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远东危机

    日本在远东的地位可以与德国和意大利在欧洲的地位相比。它的自然资源不足以维持人口的迅速增长。它认为它被作为一个暴发户来对待，而且其他大国妒忌地拒绝满足它的愿望。在华盛顿会议上盎格鲁——撒克逊国家联合施加压力迫使它放弃它在战争中的战利品并同意中国领土完整的原则。1923年一场灾难性的大地震进一步迫使它放弃采取任何军事冒险行动的打算。但1924年美国的移民法————该法案最终拒绝日本的移民进入美国————被认为是一个巨大的侮辱；而且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被几个英国的自治领所效法。1925年，英国政府决定实行一项在新加坡修建第一流的海军基地的长期计划，似乎是对日本野心的另一个障碍。亚洲大陆仍然是日本扩张的唯一区域；是日本不仅能以平等地位，而且能作为征服者而出现的唯一地区。但是直到1931年9月，日本才重新开始发动华盛顿会议已经劝诱它放弃的进攻；在谈到这个事件之前，有必要对在此期间的几年里中国与列强关系的主要线索予以评论。

    华盛顿会议后的中国

    1911年的革命使中国成为国内冲突的牺牲品；到1919年，广州地区已经完全独立于北京政府，该政府对这个国家的其他地区实行有名无实的统治。1922年在华盛顿会议召开的几个月中，内战爆发并蔓延到中国的整个北部和中部，这些地区分别属于相互对抗的督军或各省总督的权力范围，在最北方，满洲在精力旺盛的张作霖的统治之下实际成为独立的地区。在中部，吴佩孚是几个督军中最有实力的，但从未能够成功地统一这个国家。在南部，广州是国民党，换句话说就是民族主义党的大本营，它由年轻的中国知识分子们领导，他们曾在西欧或美国、或在中国的美国人办的学校中接受教育，并吸收了民主和民族自决的思想。国民党的主席孙中山在中国是最杰出的人物，他集幻想家和先知以及一个机敏的政治家的性格于一身。1923年孙中山成为广州政府的首脑，他任用一个名叫鲍罗廷的俄国人作为他的主要顾问，后者很快在苏联的国际主义和中国的民族主义之间建立了有效的联盟。

    这些国内纷争和中国政治中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反对外国控制————有极密切的关系。在19世纪，列强强加给中国一系列所谓的“不平等条约”，根据这些条约，中国不得不承认在中国的领土上生活和进行贸易的那些国家的国民享有许多特权。在这些特权当中，有两项是最重要的。第一，中国的进出口关税被协定限制在最高5%的水平上。第二，列强在中国享受治外法权。它们的国民不受中国法律的约束和中国法庭的审判，而且除了征收那些间接税之外不缴纳税款。在涉及外国人的案件中，无论外国人是作为原告 [3] ，或是作为被告，都由他自己国家的法官并根据他本国的法律审判。而且，中国同意在所有主要的港口划出为外国人居住的区域；而且在一些港口的这些区域已经发展成在外国自治政府管理下的“租借地”和“租界”。在其他地方还有面积相当大的“租借地”，其租借权实际达到把主权在若干年的时期内转让给有关列强的程度。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这些特权已经令受过教育的年轻一代中国人深恶痛绝；而且在这场战争结束时，德国和俄国失去了它们在中国的特权，旨在取消其他国家的“不平等条约”的民众运动迅速发展。华盛顿会议寻求用来对付这种民众运动的办法是维持〔中国民众的〕早日减少这些外国特权的希望。特别是列强承诺召开特别会议，目的是批准在现有的5%的关税上直接附加2.5%的附加税，并最终使关税增加到12.5%；另外，更有点儿含糊的是，他们保证建立一个委员会去调查和报告在中国的外国人和司法机构的治外法权问题。然而，华盛顿会议一结束，便再也没有紧迫感去履行这些诺言了。内战为这种拖延提供了充分的理由；而且在这种不安定的条件下似乎也不可能取消厘金（即对国内运输的货物征收的税），这是提高关税的条件之一。

    无论能为这种拖延找到多么好的理由，它都使国民党占了便宜。国民党似乎成了中国民族独立的斗士。1925年3月孙逸仙逝世了。但他的逝世使他在中国享有了中国民族主义保护神的公认地位；而且他的名字成为反对外国控制的民族起义的象征。在苏联的影响下，排外情绪发展成严重的毫不留情的仇恨。鲍罗廷尽其所能地将这种仇恨首先指向英国，这个“不平等条约”的最初倡导者，同时也是他自己国家的主要敌人。英国在中国利益的巨大发展使它很容易成为众矢之的。但是如果不是1925年5月在上海的公共租界发生的一个不愉快的事件，鲍罗廷的影响也许并不一定有效，当时中国学生参加一场和平示威游行，反对在日本人所属的纱厂的工人的工作条件，他们被英国官员领导下的工部局巡捕房〔的巡捕〕开枪射击。巡捕房的这种过激行动似乎缺少正当的理由；而英国当局随后对事件的处理更是火上浇油。一场远为严重的开枪事件在几周之后发生在广州的英国租界。愤怒的浪潮席卷全国；并开始了一场抵制英货的运动。

    同时，在鲍罗廷的巧妙支持下，国民党的影响不断扩大，并对北方督军的力量产生了崩解性的作用。1925年秋天在北京终于召开了修订关税的特别会议。但1926年初由于没有与之谈判的任何权威性的〔中国〕政府的出席，该会议被迫放弃了它的工作。北京尽管仍然是外国公使馆的所在地，但已不再是中国的首都。重心已经向南方转移。1926年10月，广州的国民政府再次首先采取行动，在未等到列强批准的情况下，就在它控制的港口开始征收2.5%的附加税。

    英国政府现在才明智地认识到，现在是与正在发展的民族主义的浪潮————中国唯一现实的力量————达成协议的时候了。1926年12月，它采取了两个引起巨大影响的步骤。英国公使去汉口与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会晤————这是承认国民政府作为中国政府的第一个行动；而且在北京的英国公使馆发表了一个备忘录，强调英国政府同情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该备忘录宣布强加给中国的外国保护的想法是不合时宜的，表示准备讨论条约的修改，并建议各国应立即同意在全中国征收2.5%的附加税作为修改条约的第一步。

    在这个被宣布的政策生效之前，风暴来临了。1927年1月1日，国民政府把它的大本营从广州迁到汉口，作为国家的首都，汉口处于更中心的位置。几天以后，中国的民众冲进汉口的英租界；于是一个师的英国军队赶到上海去保卫公共租界以免受到同样的袭击。2月，英国政府与国民政府签订了一个协定，从法律上认可在某些条件下，英国把汉口租界转交给中国管理。这种妥协政策，通过保卫英国人的生命和财产的决心来调节，很快就被其结果证明是有道理的。事实证明，1927年在两个重要的方面成为转折点。

    第一，1927年看到了鲍罗廷影响的突然的和戏剧性的结束。莫斯科的革命的国际主义和国民党的爱国的民族主义之间的联盟总是有些人为的性质。只要目标是把中国从外国的控制下解放出来，他们就能有足够好的合作。但是在1927年初，国民政府已在汉口站稳脚跟并打算使自己变成全中国的中央政府时，国民党便分裂成了两派。左派的目标是继续党的革命传统与鲍罗廷合作。右派受到英国新的态度的强烈影响，渴望获得列强的尊敬和承认。恰巧这时右派发现了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蒋介石将军，他并不赞同共产主义，也不寻求俄国顾问的帮助。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了对抗的国民党政府，并向汉口政府发出了一个开除鲍罗廷和共产党员的要求。7月，这个要求得到执行。鲍罗廷和他的俄国顾问们被送回了莫斯科，而许多中国共产党人被投入了监狱。政府所在地从汉口移到南京，之后南京一直是中国的首都。

    第二，1927年亲眼目睹了在中国的国际关系中的重大变化。两年来，英国在中国对外国的憎恨中首当其冲。日本确实遵循着它在华盛顿会议上接受的自我克制政策，一直处于幕后，而它的贸易却由于中国抵制英货而受益。但在中国重建一个统一的国民政府的前景改变了英日双方的位置，并且在英国和日本的中国政策方面也显示了基本的不同。英国的在华利益只是商业的，它真诚地希望中国是一个有秩序的和统一的国家，只有在这样的国家里贸易才能得到繁荣。而日本对它的邻居的事务的关心首先是政治的，它更希望看到中国的衰弱、分裂和无力与日本的霸权相抗衡或挫败日本的野心。特别是日本讨厌看到华北处于一个中央政府的有效控制之下的任何前景。

    因此，当1927年5月国民军队北伐并到达距北京以南大约500英里的黄河之畔时，日本政府感到吃惊。日本军队在山东省登陆，并带有阻止民族主义者前进的明显企图占领了某些战略地点。这个行动表明，日本在华盛顿会议上迫于列强的压力而放弃的对山东的野心仍然未死，这引起了全中国的强烈反应。前两年表现出的对英国的敌对情绪现在转而针对日本，轮到日货受抵制了。面对日本的敌对，远至北京的整个华北承认了国民政府的权威。但是关于满洲，日本是坚决的；而且当1928年4月张作霖表现出要与南京达成协议的迹象时，他就在一场神秘的炸弹爆炸中被炸死了。很多人认为这是日本的一个阴谋。

    于是到1928年中期，中国的形势本身已经明朗化，而且为1931年的引人注目的事件布置了舞台。内战继续断断续续地进行着。在华中的一些省份，共产主义仍然有旭日东升之势。在一些边远省份，国民政府的控制力是虚弱的或是不存在的。在满洲，日本的势力阻碍了与南京方面的任何合作。但名义上中国再一次统一在一个中央政府的管理之下。在国际上，日本恢复了作为中国最主要的妖魔的角色；常常出现的对日本的担心在中国对其他外国利益的态度方面起到了使之冷静的作用。自1919年以来中国在处理国际关系方面所产生的摩擦，没有一个时期像1927-1931年那样少。

    日本占领满洲

    准确地说，是什么情况使日本决定采取第一个公然的侵略行动的日期是一个令人猜测的问题。在日本的文官当局和军人当局之间存在长期竞争。二者都同样渴望确立日本作为一个大国的地位。文职的政治领导人认为与英国和美国的意见协调一致就能最好地达到这个目的，而军部（军队并不对文官政府负责而直接对天皇负责的事实使军部的地位得到加强）则寻求把日本的伟大建立在军事征服政策的基础之上。文官一方在华盛顿会议上取得了胜利，并且在几乎长达10年的时间里有足够的力量去抑制军队的行动。但自1927年以来，中国对日本利益 [4] 的挑衅性态度使日本生气。那场经济危机在1929-1931年之间砍掉了日本外贸价值的几乎一半，存在着严重的国内动乱的危险。1931年夏天，在满洲的中国土匪杀死一个日本官员的事件被用来煽动舆论；而9月，军队则把形势掌握在它自己手中。这个选择的时间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都是英国正处于财政和政治危机的苦斗之中。

    根据结束俄日战争的条约，日本获得了在满洲驻扎大约15000名士兵的权利，以保卫南满铁路，这条铁路线从横穿西伯利亚的大铁路向南到旅顺港。这些警卫队被限制在铁路区域内，其司令部设在沈阳。1931年9月18日-19日夜里，一支日本的巡逻队在靠近沈阳的地方发现或声称他们发现一支中国士兵支队打算炸毁铁路干线。日本警卫队迅速动员，跟着就发生了一场小规模的战斗。作为这场战斗的结果，在沈阳的一万名中国士兵被缴了械或被解散。四天之内，沈阳北部200英里之内的所有中国的城镇————它们当中有一些远在铁路的区域之外，落入日本的占领之中。中国的省政府的首脑是张作霖的一个儿子，撤出了沈阳，并在锦州保持一种虚幻的存在。到11月中旬，北满的广大人烟稀少的领土便落入日本人的手中。然后日本军队转向南方，在这一阶段的军事行动中，日本使用了轰炸机。12月28日，锦州陷落。1932年1月4日，日本人到达了长城上的山海关————满洲和中国本土的边缘车站。 [5] 日本人完成了对满洲的征服。

    日本无视国联行政院的窘境而坚决实施了它的军事行动计划，在这段时间里的行政院几乎一直在开会。中国政府立即根据盟约第11条将此事诉诸国联————这一条款规定，只有获得全体一致的同意，国联的决定才能被采纳，而且国联在过去的所有成功都是在这一条款下取得的。 [6] 日本代表代表他的政府否认有任何吞并中国领土的打算，并解释说日本军队的行动是由于需要保护日本人的生命和财产免遭中国土匪的侵犯。行政院重新使用它在希腊——保加利亚争端中取得成功的方法，拟订了旨在为日本撤退铺平道路的决议。该决议说明，日本代表保证“只要日本国民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得到有效保护”，他的政府将“尽可能迅速地继续把他的军队撤退……到铁路区域”，并表示希望这种解决办法和其他为“恢复正常关系”而制定的措施能够迅速得到完成。1931年9月30日，该决议得到一致通过，而行政院则休会两个星期，尽管担忧但并非垂头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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