人生畏地陈列着形形色色煤油吊灯的商号。既有精致的银器光芒灿烂、富丽堂皇的银楼，也有“太白遗风”的招牌已然陈旧、模样寒酸的酒栈。我正欣赏着中国式的铺面陈设，马车跑上宽阔的大街，猛然放缓了速度，钻入了对面的一条小巷。据四十起氏说，从前这条宽阔的大街上，曾经矗立着城墙。

    下了马车，我们随即又拐进了细细的横街。与其说横街，或许应称之为小弄堂方更恰当。窄窄的小径两侧，鳞次栉比排列着众多的小店，有卖麻将用品的，有卖紫檀器具的。狭仄拥挤的屋檐下，遮天蔽日地吊满了无数的招牌。人来人往，摩肩接踵。正窥觇着店头陈列的廉价印石，不留神便撞上了什么人。而且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行人，大抵是中国的平民。我尾随着四十起氏，几乎是目不斜视，战战兢兢地踏着路石前行。

    顺着小弄堂走到尽头，便望见了传说中每有见闻的湖心亭。湖心亭听上去似乎很堂皇，其实却是个倾圮在即、荒废之至的茶楼。而且看看亭外的水池，也浮着苍苍的水藻，以至辨认不出池水的颜色。水池的四周有石砖垒成的稀奇古怪的栏杆。恰好在我们走到池边时，经过一位身穿淡青布衫、辫子长长的中国人。这里稍微提一句，依菊池宽(35)之说，我屡屡在小说里使用诸如“后架”(36)之类下等的词汇，并说是因为爱作俳句，自然而然受了芜村(37)的马粪、芭蕉(38)的马尿感化的缘故。我固然并非不欲倾听菊池宽之说。然而事涉中国游记，倘不时时突破礼节，则不可能有泼辣的描写。倘以为是胡言，无论何人，试请他来写写看便知。言归正传。那位中国人悠悠地冲着水池撒起小便来。管他陈树藩(39)扯旗反叛也罢，风靡一时的白话诗低迷不振也罢，日英续盟论(40)甚嚣尘上也罢，如此种种于这位男子而言，一定全然不成其为问题。至少这位男子的态度和表情里有一种令人作如是思的闲适。阴霾之下高高耸立的中国式亭子，下陈一湾病态的绿色水池，以及斜斜地注入这池中的隆隆的一条小便————这不单单是一幅忧郁可爱的风景画，同时又是我们老大之国辛辣可怖的象征。我痴痴地望着这位中国男子，凝视良久。然而不巧的是，似乎在四十起氏看来，这也算不得值得感慨的、新奇的景致。

    “请看这儿，这路石上流着的，这些全是小便哟。”

    四十起氏面露苦笑，三步并作两步，拐过池边去了。如此说来，果不其然空气之中洋溢着一股郁闷的尿臭。刚一感觉到这尿臭，魔术旋即破败了。湖心亭到底是湖心亭，而小便毕竟是小便。我踮起鞋尖，匆匆地追随四十起氏而去，哪得闲沉醉于荒唐的嗟叹。

    七 城内（中）

    然后往前走了几步，路旁坐着一个盲目的老乞丐。本来所谓乞丐，原是一个罗曼蒂克的存在。何谓浪漫主义？这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但至少其特色之一，似乎在于永远憧憬着诸如中世纪、幽灵、非洲梦，或是女人的道理之类不可知的某种东西。由此看来，乞丐要比公司里的白领阶层来得罗曼蒂克，应是理所当然。然而中国的乞丐，其不可知则远不只一种两种而已。或是躺在雨水霖霖的大道旁，或是只着一身旧报纸为衣，或是舐着腐烂如石榴般的膝头————要之，罗曼蒂克得令人不无惶惑。读中国的小说，颇多浪子与神仙变化为乞丐的故事，那是由中国的乞丐自然而然地发达起来的浪漫主义。日本的乞丐不具备中国式的超自然的不洁，故而产生不出那类故事来，充其量不过是向将军家的坐轿放放火绳枪，或是邀请柳里恭(41)到深山之中喝杯茶水之类，便算是极尽能事了。这话拉扯得太远了。这位盲人老乞丐的模样，也活脱是赤脚大仙或铁拐仙人幻化的。尤其是他身前的路石上，只见用白墨整齐地书写着他那凄惨的身世，字与我相比似乎也要漂亮几分。我心中忖道，究竟是谁，为这乞丐代书身世？

    走到前面的小弄堂，这下又排列着多家古董行。家家店内千篇一律地杂然充斥着铜香炉、陶土马、景泰蓝、龙头瓶、玉文镇、螺钿橱、大理石砚屏、剥制的雉鸡、令人提心吊胆的仇英(42)之类，口衔水烟袋、身着中式服的店主人，悠闲自适地等待着客人上门。我顺便逛了一下，就算是五成谎价，价钱仍不能说特别便宜。此话是回到日本后香取秀真(43)氏取笑我时说的：要买古董，与其去中国，未若到东京的日本桥仲大街去徜徉为佳。

    穿过林立的古董行，来到一座大庙前。这便是在彩色明信片上早已熟识的、名闻遐迩的城隍庙。庙里香客络绎不绝地前来叩头。当然，那烧香的，还有那烧纸钱的，人与芥川同住东京田端，有交往。数之多也超乎想象。大约得怪那烟熏火燎吧，梁间的匾额、柱上的对联，悉皆异样地油光锃亮。尚未遭熏黑的东西，兴许就只有那从天棚上垂下来的金银二色的纸钱与螺旋状的线香了吧。单单是这些，就已然如同方才的乞丐一般，足以让我联想起昔日曾经读过的中国小说了。更何况那左右两排雁翅儿一般坐着的大概是判官像，抑或是端坐在正面的大概是城隍像，简直就与看着《聊斋志异》啦《新齐谐》啦一类书的插图一般无二。我大为敬服，置四十起氏的困惑于不顾，流连久久，不肯离去。

    八 城内（下）

    此事如今已毋庸多言：在鬼狐传奇闳富的中国小说里，自城隍起，其麾下杂役如判官鬼隶，亦皆不得闲。这边厢城隍为在庑下借宿一夜的书生辟启运遇，那边厢判官便把扰害街坊的贼人吓得一命归西。————如此说来似乎尽是好事了，却又听说还有那只消供上一盘狗肉便会为恶人帮凶的贼城隍，而因穷追有夫之妇而遭到报应、被折了手臂砍了脑袋、将丑态公之于天下的判官鬼隶，也为数不少。仅仅靠书本知识，总不免有难于理解的地方，就是说情节尽管能够领会，却毫无真情实感。这正是令人徒唤无奈之处。而今亲眼得睹这城隍庙，便觉得无论中国的小说写得何等荒唐无稽，其想象得以产生的因缘，则一一可以肯首。像那位红脸判官，也许真会仿效恶少的行径亦未可知。而那位美髯的城隍，似乎也很适合在威风凛凛的卤簿仪仗拥卫下，飞升夜空巡游。

    如此胡思乱想之后，我与四十起氏一道逛了逛设在庙前的形形色色的货摊。有卖袜子的、卖玩具的、卖甘蔗的、卖贝壳制的纽扣的、卖手巾的、卖花生的……此外还有许多脏兮兮的食品摊儿。当然这里的游人之多，则与日本的庙会无异。迎面刚走来一个身穿华丽的条纹西服、佩紫水晶领带夹的时髦的中国人，背后又上来一位手腕上带着银手镯、缠足的小鞋只有两三寸的旧式妇人。《金瓶梅》中的陈敬济，《品花宝鉴》里的奚十一————如此众多的人群中，没准就有这般豪杰。然而诸如杜甫，诸如岳飞，抑或王阳明、诸葛亮似的人物，则踪影也无。换言之，当代的中国，并非诗文中所描绘的中国，而是猥亵、残酷、贪婪的，小说中所刻画的中国。欣赏陶瓷的亭台、睡莲、刺绣花鸟的廉价的伪东方主义，便是在西洋也逐渐不再时兴。除却《文章轨范》与《唐诗选》，便不知道别有中国存在的汉学趣味，在日本也大可以休矣。

    接着我们掉转头来，从刚才那座坐落于池畔的大茶楼边走过。伽蓝似的茶馆里，顾客并不拥挤。可是，正欲入内时，云雀、绣眼儿、文鸟、鹦哥————满天下的小鸟的啼声，犹如肉眼看不见的骤雨一般，一齐向我的耳朵袭来。定睛望去，微暗的梁头上，吊满了鸟笼。中国人的爱鸟，我并非时至今日才知道。但是如此将鸟笼排列成阵，如此以鸟的鸣叫声一决胜负，却是做梦也不曾想到的事实。身临此境，甭说爱怜鸟鸣了，首先我就不得不慌忙塞起两只耳朵，以免鼓膜被震破。我逃命也似的一面催促四十起氏，一面拔步便从这充满刺耳叫声的、令人毛骨悚然的茶馆飞奔而出。

    然而小鸟的啼声，并非仅限于茶馆之内。我好不容易逃出茶馆，可从狭窄的街道两侧并排悬挂着的众多鸟笼中，鸣啭声片刻不停地倾泻下来。不过，这可不是闲汉们为了取乐而让它们啼叫的。那比邻相连的，全是专售小鸟的店家（说实话，我至今仍未弄明白那些究竟是鸟店还是鸟笼店）。

    “稍等片刻，我去买只鸟儿来。”

    四十起氏对我说着，走进了其中的一家。往前稍走几步，那儿有一家油漆涂壁的照相馆。我在等待四十起氏的时候，端详着橱窗正中放着的梅兰芳的照片，一面想象着等候四十起氏归来的孩子们。

    九 戏台（上）

    在上海，仅有过两三次观赏戏剧的机会。我之成为速成的戏通，乃是去了北京之后的事。然而在上海看过的演员中，武生有名重一时的盖叫天，花旦则有绿牡丹、筱翠花等，总之都是当代的名伶。不过，在说论演员之前，倘不先介绍戏园子的光景，恐怕读者不清楚中国的戏剧究竟为何物，难以彼此沟通。

    我所去过的戏院中，有一家号天蟾舞台。这是一座新建的白色三层建筑。其二楼三楼为半圆形，装有黄铜制的栏杆，不待言，这一定是对当代流行的西洋风格的模仿。天顶上吊着三盏辉煌的大电灯。观众席里铺着地砖，上面排列着藤椅。然而既然是在中国，哪怕是藤椅也不可掉以轻心。曾几何时，我与村田君往这藤椅上一坐，便被畏惧已久的臭虫在手腕上叮上了两三处。不过在观戏过程中，大体没感到有什么不快，称之为整洁亦无碍。

    舞台两侧各悬着一只大时钟（不过其中一只停了）。下面则是香烟广告，铺陈着浓艳的色彩。舞台上方的横楣上，白石灰雕塑的牡丹与叶形装饰中，大书着“天声人语”四字。舞台也许要比有乐座(44)宽敞。这里已经有了西洋式的脚灯照明装置，而帷幕————说起帷幕，在区别一场戏与另一场戏时，全然不用帷幕，却在更换背景时，毋宁说作为背景自身，会拉下苏州银行和三炮台香烟即Three Castles的低劣的广告幕布来。帷幕好像不论在哪儿，一律是由中间拉向两侧。不拉幕时，背景便将后方堵住。背景大多为油画风格的幕布，描绘室内或室外的景色，新旧杂陈，其种类仅有二三种，因此姜维走马也好，武松杀人也罢，背景却一成不变。舞台的左端，守候着手持胡琴、月琴、铜锣等乐器的伴奏者，其中还可以看到一两位头戴鸭舌帽的先生。

    顺便交代一句看戏的程序。不管是一等还是二等，径直入场便可。在中国，惯例是先入座，后买票，这一点甚为便利。一旦坐定，便有热水浸过的毛巾上来，活版印刷的节目单上来，茶当然也用大壶送来。此外西瓜子和廉价点心之类，只管“不要不要”即可。毛巾也自从目击邻座一位仪表堂堂的中国人拼命擦毕脸后又用它大擤鼻涕以来，目下也暂定“不要”。费用连同付给招待的小费，一等记得好像大抵在两元到一元五角之间。说“记得好像”，是因为我自己从未付过钱，总是由村田君代付的。

    中国戏剧的特色，首先在于其响器的喧嘈远在想象之上。尤其是演武戏，即武打场面居多的戏时，好几个大汉仿佛是动了真刀真枪一般，睨视着舞台的一角，没命地敲打着铜锣，怎么也算不得“天声人语”。实际上，尚未习惯时，我也是用双手紧掩耳朵，方才能坐得住。可是据说我们的村田君在响器平静时却会嫌不过瘾。非仅如此，即使身在戏园之外，只需听听这响器的声音，据说便大抵明了上演的是何种戏目。我每听到此君说“那喧嘈声可真有味儿啊”，心中便疑惑不已，弄不清此君是否精神正常。

    十 戏台（下）

    反之，在中国的戏园里，不管是在观众席大声说话也好，小孩子哇哇大哭也好，众人却并不特别以为苦。只有这一点是便利至极。因为是中国的事情，也许就好比看客不安静也于听戏无碍一样，这等响器也正因为如此才得以诞生亦未可知。君不见，我自己就在一幕戏之间接二连三地又是向村田君请教故事情节，又是打听演员姓名，又是询问唱词意思，而左邻右舍的谦谦君子们，却一次也不曾流露出不耐烦的神色。

    中国戏剧的第二特色，是极度不使用道具。诸如背景之类这里也有，然而这却不过是近来的发明。中国原来的舞台道具，只有椅子、桌子和帷幕。山峰、海洋、宫殿、道途————无论是表现何种光景，除了布置这几样之外，连一根树干也不曾用过。演员做出拉开沉沉的门栓的动作时，观众纵然不情愿也只得承认那片空间里存在着一扇门。而当演员意气风发地挥舞着带穗的鞭子，就应当认定那演员的胯下有一匹骄矜不驯的紫骝之类正在引项长嘶。好在，日本人由于通晓能剧(45)，立刻即能理解其窍门，将椅子、桌子堆积起来，说是山，咄嗟之间即能领悟。演员微一提足，告诉说此处有分隔内外的门槛，也并非难以想象。不唯如此，甚至会在这与写实主义有着一步之隔的、约定俗成的世界里发现意外的美。说至此想起一件至今未忘的事来，筱翠花在演《梅龙镇》时，扮作旗亭少女的他每跨过门槛时，必定要从黄绿色的裤子底下一闪即逝地亮一亮小小的靴底。而那小小的靴底之类，若非这虚构的门槛，断然不能令人萌生那怜香惜玉的心情。

    这种不用道具的特色，大致如上所述，在我们而言，毫不为苦。我所退避三舍的，毋宁是盘子碟子手镯之类，普通小道具的处理太过随便敷衍。譬如刚才提及的《梅龙镇》，据我仔细查阅《戏考》(46)，并非当世的故事。说的是明武宗(47)微行途次，对梅龙镇旗亭少女凤姐一见钟情的旧事。而那少女手中的盘子，竟是绘有玫瑰花纹、描着银边的瓷器，一望便知那一定曾经在某家百货店的货架上放过无疑。倘使梅若万三郎(48)身穿和服而腰挎西式佩剑登台的话，其荒诞不经，自然不言而喻。

    中国戏剧的第三特色，是脸谱的变化多端。据辻听花(49)翁说，仅曹操一人的脸谱，居然有六十余种之多，终非市川流(50)所能比拟。又其甚者，将红、蓝、赭石各色一股脑儿涂在脸上，寸肤不留。初一望去，无论如何也不觉得是化装。我自己看武松戏，当蒋门神慢吞吞地走将出来时，任村田君再三说明，依然以为那只是假面。倘若一望之下，便能看破所谓的花脸不是假面，则此人必定近乎千里眼无疑。

    中国戏剧的第四特色，是武打极其地猛烈。尤其龙套，与其称之为演员，未若称之为杂技师更妥。他们或从舞台的一端，一串空心跟头翻到另一端，或从垒得高高的椅子上，头朝下笔直地跳将下来。这批人大抵下穿红裤，上身赤裸，益发让人以为他们是马戏师傅、踩球艺人的亲戚。当然上乘的武戏演员也确如成语所形容的，一把青龙刀耍得虎虎生风，自古武戏演员便以膂力强健著称，一旦失去膂力，赖以为生的买卖便做不成了。然而武戏的高手，除却一身武艺，毕竟还有其不同凡响的气品。其证据便是盖叫天扮武松，装束宛如日本的人力车夫，穿着紧腿裤，比起舞弄大刀来，倒是举手投足间无言傲立，雄视对手时，远为威风凛凛，更像行者。

    当然这些特色只是中国旧戏的特色。而新戏，既不打脸谱，也不翻跟头。然而若问是否万事皆新，则未必尽然。在亦舞台(51)上演的叫作《卖身投靠》的戏中，演员手持的蜡烛并未点燃，观众却要想象那蜡烛是亮着的，亦即是说旧戏的象征主义在舞台上依旧存在。新戏除了在上海之外，后来还曾看过两三次，在这一点上，遗憾的是，只能说是伯仲难分。至少下雨、闪电、黑夜之类，全赖观众想象。

    最后谈谈演员。盖叫天、筱翠花等等，既已引作例证，似无再多言的必要。而我唯一想写下来的，是后台的绿牡丹。我拜访他，是在亦舞台的后台化装室。非也，与其说后台化装室，未若说是舞台的后侧，也许更贴近实际。总之那是在舞台的后面，墙壁剥蚀，蒜臭扑鼻，极为惨淡黯然。据村田君说，梅兰芳来日本时，最让他震惊的，便是后台化装室的整洁。与这种后台相比，果然帝剧(52)的化装室之类，无疑要整洁得令人惊叹。更有甚者，中国的后台游荡着众多演员，衣着污秽，唯有脸上照例勾着脸谱。这样的人在电灯光下，沐浴着尘埃，忽而来忽而往，这景象几乎就是一幅百鬼夜行图。就在这帮家伙穿行出没的通道旁阴影处，抛置着中式提包等物。绿牡丹将假头套卸在其中的一个中式提包里，依然一付妓女苏三的打扮，正喝着茶。舞台上看来细长姣好的面庞，此刻望去出乎意料地并不纤细。毋宁说是个颇为性感、发育良好的青年。个子与我相比，也要高出半寸左右。这天夜里和我一道的村田君，一面将我介绍给他，一面与这位看似十分伶俐的旦角互叙久阔。据闻此君从绿牡丹还是默默无名的童角时代，便是一个非他便夜不安寝、昼不安食的狂热仰慕者。我向他表示说《玉堂春》十分精彩，不料他出乎意料地竟说了句日语：“阿里嘎道。”(53)然后————然后他做了何事？为了他自己也为了我们的村田君，这种事情我本不愿公然写出来。然而既然专门介绍他，倘若不写，则将无端失真。如此又将极度地对不起读者。因此斗胆援秉正笔————只见他略一偏过头去，翻起大红底锈银丝美丽的水袖，以手加鼻，精彩地将鼻涕擤在了地板上。

    十一 章炳麟氏

    在章炳麟氏的书斋里，不知是出于何种趣味，有一条巨大的鳄鱼标本匍匐在墙上。不过这个为书卷所埋没的书斋正如成语所形容的：寒冷彻骨，让人觉得鳄鱼仿佛是个讽刺。固然那一日的天候借用俳句的季题(54)，正是春寒料峭的雨天。何况那间铺着地砖的房间里既无地毯，又无暖炉。而坐席当然也是不铺坐垫、棱角分明的紫檀交椅，加之我身上穿的是件薄薄的哔叽夹衣。至今想起坐在那间书斋里时的情形，我依然认为自己未染感冒完全是个奇迹。

    然而章太炎先生却身着深灰色大褂儿，外加一件厚毛皮里子的黑色马褂儿，自然不冷。何况先生的坐席是铺着毛皮的藤椅。我听着先生的雄辩，连香烟也忘了吸，面对先生暖洋洋地悠然地伸着的双腿，徒然感到艳羡不已。

    风传章炳麟氏向以王者师自任。又说一度曾选中黎元洪为其弟子。如此说来，桌子侧面的墙壁上，在那条鳄鱼标本的下面，当真悬着一条横幅，上书“东南朴学章太炎先生元洪”。不过说句失礼的话，先生尊容却绝不够伟岸。皮肤几乎是黄色的，唇髭与颌须少得可怜。额头突兀耸起，令人误以为是个瘤。唯有一双细如丝线的眼睛，在文雅的无边眼镜后面永远冷然的眼睛，确乎非同寻常。

    为了这双眼睛，袁世凯竟会让先生受囹圄之苦。同时也是为了这双眼睛，他虽然一度将先生监禁起来，却终于未敢加以杀害。

    先生的话题彻头彻尾，全是以当代中国为中心的政治、社会问题。除了“不要”、“等一等”之类对付车夫的熟语之外，对中文一窍不通的我，自然无由听懂。我之所得以了解先生的论旨，甚至还不时向先生发出些狂妄的提问，全赖周报《上海》主笔西本省三氏之功。西本氏在我的邻座，挺胸端坐，无论议论何等烦琐，一一热心地为我做翻译。（尤其当时正值周报《上海》截稿日迫在眉睫，我愈加得感谢他的苦劳不可。）

    “遗憾的是当今的中国政治堕落，不正之风公然横行，比起清朝末期来，也许更为猖獗。而在学问艺术方面，尤其窒闷沉滞。然而中国的国民性原本不喜走极端，只要这一特性存在一日，中国的赤化便不可能。诚然，部分学生欢迎工农主义。可是学生并不等于就是国民。而即便是他们，哪怕赤化了，有朝一日也一定会抛却其主张。这是因为国民性，热爱中庸的国民性，远要强于一时之感激的缘故。”

    章炳麟氏片刻不停地摇晃着留着长指甲的手，滔滔不绝地阐述着独家学说。而我————只觉得冷。

    “那么要复兴中国，采取何种手段为佳呢？这一问题的解决，不论具体如何去做，纸上谈兵是无济于事的。古人也曾道破，识时务者为俊杰。不是从一个主张去演绎，而是从无数的事实来归纳，此即为识时务。识时务而后定计划。所谓因时制宜，归根结蒂，无非便是这个意思……”

    我一面侧耳倾听，一面不时地眺望着墙上的鳄鱼，并且胡思乱想着与中国毫不相干的事情————那条鳄鱼，无疑熟知睡莲的气息、太阳的光线与温暖的水。如此看来，现在我的寒冷，肯定与那鳄鱼最能相通。鳄鱼哟，被剥制成标本之前，你是幸福的。怜悯我吧，怜悯这依然活着的我。

    十二 西洋

    问：上海并不单单是中国，同时在另一面也是西洋，这一点应多加留意。单是公园，我看就比日本要进步许多。

    答：公园也大体都游了一遍。法国公园(55)和极司菲尔公园(56)，是散步的绝好去处。尤其是在法国公园，嫩叶初生的法国梧桐间，西洋人母亲或乳母让孩子嬉戏玩耍，这情形非常之美。但我看并不见得比日本进步多少，只不过这里的公园是西洋式的吧。未必但凡是西洋式的，便是进步的呀。

    问：去过新公园(57)么？

    答：当然去过。不过那儿难道不是运动场么？我觉得不像公园。

    问：公家花园(58)呢？

    答：那公园可真好玩。外国人进出自由，中国人却一个也不得入内。而且还号称“公家”，占尽了命名之妙。

    问：可是漫步街头，见到那么多的西洋人，感觉不是挺好吗？这也是在日本见不到的。

    答：如此说来，我上次看到过一个没鼻子的西洋人。那种老外要碰上一个，在日本也许倒不容易。

    问：那个人么，那是赶上流感时，最先抢戴口罩的家伙。不过漫步街头，比起西洋人来，日本人到底显得寒碜。

    答：穿西服的日本人诚如所言。

    问：穿和服不更糟么！日本人对肌肤暴露于大庭广众，竟毫无所谓！

    答：如果有什么所谓的话，那不过是有所谓的人自己心存猥亵罢了。久米仙人(59)不是因此而从云端摔落下来的么？

    问：那么说，西洋人是猥亵的啰？

    答：当然，在这一点上是猥亵的。不过，遗憾的是风俗这玩意儿是多数说了算。所以现在不是日本人也觉得光脚外出是下流的事了吗？就是说渐渐地变得比从前猥亵了。

    问：可是日本的艺伎之类白昼堂堂竟阔步街头，咱们在西洋人面前也挺不好意思的。

    答：哪儿的话。这种事尽管安心，西洋的艺伎也一样阔步街头的，只是你辨认不出罢了。

    问：这话说得可有点儿冲。法租界也去了吗？

    答：那片住宅区倒很愉快。杨柳如烟，鸠鸣幽微，桃花未谢，中式民宅犹存————

    问：那一带差不多就是西洋啊，红瓦、白砖。西洋人的住宅不也很好吗？

    答：西洋人的住宅大抵都不怎么样。至少我看到的洋房全是蹩脚货。

    问：你居然如此厌恶西洋，我可做梦也没想到……

    答：我倒并不厌恶西洋。不过是厌恶俗不可耐的东西罢了。

    问：这点我当然也一样。

    答：胡说八道！你是宁愿穿洋服，不肯穿和服；宁愿住板搁篓(60)，不肯住高门楼；宁愿吃通心粉，不肯吃刀切面；宁肯喝巴西咖啡，不肯喝山本山(61)————

    问：晓得了晓得了。不过墓地总不坏吧，那静安寺路的西洋人墓地？

    答：竟然问起墓地来，君亦穷矣。不错，那墓地也很俏皮。不过相比之下，与其躺在大理石的十字架下，我更情愿睡在土馒头里。更别说奇形怪状的天使之类的雕像下面，那更是敬谢不敏了。

    问：如此看来，你对上海的西洋丝毫不感兴趣啰？

    答：恰恰相反。我极感兴趣。因为诚如所言，上海一方面的确是西洋。无论如何，看到西洋总不失为一件趣事吧？只不过，此处的西洋，便是在不曾见过真正西洋的我看来，也像是赝品。

    十三 郑孝胥氏

    坊间风传，谓郑孝胥氏(62)悠悠然独处清贫。然而某一阴霾密布的上午，与村田君、波多君一同乘车驶至门前一望，其独处清贫的住所，却远超出我的预想，是一座雄伟的、涂成深灰色的三层楼房。门内满院黄竹，雪球花儿芳香扑鼻。便是我，这样的清贫，无论何时去独处，也可以做到毫无怨言的。

    五分钟后，我们被领入客厅。这里除却墙上挂着的书画，几乎别无陈设。不过壁炉台上，左右一对瓷花瓶里，小小的黄龙旗儿垂着尾巴。郑苏戡先生不是中华民国的政治家，而是大清帝国的遗臣。我望着这小旗，忽然想起了依稀记得的某人品评郑氏的一句话：“他人之退而不隐者，殆不可同日论。”

    恰在此时，一位略胖的青年悄无声息地走了进来。这便是曾经留学日本的、先生的公子郑垂氏。与之交情甚好的波多君，立刻为我做了介绍。郑垂氏擅长日文，与之交谈，无须烦劳波多村田两先生通译。

    身材高大的郑孝胥氏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是稍后不久的事。先生血色极佳，一见之下全不似垂暮老人。眼睛亦有如青年一般，朗若曙星。尤其是胸膛挺得笔直，说话眉飞色舞的样子，反而显得比郑垂氏还要年轻。他身着黑色马褂儿，配以略带靛蓝的浅灰大褂儿，不愧是当年的才子，处处显得风采不凡。非也，即使赋闲归隐的今日，尚且泼辣如此，想当年以康有为为中心，宛然如戏剧一般的戊戌变法之际，扮演辉煌角色之时，更是何等地才情焕发，自是不难想象的。

    加上郑氏，我谈论了一会儿中国问题。自然，我也大言不惭地高谈阔论起新借款团(63)成立之后，中国的对日舆论如何如何之类甚不相称的话题来。如此道来，似乎极不认真，但当时我倒并非姑妄言之，而是极为认真地披露自己一家之见的。然而现在反思起来，当时的我似乎多少有点走火入魔。固然这涌血冲头的原因，除了我自己轻薄的根性外，当代中国本身的确也应负一半的责任。倘以为是虚言，不论是谁只管去中国一睹即可。肯定不出一月，便会莫名地想谈论起政治来。这无疑是当代中国的空气中孕育着二十年来之政治问题的缘故。而不敏如我，竟而至于在游历江南一带期间，这股狂热始终未能降温。而且并无人强迫，却整日思考起与艺术相比远为下等的政治来。

    郑孝胥氏在政治上，对当代中国是绝望的：中国只要执迷于共和，便永无宁日。然而即便实行王政，倘要突破眼前的难关，也唯有等待英雄出现而已。而这位英雄身处当代，也只得面对利害错综的国际关系。由此看来等待英雄的出现，不啻等待奇迹的出现。

    交谈之间，我衔起一支香烟，先生迅即立起身来，将点燃的火柴移至我的烟上。我大为惶恐，一面寻思，看来于待人接客之道，与邻国的君子相比，日本人似乎最为笨拙。

    品过红茶后，我们在先生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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