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Ⅰ．“大叛变”

    作为第二国际的成员，社会主义政党为了防止战争，做了它们能做的一切事情。但当战争依然爆发时，它们迅速重新集合在它们的民族事业下，确实令人惊奇。德国马克思主义者甚至比英国工党成员更少犹豫。 (1) 当然，必须记住，每个交战国全都深信它在进行纯粹防御的战争————在进行战争的所有国家眼里，每一场战争都是防御性的，或者至少是预防性的。 (2) 而且，如果我们回想起社会主义政党拥有宪法赋予的不容置疑的投票反对战争预算的权利，和在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总的道德规范内没有拥护国家政策的义务————事实上在所有交战国里与社会主义反军国主义完全无关的人都反对战争————看来我们碰到我们可疑地引证马克思或引证倍倍尔和冯·福尔马先前所作的如果他们的国家遭到攻击他们将予以保卫的宣言解决不了的问题。回想起马克思关于这个主题的正确教导应是不难的。此外，保卫祖国的意思不过是参军尽自己的义务；并没有投票支持政府和加入“神圣同盟”的意思。 (3) 在战时内阁任职的法国盖德与桑巴和比利时的范德费尔德以及投票赞成战时预算的德国社会主义者就这样对他们国家要求的效忠，做得比当时普遍理解的更多。 (4)

    这个谜团只有一个解答。不管大多数社会主义政治家是否信仰马克思的国际主义————也许这个信仰在当时已与对宏伟革命的同性质信仰遇到了同一命运————他们肯定知道，根据这个福音采取的任何立场，都会使他们丧失追随者。群众开始时会盯着他们看，接着他们会不再表示忠诚，从而用行动来反驳无产阶级无祖国和阶级战争是与他们利害攸关的唯一战争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在这个意义上————附有一个但书，意思是如果战争的冲击发生在资产阶级结构内部经过了较长时间的进化之后，情况可能有所不同————马克思主义结构的最重要的支柱在1914年8月断裂了。 (5)

    这点实际上是大家都感觉到的。保守阵营感觉到它。德国保守派人突然开始用极其谦恭的语言谈论社会主义政党。社会主义阵营中仍然对信仰保持原有热情的那一部分人也感觉到它。在英国，麦克唐纳不但没有参加战时联合政府，甚至失去在工党中的领导地位，最后丢了议席。在德国，考茨基和哈泽离开了多数派（1916年3月），于1917年组织独立社会民主党，虽然该党大多数重要党员在1919年回到原来的党。 (6) 列宁宣告第二国际业已死亡，社会主义事业被出卖了。

    这里有一定的真理。就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大多数人而言，处于十字路口的社会主义事实上经不起考验，它没有选择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信条、口号、最终目标、组织、办事机构、领导人并未变动。大叛变前夕它们怎样，大叛变之后依旧怎样。可是它们体现和支持的东西全变了。经过这次十字架上的考验之后，不论是社会主义者还是反社会主义者不再能够以与前同样的眼光来看待那些政党。那些政党本身也不再能继续它们原来的古怪行为。不管怎样，它们已经走出它们的象牙之塔。它们已证明这个事实，即对于它们来说，国家的命运比社会主义目标更加重要。

    但是，像斯堪的纳维亚诸国社会民主党那样从未置身于任何象牙之塔的那些政党的情况就不同 。此外还有另外一些政党，它们的情况由从不认真看待那种革命滑稽戏的观察家看来 也是不同的。特别就德国党来说，十分接近事实的说法是，这个“社会叛徒”————人们给它的绰号————只不过从非现实主义的云端走下来，国家的危急状态教会它用脚站在地上，不要用头站在地上。我们有些人还要说，这完全是值得赞扬的事情，根本不是叛变。不论我们采用什么观点，毫无疑问这种新的负责任的态度大大缩短了1914年前似乎横亘在它们与每个政党自然目标————官职————之间的很长间隔。我确实从不认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有这种打算，从不怀疑他们决定不在资产阶级社会做官的真诚。但事情很清楚，他们在战争开始时采取的立场，使他们在战争结束时（如果我可以这样说）处于“极其有利的地位”。与其他政党不同，他们没有大喊大叫要离开从而有损自己的名誉。但他们也没有在危难时刻遗弃他们的国家。

    Ⅱ．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欧洲社会主义政党前途的影响

    1．任何以失败告终的重要战争都会动摇社会结构和威胁统治集团的地位；军事失败造成的威望丧失是一个政权要生存下去的最难对付的事情之一。我不知道这条规律有任何例外。但是逆命题就不是那么肯定。除非胜利来得迅速，或者无论如何它与统治阶层的政绩有突出而清楚的联系————例如像德国在1870年取得的胜利那样————否则，甚至在战胜的情况下，经济上、物质上和心理上的衰竭，定会对各阶级、各集团和各政党的相对地位产生影响，本质上与战败所受的影响没有什么不同。

    第一次世界大战证明了这一点。在美国，战争努力的时间不长，消耗不大，不足以表明这种影响。即使在美国，对战争负责的政府在竞选中遭到惨败。在所有其他战胜国中，统治阶层的威信及其对人民的驾驭能力，没有加强反而削弱。德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政党交上好运，它们获得权力，或者无论如何获得官职。在德国，社会把中央机构的控制权硬塞到社会主义党的手中。虽然为了争理论上的面子，党内某些人以及一些反社会主义者坚持说是通过了一场革命，事实他们是应邀请————谦恭的要求————而执政的。在英国，工党的选票在1910年1月还只稍稍超过50万张，1918年还不到225万张， (7) 1922年上升到4236733张，1924年更升到5487620张（1929年达8362594张）。麦克唐纳再次成为党的领导人，1924年该党进入政府（如果说尚未真正执政的话）。在法国，政界的构成阻止出现上述鲜明的完美情节，但总的轮廓是同样的：战后工团主义者立即又活跃起来，但劳工总同盟让新成立的工团主义的劳工总同盟和共产主义的统一劳工总同盟去吸收到处不适应的分子，它阻拦革命进程，为承担占优势的政治角色缓慢地作准备。

    此外，当时肩负落到它们身上的责任的社会主义或准社会主义政党，可能深深感到它们几乎垄断了使它们事业成功所需要的许多资格。比任何其他团体高明，它们有能力对付因不满而激动的群众。如德国事例表明，此时它们甚至处在比任何其他政党更有利的地位上来坚持对付革命的爆发————如果有必要就使用武力。无论如何，他们是开社会改革正确处方的最好人选：一方面进行改革，另一方面使群众接受改革。最最重要的是，从他们的立场来看，他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他们也是医治“帝国主义战争”造成的创伤，恢复国际关系和清理不是他们过失纯粹是资产阶级政府作为和平代价造成的混乱局面。在这方面，他们犯了与他们的资产阶级竞争者根据不同立场犯下的同样错误————相信集体安全和国际联盟，重建金本位货币和取消贸易壁垒。但只要我们承认错误的前提，我们也必须承认，社会主义者希望获得成功，特别希望在外交政策上获得成功是对的。

    2．两届麦克唐纳政府的成就————麦克唐纳和亨德森在外交部的工作————足以证明这一点。可是德国的情况更有意义。首先，只有社会民主党人才在道德上有条件接受和约。以及支持旨在实行条约规定的政策。当然他们悲叹国家的灾难和灾难带来的沉重负担。但他们有军事光荣的感觉，战败本身和签订和约都没有给他们带来无法忍受的耻辱。他们中一些人几乎赞成英法的战争理论，他们中大多数人不关心重整军备。当其他德国人以冷漠的厌恶心情旁观时，他们以全然不带剧烈仇恨————如果不是全然不带怨恨————的心理为与胜利者达成和平谅解而工作。在别人看来是强加的民主制度问题上，他们甚至和西方国家的看法完全一致：解决了1918——1919年共产主义者叛乱和以明智的妥协在国内政界取得支配地位，他们处于最民主的精神状态。

    其次，他们控制群众十分有力，足以使这种态度有政治上的效果。当时全国人民中有一大部分人对事物持有与他们相同的看法。他们对形势的看法以及对付形势的正确方法，不管执政政府的政见如何，一时成了官方的看法；他们为谈判道威斯计划和洛迦诺公约的联合政府提供政治支持，没有他们就无法组成联合政府，即使组成，也绝不能采取那条路线。斯特莱斯曼不是社会主义者，可是和他名字联在一起的政策是社会民主党的政策————由于这个政策他们在10年中获得极大声誉，也由于它，他们在另一个10年中备受惩罚。

    第三，他们在与国外政治舆论的关系中处于有利地位。世界几乎不知道德国发生的事情。但世界知道两件事：一方面它了解有一个愿意永远接受许多战后安排的政党，事实上该党十分赞成其中的某些安排，这个党是英国和法国曾经深信是它们 敌人的敌人。另一方面，世界了解，不需要在其他问题上害怕德国社会民主党————一个政府不论怎么保守，它没有必要像它反对俄国社会主义那样反对德国人。从长远观点看来，这是一个弱点。这种了解与处理德国抱怨问题没完没了的情况有很大关系。这种看法引导英国和法国外交部相信，德国将永远是一个恭顺的请求者，保证它有一天会上升到与强国平等地位就能使它十分快乐。但从短期观点看来，尤其在入侵鲁尔的黑暗日子里，它是一宗资产：这个党————或者应该说大家知道依靠该党支持的政府————具有不给其他人的进入权。

    第四，社会民主党与其他国家相应政党从第二国际年代起就有长期的接触。这些接触并没有被战争完全割断。毕竟，第二国际从未正式解散，其中许多个人和团体————尤其是（但绝不仅限于）中立国家的个人和团体————仍原封不动地保持着国际主义的信念。国际书记（C．胡斯曼）继续在活动，1917年在斯堪的纳维亚社会主义者的建议下，他甚至试图召开代表大会，只是因为协约国当时决心粉碎其敌手，拒绝发给护照，才没有开成。 (8) 这样，许多社会主义者认为复活国际组织是理所当然之事，也就很自然了。

    3．国际恢复了，但不是没有困难。1919年和1920年为恢复国际举行的最初几次会议只取得有限成功。与此同时，出现了共产国际（第三国际）（见下文），它所具有的吸引力证明是世界劳工政党和社会主义政党团结的严重障碍。几个不想与共产党人共命运的重要团体仍然希望有比第二国际更现代化的某种组织。这个局势被一项聪明的策略措施成功地满足了。根据奥地利的社会主义者在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和英国独立工党参与下提出的创议，一个新组织“国际社会主义政党联盟”（所谓维也纳国际）组成，其目的在于使复活的第二国际里的团体激进化，抑制那些过分倾向共产主义的团体，通过明智地制定目标，使两方面趋向一致。 (9)

    这个事业的意义由共产主义者很快为它找到的绰号“两个半国际”确切地描绘出来。这正是为什么它能满足当时需要的道理。在汉堡大会上（1923年），第二国际和维也纳国际联合起来组成工党和社会党国际，它给和平打上“帝国主义”烙印，号召建立反对国际反动势力的统一战线————这点无论如何听起来很动人————号召八小时工作日，号召争取国际社会立法。一年以前（1922年法兰克福会议决议）宣布必须把德国赔款降低一个明确而合理的数字，取消协约国间的债务和从德国领土上撤军。从嗣后发生的事情看，我们不会不理解这是多么伟大的成就和贡献。

    Ⅲ．共产主义和俄国成分

    1．与此同时，共产主义政党也正在迅速发展。这件事本身在我们意料之中，它也没有什么危险。任何经历过清醒的负责任地位影响的政党，不可避免地不得不为左翼（或右翼）团体的发展留出余地，这样的余地不大可能长时间一直空着。只要脱党行为能保持在一定范围内，不必把它看做极大的损失，这甚至比把不可靠分子留在党内还要好些。社会主义政党与过激派之间总有麻烦。 (10) 这样的“左派”团体在战后困难日子里应能发展壮大，它们会抓住机会获得与其他政党不同的重要地位，这并不比他们袭用传统惯例并称自己为“共产党人”或他们显示出比官方党当时所表示的强烈得多的国际主义倾向更令人吃惊。

    请记住，所有这一切与俄国方面的共产主义发展毫无关系。如果沙皇依旧统治俄国，也会有好些共产主义政党和一个共产主义国际。但是，因为俄国成分已成为形成全世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命运————事实上形成我们时代的社会和政治历史————的一个因素，很有必要再讲一遍它是怎样发展的和怎样评估它的性质与重要性。为此目的，我们把它的发展分成三个阶段。

    2．第一个阶段————也就是布尔什维克于1917年取得政权以前————关于共产主义团体的发展，除了那个最强有力的人碰巧是俄国人以及在他的思想体系里存在一股蒙古人专制主义之外，没有什么东西特别是俄国的。战争爆发时，第二国际实际停止活动，当时列宁宣告，第二国际业已死亡，执行更有效的方法的时刻即将来到，很自然，那些与他有相同感觉的人就聚集在一起。在瑞士齐梅瓦尔德（1915年）和金塔尔（1916年）两次大会上出现了机会。因为实际上全部拥护他们国家事业那些人都没有出席，参加会议的斗士们发觉程度不同地集合到列宁提出的化帝国主义战争为国际革命的纲领之下没有什么困难。这样做要比单纯声明信仰纯洁的马克思主义以及提出救世主式的许诺有更大意义。与会的某些人清楚地察觉到各国资产阶级完全看不到的真理，即资产阶级社会结构经受不了长期“总体”战争的紧张和压力，至少有几个国家会崩溃。但是，除此之外列宁的领导未被接受。大多数出席者想要说服、威吓和利用现存的社会主义政党而不愿毁灭它们。此外————列宁同意这点————国际革命要由国内的无产阶级的各别行动来实现，首先在“先进”国家发动。

    第二个阶段的时间我定为从1917年到1927年，也就是从布尔什维克在俄国掌权到托洛茨基被布尔什维克党的中央委员会开除（1927年10月）。这10年目击一些共产党和共产（第三）国际的出现。这10年还目击它们与社会主义政党和工人政党（暂时的）断然的决裂，这种决裂在德国由于1918年冬到1919年当权的社会民主党人采取严厉镇压手段而达到无可修补的地步。最后这10年看到俄国锁链的扩展。

    但是在整个这10年里，这条锁链既没有磨损也没有变形。必须记住，布尔什维克赢得所有大国中最落后国家的统治权纯属侥幸。 (11) 列宁本人在某种程度上也承认这一点。他一再重复谈到，只有较先进国家革命力量的行动才能赢得最后胜利，而这个行动才是真正重要的事情。当然，他像先前一样命令共产党人，他坚持共产国际是严格中央集权的组织————它的执行局有权指挥各党的每一个行动————但他以共产主义领袖的身份而不是以俄国专制君主的身份进行指挥。这一点有重要的区别。共产国际的总部在莫斯科，实际的领导人是俄国人，但指导政策的是彻底的国际主义精神，丝毫没有特别考虑俄国的国家利益，制订政策的原则是各国共产主义者实际上同意的。虽然国际执行局和苏联政权政治局之间的个人关系 (12) 在当时要比以后密切得多，可是二者仍是截然不同的机构。因此，国际本身和各共产党的行为与它们没有俄国关系时的行为不会有什么不同。

    所以，在这10年间，与俄国关系的重要性虽然很大，但再大也不会超过这一些。首先，有一件有分量的事实，即一个共产主义团体的成员不管在质量和数量上如何微不足道，不管这个团体没有多少权利使别人郑重对待，它能享受到征服一个帝国的另一个共产党反射过来的光荣，它能从这样的支持下得到鼓舞。第二，布尔什维克的现实尽管存在恐怖、悲惨和喀琅施塔得叛变后采取新经济政策一事暗示的承认失败，但从此以后可以指出一个“能运转的”社会主义制度。布尔什维克党人证明自己是利用可能性艺术的大师，能使英国和美国的舆论吞下任何东西，只要它是以熟悉的口号形式端上来的。这当然也增加其他共产党的优势。第三，只要各国共产党人（包括列宁本人）相信世界革命近在眼前，俄国军队对他们来说，就像19世纪第二个25年中沙皇尼古拉一世的军队对各反动团体同等重要。 (13) 1919年时这种希望比现在人们准备相信的更加合理、更接近于实现。确实，共产主义共和国只在巴伐利亚和匈牙利实际上成立。 (14) 但是在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社会结构危险地接近于倒塌，如果托洛茨基的战争机器在当时准备就绪，而不是使用在内战和波兰战争中，那些国家也许还有更西边的国家会发生什么情况就很难说了。 (15) 不应忘记，共产国际是在迫在眉睫的生死搏斗的环境中建立的。许多后来具有不同意义的事情————如对各个党有无限权力并剥夺各党一切行动自由的中央集权控制————在当时的环境看来是充分合理的。

    第三个阶段我定在从开除托洛茨基开始（1927年），因为这是斯大林绝对权力上升的、方便的时间界标。那时以后，每一项政策的实际决定看来都是他的事情，虽然直到“审判”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1936年），甚至直到叶卓夫的恐怖统治（1937年），他还在政治局里和其他地方遇到某些反对。在我们看来，这意味着嗣后的每一项决策是由这位俄国政治家根据合理化了的专制主义立场，代表俄国国家利益作出的决策。如果这样说是正确的，它反过来又决定他对共产国际和对外国共产党的态度必定是怎么样的。它们变成俄国政策的工具，在这种工具的巨大武库中各占一席之地，并被现实主义地根据环境条件估计相对于其他党的价值。在可能重新掀起世界革命的目前这场战争之前，世界革命一直是冻结的资产。留存下来的老战士和国际共产主义的新战士可能受人轻视，但他们依然有用处。他们能宣扬俄国政权的光荣。他们能够被当针使用来刺伤怀有敌意的政府。他们增加俄国与他国讨价还价的力量。所以，为了使他们保持顺从，为了用秘密警察来监视他们，并在共产国际执行局里使用害怕得发抖的绝对巴结的农奴来承担工作，增加一些麻烦和花费一点钱是值得的。

    3．在这种情况下（和安于这种情况），斯大林遵行多年来既定的做法。大多数国家政府的做法也和他一样，对他表示特别的愤慨纯属伪善。信奉一种宗教信条的政府的做法提供最明显的例子。只要有关信条有充分的生命力足以激发行动，这些政府常常利用信奉同一信条的外国团体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可是，如1793到1815年的历史充分证明，这种做法比这些例子表明的要普遍得多，受到这类做法影响的政府的反应————口头上的和其他的————同样千篇一律：所有类型和所有阶级的政治人物莫不乐于抓住这个机会称对手为卖国贼。

    但对于俄国以外的共产党来说，从现代沙皇掌握中的有名无实的废物那里接受命令是一件严重的事情。他们可怜的奴颜婢膝引起两个问题，一个是为何这样做的原因，另一个是这样做对今后革命社会主义的特性和命运可能发生的作用。

    第一个问题也许比从它表面看来较易回答。我们必须做的只是把自己放在共产主义者的位置上，考虑到他的类型，以求实精神察看他的形势，他绝不会从人道主义考虑反对斯大林政权。他可能甚至以屠杀为光荣；某些神经衰弱的堕落者————饱受失败和忿忿不平的共产主义者————和别的人的确从某个阶级牺牲者的苦难中得到满足。再者，既然资产阶级人们对这个政权盲目崇拜，他为什么要对它的残酷行为表示愤怒呢？在坎特布雷大主教并不谴责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时候，为什么他应为这个理由谴责它呢？ (16) 真的，为什么？

    而且，共产主义者以“热月政变”为据，就几乎没有任何理由表示反对。这句话首先由新经济政策的反对者使用，但托洛茨基后来用它来指责斯大林政权是“反革命”，理由是1794年推翻罗伯斯比尔那些人的行动是“反革命”。但这样说根本没有理由。毕竟，是斯大林实行农业集体化，“清算”富农，推倒新经济政策。事实上，他像一个高明的策略家，镇压了反对派，实质上实行反对派的纲领。

    最后，对于其他国家的共产主义者来说，只要保护他的权力对待他公正，苏联党在本国做些什么并无头等重要性。即使它对他不公正，他准备怎么做？锁链拉得紧而且擦伤人，而且它也支持他。社会主义政党绝不会接收他。正常心理健康的工人哼的一声掉头离开他。他就将像托洛茨基一样惶惶无所适从。没有这条锁链他什么也不能做， (17) 接受他的奴隶身份同时，他可能还在希望————他可能依旧希望着————时机将会出现，那时他能够飞黄腾达……这场世界大战后，也许……

    最后一点在某种程度上回答了第二个问题。当然，有这种可能性，即俄国专制主义将遍布欧洲文明的废墟————或甚至还会超越这个范围————在这种情况下全世界共产党将变作俄国的警卫部队。但还有许多别的可能性。其中之一是，俄国政权将在这个过程中失败崩溃，或者在伸展到其他国家时它取得与这个国家土壤更加相宜的特性。这种变化的特殊事例是，到最后俄国成分在未来革命社会主义特性中不再存在 。指望这样的发展无疑有风险。可是这样指望并不比希冀我们的文明将从眼前的大火中不受损伤地挣脱出来更为愚蠢————当然，除非这场大火比我们有权利期望的熄灭得更快。

    Ⅳ．管理资本主义？

    1．然而，我们迄今没有见到令人信服的理由，说明社会主义政党1918年后负担的政治责任的实验为什么没有完全成功的。再说一遍：有几个国家里————如瑞典————社会主义者不过继续巩固他们以前得到的政权；在另外几个国家里，政权不必用革命行动去争夺，自然地送到他们手中；在所有国家里，他们似乎比任何其他政党更能够尽力解决当时的重大问题。如我前面业已提到，看来他们几乎独占了取得成功的主要条件。此外，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以前没有任何从政的经验，他们获得了最有用的组织、谈判和管理的大量经验。实际上应该立刻指出，他们几乎从未做过一件十足的蠢事。最后，不论是左派社会主义者新政党的不可避免的出现，还是那个政党与莫斯科的关系，对他们来说，都没有他们的对手试图说成的那么严重。

    但尽管这样，不论在哪个国家他们的形势都是不安全的。对于诚笃的信徒来说，这种情况似乎是很不可能的。尽管有这些策略上的优势，优势后面隐藏着他们无力排除的困难。战争和由它引起的混乱，把社会主义者推上政坛；但在旧外衣的破片底下，社会机构尤其是经济过程依旧和以前的一样。就是说，社会主义者必须管理一个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的世界。

    马克思曾经设想，夺取政权是实行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后者是唾手可得的。这句话的意思是，无论如何，事实上马克思论点的意思完全是，当资本主义走完它的过程时，或者用我们自己的话来说，当物质和精神成熟时，夺取政权的机会就会出现。他想的崩溃是资本主义经济机器由内因促使的崩溃。 (18) 资产阶级世界政治上的崩溃只是经济崩溃的附带事件。可是现在，政治崩溃————或与它类似的事情————业已发生，政治机会业已出现，而经济过程没有一个地方接近成熟。“上层建筑”比推进机制运动得更快。这是一种最非马克思主义的局势。

    关在书房里的学者也许会推测，如果认清事物现状的社会主义政党拒绝充当执政的特洛伊木马，继续留作反对党，并同意资产阶级去对付战争与和平时期留下来的烂摊子，事物将会怎样发展。也许这样对他们、对社会主义、对世界都会更好一点————谁知道？但对当时已经懂得他们自己与他们的国家共命运，并采取负责任观点的人来说，没有选择的余地。他们坚定地面对一个根本解决不了的问题。

    这是一个除非按照资本主义路线否则便无法运行的社会和经济制度。社会主义者可以控制它，根据劳动者的利益调整它，榨取它，直到损害它的效率————但他们不能做特别属于社会主义的事情。如果他们想要管理它，他们必须按照它的逻辑来管理它。他们必须“实行资本主义”。他们这样做了。为把他们的措施用社会主义的言辞装扮起来，要做一些事情，还要多少成功地使用放大镜来察看他们的政策与每个事例中想象的资产阶级使用的政策之间的每个差异。但实质上，他们必须做自由党人或保守党人在同样环境中也一定会做的事情。虽然这是唯一可行的途径，但对社会主义政党来说，这是它们遵循的最危险的途径。 (19)

    情况并非完全绝望，或者从社会主义信仰的立场而言，并非完全不能防护。本世纪20年代初，欧洲的社会主义者有理由希望，有好运气加上小心把握方向，他们会使自己处于政治权力的中心或附近，这就可以有能力挡开任何“反动”的危险，保护无产阶级的地位，直到有一天可能不经暴力破坏，使社会社会主义化；他们将主持资产阶级社会的溘然去世，与此同时，确保死亡过程一切顺利，保证它不会卷土重来。要是除了那些进入社会主义者的或劳动者社会画面的因素之外不存在其他因素，这个希望可能实现。

    站在社会主义信仰的立场进行辩护，可能就是以上面提到的命题为基础，那就是形势是从未见过的，是马克思预见不到的。资产阶级受难者转向社会主义者请求庇护————这种情况显然在马克思的图式中是没有规定的。可以这样说，在这种环境下，甚至仅仅“管理资本主义”也是向前迈进一大步。这也不是根据资本主义利益来管理资本主义问题，而是在社会改革领域中做诚实的工作和以工人利益为中心建设国家的问题。无论如何，如果选择民主道路的话，这是唯一可做的事情，因为形势不成熟明显而确实地表现在没有大多数人选择社会主义这个事实上。难怪在这样环境中决心要接受官职的社会主义政党大声宣布它们忠于民主政治！

    这样，这班渴望官职的政客是能够从最高理论根据和无产阶级利益中找到正当理由的。读者不难想象，这样的大惬人意的协调一定会给激进批评者怎样的印象。但是，因为后来的事态演变引发许许多多人谈论那个政策的失败，并教导当时的领导人他们本应当做些什么，我真的希望着重指出他们观点的基本原理以及他们不得不在其中这样做的社会模式的强迫性质。如果有失败的话，其原因必须在愚蠢和背叛之外别的地方去找寻。为了使我们对此深信不疑，我们只需要看一看英国和德国的事例。

    2．一俟民族主义狂潮随着战争结束而消退，在英国出现真正的革命形势，例如，群众愤怒的情绪在政治罢工中突出地表现出来。负责的社会主义者和负责的工党党员被那种情况————也被全国正受形势促使产生真正反动情绪的危险————完全驱使在一起，从此接受共同的领导，至少就议会上运用策略而言是如此。联合力量的主要部分致力于劳工利益和（属于劳工利益一部分的）几个大工会办事机构，以致几乎立刻引起对此不满的知识分子的反对。这些知识分子反对这个联盟的亲劳工性质，声称他们看不到这种做法是社会主义的。工党党员思想意识上的机会主义使这种看法显得有点可信，但我们重视实际形势不重视口号，就劳工力量当时接受麦克唐纳领导而言，我们仍然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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