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谷川君和我

了一阵长谷川出了澡堂过来了。他首先是戴上眼镜，看到我在这里便和我攀谈起来。我仍然记得，我们两个人等于全光着身子。不过长谷川君风采依旧，和同我初次见面就谈俄罗斯政党那时的情况毫无变化，依旧是慢慢地说话。这情况和赤着身子的现实很不相称。他根本不把这当回事，喋喋不休地谈他的头如何糟糕。因为去年有一次猝然摔倒，在稻田边上歇了好半天。他说，现在好些了。“好，还得实行谢绝来客吧？”他听了只是“啊……”了一声。“那就暂时先别去澡堂了！”我这样和他告了别。

    当年秋天我从西片町搬到早稻田。由于迁居，我和长谷川君更不容易见面了。他的小说《面影》出版时，我便及时买来读了，我很感动。（从某种意义上说，直到今天我仍旧感动。只是我不能说明这里所说的某种意义，是非常遗憾的。不过，主要不是以评论该作品为主而写的，所以只好不说吧。）于是我写了信，从早稻田寄到西片町，表达了我的赞美之词。实际上他的脑病令人不胜同情之至，所以我只好干干这多此一举的事。他从来没有以文学家自居过，这是我做梦也没想到的，所以，作为他的同行、同事，我的话对他一定有所慰藉，是否有此效果，反正我是如此自我陶醉的。从他一向耻于当个文人的观点来看，这封信也许确实多此一举。回信是一张明信片。写的话很简单：谢谢，待有机会面谈，……那时如何如何，等等。令人吃惊的是，《面影》那样细致的文笔，此处丝毫不见了。这个时候我才开始知道长谷川文笔的风韵，但是《面影》并没有成为一种文体。

    从这以后我们又断了来往，再次相逢的机会是大致内定他去俄罗斯之后不久。大阪的乌居君请长谷川君和我吃午饭。地点在神田川。我记得，我们在旅馆碰头时，商量在这里吃吧在那里吃吧，在这个过程中他总是提出吃什么的问题。他还问我，中华亭这几个字怎么写。在神田川吃饭的时候他谈到去满洲旅行的事，当时他被俄罗斯人抓住关进班房。接着又谈了现今俄罗斯文坛不断的变化以及它的趋势，知名度高的文学家姓名（他谈到很多人，但是我一个也不知道），此外还谈了日本的小说销路很差，到了俄国之后译一些日本短篇小说的希望等等，总之，谈了很多。最后，他说想设宴招待来日的丹钦柯(3)，请我们务必作陪。最后，他说他不在的时候，请我替他照顾一下物集的女儿。这样，饭后就分手了。

    和他见最后一面是出发之前的几天他来辞行的时候。长谷川君到我家来，这是头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他走进客厅，看了看屋子，然后说，我觉得好像进了庙一般。只是专为辞行前来，似乎也没有别的什么话可说，只是再次提出请我费心当作入室弟子一般照顾好物集的姑娘，以及对于此刻仍在北国的某人给以关心等等便回去了。

    隔了一天我去答礼的时候，他不在家，没有见到。动身的那天我没有去送行。从此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他。他在莫斯科的时候只寄过一张明信片来。那上面也诉了一通苦，说那里的冷实在受不了。我看看那张明信片，不胜同情之中也觉得有些可笑。因为我觉得不管怎么说也不会冷到把人冻死的程度吧？但是他把它看成足以冻死人的程度。长谷君终于死了。长谷川君不了解我，我呢，还没等到了解他，他就去世了。他在世的时候，我和他交往也许仅仅止于那个程度，或者说不定我们之间一定会有相处得更加亲密的机会。我只能把以上所说的长谷川君当作我记忆中的长谷川君，当作遥远的朋友，除此之外别无办法。他托付我照顾的物集的女儿我常常看到她，至于那位北国之人却从来没有联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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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即长谷川辰之助，他的笔名为“二叶亭四迷”。代表作有《面影》、《浮云》、《平凡》等。1904年入大阪每日新闻。1908年去俄，任该报驻俄特派员。翌年因病回国，不幸死于返国的船上。

    (2) 指入朝日新闻社任记者。

    (3) 涅米罗维奇·丹钦柯（1858——1936），俄罗斯剧作家、导演。代表作有《最后的意志》等13部。后来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创立莫斯科艺术剧院，功绩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