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和平安排

    第一次世界大战持续了四年零三个多月————从1914年7月28日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到1918年11月11日协约国接受了德国的要求而签订停战协定。停战之后，协约国需要五年多的时间去完成全面的和平安排。1919年协约国和参战各国同德国签订了凡尔赛条约（6月28日），同奥地利签订了圣日耳曼条约（9月10日），同保加利亚签订了纳伊条约（11月27日），1920年同匈牙利签订了特里亚农条约（6月2日）。但是直到1923年7月23日，才在洛桑与土耳其签订了最后的和平条约；随着该条约于1924年8月6日生效，和平最终得以在全世界正式重建。与此同时，1921-1922年冬天，与太平洋有利害关系的各国在华盛顿召开会议并缔结了一系列条约，旨在将维持远东的现状建立在坚固的基础之上。或许可以说，所有这些条约，以及由它们派生出来的许多较小的条约和协定，构成了战后的和平安排。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里，几乎每一件国际性的重大的政治事件，都是这些安排的直接或间接的产物；因此，我们的研究就有必要从简洁概述这一和平安排的最重要的内容开始。

    对欧洲的安排

    具有某些特殊性质的凡尔赛条约，决定了其后的大部分历史。

    首先，借用一句由于德国的宣传而家喻户晓的话来说，那就是凡尔赛条约是一个“强制的和平”。它是由胜利者强加给被征服者的，而不是在他们之间经过平等的谈判而达成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几乎每一个使战争得以结束的条约都是一个强制的和平；因为战败国很难自愿接受其战败的结果。5但是凡尔赛条约中的强制成分，比任何近代以来的和平条约中的强制成分都更为明显。在凡尔赛的德国代表团被允许就战胜国交给他们的条约草案提出一组书面意见。这些意见中的某些部分得到了考虑；然后战胜国就把修改了的条约正文交给德国代表团，并威胁说，如果在五天之内不能签订条约，战争将重新开始。除了在两个正式场合，即递交条约草案和签订条约的场合之外，没有一个德国代表团的成员与协约国的代表面对面地进行过谈判。即使在上述两个场合，也没有遵守正常的社交礼节。在签字仪式上，两位德国的签字者未被允许与协约国的代表一起坐在桌旁，相反，战胜国以对待战犯的方式将他们押送到被告席，再将他们押解出去。这些不必要的羞辱只能用这场战争遗留的强烈的痛苦之感仍未消失来解释，然而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在其他地区都产生了深远的心理影响。这些羞辱在德国人的意识中强化了“强制的和平”的观念，并有助于建立这种信念，这种信念在德国已经相当广泛，在其他国家的主流媒体中也已被心照不宣地加以接受，即在这种形势下从德国勒索而来的这个签字画押，在道义上对德国没有约束力。

    其次，凡尔赛条约与以往的任何和平条约都不相同，它声称建立在战争过程中宣布的大量普遍原则的基础之上，这些原则中最有名的就是威尔逊总统的“十四点”，它在停战协定签署之前便为德国所正式接受并作为和平安排的基础。多亏了威尔逊坚持这些原则，该条约才得以建立在真正的理想主义的基础之上。它规定建立国际联盟，其主要宗旨是确保维持和平；它建立国际劳工组织以规定劳工的状况；还建立了对德国放弃的殖民地的政府委任统治制度。1919年以后，这些机构和制度便成为新的国际秩序的正常的和基本的组成部分了。然而，条约的制定者们企图把理想主义和战胜国的苛求混杂在一起所带来的其他后果则是不太妙的。对于批评家们来说，把该条约的某些部分和“十四点”的正文加以比较从而怀疑它们，这并不困难。或许人们容易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否德国割让给波兰的那些领土仅仅包括“由无可争辩的波兰人口居住的”地区，是否对德国所有海外领土的剥夺是“对所有殖民地要求的一种自由的、不存偏见的和绝对公平的调整”；而且由于协约国曾经宣布以民族自决作为解决领土问题的指导原则，那么，禁止德——奥合并就是站不住脚的。上述这些在原则和实际运作之间的矛盾与其他差异很容易给一些人以口实，他们想要论证凡尔赛条约是一个被玷污了的文件，而且想要论证协约国已经破坏了停战协定的签订所依据的那些条件。

    凡尔赛条约强加给德国的奴役性状况，最终几乎毫无例外地被协定、或随着时间的流逝、或由于德国方面的毁约而得以废除。它们当中的最重要的部分（惩罚，赔偿，非军事区，裁军）将在以后 的各章中加以讨论。这里只需概述关于欧洲的领土规定。在西部，德国把阿尔萨斯和洛林归还法国，在欧本和马尔梅迪割让两块极小的领土给比利时，并放弃了它过去与卢森堡的关税同盟。萨尔煤矿区由国际联盟的一个委员会管理15年，期满时其命运将由全民公决来决定。矿产的所有权转让给法国作为对战争期间法国的煤矿区遭到破坏的补偿。在南部，德国割让了一窄条领土给新建的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并禁止与奥地利合并，除非得到国联行政院的一致同意。在北部，过去的大公爵领地石勒苏益格的一部分（普鲁士于1864年夺自丹麦），由全民公决来决定其归属。公民投票在1920年2月和3月举行，其结果泾渭分明，令人满意。在其北部地区，75%的票数同意归属丹麦，在其南部地区则以一种甚至是更大的多数拥护归属德国。

    在东部，德国割让给主要协约国和参战各国的是默麦尔的港口及其邻近地区，这一地区最后转让给了立陶宛。德国将波兹南省和西普鲁士省的大部分地区割让给波兰，并带有一条大约40英里宽的海滨地区————即所谓的“走廊”，它把东普鲁士和德国的其他领土分隔开来。但泽 [1] 是一个德国人居住的城市，但又一直是波兰的港口（它在“十四点”中已被许诺成为“一个自由的”和安全的出海口），成为一个与波兰有条约关系的自由市，进入波兰的关税体系，并由波兰指导其对外关系。另外，要在西普鲁士的马里沃德地区，东普鲁士的阿伦施泰因地区，以及整个上西里西亚地区进行全民公决。马里恩维尔德地区和阿伦施泰因地区的公民投票于1920年7月举行，其结果是同意归属德国的占压倒优势，在每个地区都只有几个村庄表明大多数人同意归属波兰，于是这些村庄就被转让给了波兰。在上西里西亚的公民投票被推迟到下一年，而且在双方都激起了强烈的情感并爆发了严重的暴力冲突。上西里西亚与其他全民公决的地区不同，它蕴藏着丰富的煤、铁资源并包括一个巨大的人口稠密的工业区。投票的结果证明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大约60%的投票者赞成归属德国，约40%同意归属波兰。但是除了某些明确划定的农村地区之外，计算出来的结果是拼凑起来的数字，这使做出决定极为困难。以英国和意大利的特派员为一方，以法国的特派员为另一方，提出了相去甚远的看法。协约国最高委员会对这些看法未能取得一致意见，于是便依靠一个令人不愉快的指示而把整个问题提交给了国联行政院。行政院在经过另一次危险的僵局之后，在法国特派员提出的界线和英国——意大利特派员提出的界线之间做出了一个近似公平的折中办法。由于英——意的界线是一条精心计算的尽可能接近实际投票结果的界线，相反法国的界线则明显地偏向波兰的要求，因此根据严格公平的原则，行政院的决定也并非无懈可击。德国以愤怒的情绪接受了这个决定，但是在国联的早期年代中，这一决定增加了德国的舆论对国联抱有的成见。凡尔赛条约的领土条款使德国在欧洲失去了2.5万多平方英里的土地和大约700万人口。

    我们可以对欧洲的其他和平条约给以更简洁的说明。

    1918年11月奥匈帝国君主政体的崩溃留给德意志、奥地利一个孤立的和不均衡的残余地区。它的700万居民中有200多万集中在维也纳。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原奥地利西里西亚已经脱离奥地利而组成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核心部分。斯洛文尼亚已联合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一起组成了南斯拉夫国家。意大利占领了的里亚斯特及其邻近地区。圣日耳曼条约所做的就是把这些既成事实记录在案。它只有两项明显与民族自决原则相抵触的条款，一是重复凡尔赛条约的禁止奥地利与德国合并的禁令，另一个是把清一色讲德语的南蒂罗尔割让给了意大利，其目的是使意大利拥有布伦纳山口这一战略边界。但是奥地利的经济状况已经惨到（数月以来维也纳几乎完全处于饥饿之中）几乎对这个和平条约的政治侮辱麻木不仁的地步了。由于担心与德国合并的运动会呈现出不可控制的规模，协约国并未打算认真实行该条约的非领土条款；而奥地利的赔款委员会则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救济组织。

    古老的匈牙利王国（它的1700万居民中至少有一半是匈牙利人）也已经按其种族分成了各个部分。特里亚农条约对斯洛伐克转让给捷克斯洛伐克，克罗地亚转让给南斯拉夫，以及特兰西瓦尼亚转让给罗马尼亚予以确认。就其主要方面来说，这些决定是公正的。但是，匈牙利的边界比德国的东部边界甚至更为明显地证明了条约制定者们的某种渴望，即渴望在任何地方都尽可能地把他们的原则滥用得有利于协约国而不利于敌国。这种灵活性所积累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而且匈牙利的媒体已经充分利用了那些少数的不公正行为。

    保加利亚的损失几乎与匈牙利的损失一样严重。而且这些损失中的大部分并非始于1919年的和平安排，而是始于1913年结束第二次巴尔干战争的和平协定。在1912年的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保加利亚与塞尔维亚、希腊、罗马尼亚联合起来，将土耳其驱逐出了巴尔干，并把它赶回到离君士坦丁堡大约50英里一线。但是胜利者为瓜分战利品而发生争吵。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中，保加利亚同时受到它过去的三个盟国和土耳其的进攻，并在最后的条约中被迫割让领土给所有这四个国家。1919年的纳伊条约重新确认了保加利亚的损失。它把保加利亚同塞尔维亚和希腊的边界做了进一步不利于保加利亚的修改，并原封不动地保留了1913年的明显不公平的与罗马尼亚的边界。导致所有保加利亚人强烈不满情绪的就是失去了马其顿地区，这是因它参加第一次巴尔干战争而许诺给它的报酬；我们在这里涉及的领土问题在性质上不同于此前我们讨论过的任何领土问题。在德国与波兰之间，或者在匈牙利人和罗马尼亚人之间确定合理而公平的边界或许是困难的，但至少不用怀疑考虑到了所涉及的人口的种族性质。但是在马其顿是否遵从这个首要之点是极有争议的。马其顿人是斯拉夫民族的一支，但是他们的民族意识已经相当淡漠或者根本就不存在，而且他们的方言已经逐渐地融入了塞尔维亚语或保加利亚语。总有一天他们能够毫无差别地变成真正的塞尔维亚人或保加利亚人。为1919年所确认的1913年的解决办法，把马其顿的大部分给了塞尔维亚，其余的大部分给了希腊。但是马其顿人是不发达的民族，他们崇尚强盗行为。他们当中的忠诚于保加利亚的人逃到保加利亚并在那里成立了一个马其顿革命组织，并周期性地在南斯拉夫或希腊领土上发动袭击，采取恐怖手段对付边界两边的居民，因此使战后保加利亚和其邻国的关系严重恶化达10年以上。在这段历史时期，与欧洲的其他任何地方相比，在马其顿的生命和财产或许更没有保证。

    在纳伊条约的其他条款中唯一需要提及的，是协约国同意“确保保加利亚到爱琴海的经济出海口”这一条。保加利亚人认为这意味着给保加利亚一条像波兰一样的领土走廊。而协约国提出的建议是在希腊的一个港口为保加利亚建立一个自由区。但是保加利亚人宁愿没有面包也不要半个面包；结果便不曾做任何事情使这一有争议的条约付诸实施。

    最后需要提到的是那些新建的国家————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其他增加了大量领土的国家————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希腊，它们被要求与主要协约国和参战各国签订条约，在这些条约里它们保证给予居住在其领土之上的“种族上的，宗教上的和语言上的少数民族”以政治权利，宗教信仰自由，受教育的权利，以及在法庭上和在同当局打交道时使用他们自己的语言的权利。同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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