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爱的实践

而努力。谦恭和客观性同爱情一样不能只限于生活的一些范围。如果我对陌生人没有客观的态度，那我对自己的家也不会真正客观，反之亦然。我想学会爱的艺术，是及英国在任何情况下都力求客观，并且能注意到在什么情况下我没有力求客观，并对此保持清醒的状态。我应该努力去认识一个被我的自恋歪曲了的人的形象同这个热的实际面目，也就是同我的利益、困难和恐惧无关的之间的区别。有无客观性和理智是学会爱的艺术的一个关键性条件，人们应该对所有与自己有所接触的人都能保持客观和理智。如果我们只对所爱之人保持客观，而对其他人就不需要有客观性，那我们很快就能发现我们既不能处理好自己同所爱之人的关系，也处理不好同其他人的关系。

    爱的能力取决于我们本人成熟的程度，以及在我们同世界和同自己的关系中能不能发展一直创造性的倾向。这种脱离自己的过程、诞生和成熟的过程需要另一种品质作为必不可少的条件：那就是信仰。爱情是以信仰为基础的。

    什么是信仰？难道信仰就一定是信仰上帝或者别的宗教教义？信仰是否同理智和理性的思考对立？信仰是不是只是一种无法正面的没有根底的知识呢？首先应该区别合理的信仰和非合理的信仰。我理解的非合理的信仰是指服从一种非理性权威的信仰（信仰一个人或者一种思想）。与此相反，合理的信仰是扎根于自己思想或感情体验的一种坚定的信念。合理的信仰首先不是信仰什么东西，而是一种确认，这种确认是符合建筑在自己真实经历上的坚定的信念。信仰是全部人格的一个性格特点，而不是同某些被看作为对的思想内容有关的东西。合理的信仰牢牢扎根于创造性的智力和情感的积极活动。在理性的思考中，看起来似乎没有信仰的位置，但合理的信仰确实思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譬如说科学家如何才会有新的发现呢？他难道仅仅进行一个又一个的实验，或总一个又一个的事实，却对他姓姚发现的东西没有个设想吗？考上述这种办法获得重大发现的例子是很少的。人在每一方面的奋斗都需要创造性的思考，而这一思考的过程都行以人们称之为“理性的灵感”为开端的——这种理性的灵感就是对过去所做的研究、批评的思考和观察的全面总结。

    在科学的历史中，为信仰理智和理性的灵感而奋斗的例子不胜枚举。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和牛顿都充满着对理智的不可动摇的信念。为了这一信念，布鲁诺被活活烧死在木材堆上，斯宾诺莎被他的宗教团体开除。从有一个理性的设想到形成一个理论，这一过程的每一个步骤都需要有信念：相信自己的设想是一个合理的、值得追求的目标，已经相信得出的推理或者理论，即使它们好没有得到普遍的承认。这一信念是以自己的经历、对自己的思想、观察和判断力的坚信不疑为基础的。不合理的信仰意味着只相信权威或大多数人的意见，而合理的信仰是产生一种独立的信念，相信自己创造性的观察和思考——尽管大多数人的看法与之不同。

    思考和判断不是人所能经历的、体验合理信仰的唯一方面。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一范畴内，信仰是真正的友谊或者爱情的不可缺少的特点。相信一个人意味着了解这个人基本态度的可靠性和稳定性，了解这个人的核心或者他的爱。我这里不是说，我相信的这个人不可以改变他的看法，而是指他的基本动机保持不变。譬如，他对生命和人的尊严的尊重是他自身的一部分，这一点是不会改变的。

    在同样意义上，我们也相信我们自己。我们意识到自我的存在，意识到我们人格的核心，主义核心是必可改变的，在我们的一生中尽管情况在不断地变化，我们的观点和感情也会起变化，但这一核心始终存在。这一核心是存在于“我：字后面的现实，我们队自我意志的信念就建筑在这一个核心上。人格我们不相信自己，我们对于自己是意志的感觉就会受到威胁，就会依附于他人，而他人的看法就会成为我们体验自己同一的基础。只有相信自己的人才有能力对别人忠诚，因为他自己就能做出保证，他将来会保持不变，他将来就会如同他今日许诺的那样去感受，去行动。相信自己是我们能做出许诺的先决条件。在爱情方面，就是要把相信自己的爱情并相信这种爱情能唤起别人的爱以及相信这种爱的可靠性看作是爱情的基本条件。

    相信他人的另一方面就是相信他人发展的可能性。最基本的形式就是母亲对她的新生儿的信念：她相信孩子会活下去，长大，学会走路和说话。由于孩子的发展很有规律性，所以似乎就不要求人们对此要有信念。但是孩子将来是否能爱，是否幸福，是否能发展理智以及是否有特殊才能，是否能尽心艺术创作活动或才智出众，由于并不知道这些可能性是飞能实现，所以情况就不同了。应该说，再有条件发展到情况下，这些可能性是种子，会开花结果。反之，如果不具备发展条件就会枯萎。

    一个重要的发展条件就是，在孩子的生活中其重要作用的人应该相信孩子有这些发展的可能性。是否有着信念就构成了“教育”和“影响”之间的区别。教育是同帮助孩子实现他发展的可能性的任务一致的。同教育相反的是影响，影响就是缺乏这一信念并且相信只有成人在孩子身上灌输他认为合适的东西以及扼杀他认为不合适的东西，孩子才会成长为一个规矩的人。对机器人是不需要有信念的，因为机器人不具备可以发展的生命。

    相信他人的顶峰是相信人类。在西方世界，这一信念在宗教语言中表现在犹太——基督教的思想中，在世界范围内突出表现在近一百五十年以来的人道主义的政治和社会学思想中。同对孩子的信念一样，对人类的信念也建筑在这个设想上，那就是：在一定的条件下，人类有能力建立一个以平等、正义和爱为原则的社会制度。迄今为止人类没有做到这一点，所以就需要有深信人类能做到这一点的信仰。但是同每一种理性的信念一样，这一信仰绝不是相信会出现奇迹；它更多的是以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为基础，以及每个人的内心经历、对理智和爱的体验为基础。

    非合理的信仰其根子在与服从一种被看作是全知、全权的巨大势力、以及贬低自己的力量和能力，而合理的信仰是以相反的体验为基础的。我们相信一种思想，因为这种思想是我们自己的观察和思考的产物。我们相信自己、他人和人类不断发展的可能性，我们对自己的觉悟和成熟体验得越深，我们的信仰程度就越高。合理信仰的基础是我们自己的生产力。在信仰中生活，就是创造性地生活。从中可以得出结论：相信权力——在统治意义上的权力——和使用权力都是信仰的反面。对任何一种存在的权力的“信仰”（仅仅因为它是存在的）同不相信人类有向前发展但尚未实现的可能性是一致的。这种“信仰”是对未来的预言，这个未来的基础就是目前状态原封不动的延续。但是，事实不断地证明这一预言是错误的，因为这一结论完全无视人类发展可能性的增长。没有对权力的信仰，只有对权力的服从或者——从拥有权力的人的角度来看——保持权力的愿望。虽然有许多人把权力看作是所有事物中最现实的东西，可是历史证明权力是人类获得的一切成果中最不牢靠和最短暂的成果。基于信仰和权力相互排斥这一事实，一切本来是建筑在合理信仰上的宗教和政治体制一旦它们依靠权力或者与权力结盟，就会堕落和失去内在的生命力。

    产生信仰需要有勇气，也就是要能承受风险和准备受到痛苦和失望。一个吧苟安和无忧无虑作为生活基本条件的人永远不可能有信仰。有的人把自己围困在一个狭小的天地里，并把同外界的距离和财产作为安全的保证，这样的人是资金把自己变成了囚徒。信仰需要的勇气同狂妄自大的墨索里尼狂喊“要危险的生活”所提倡的有其截然不同。墨索里尼的勇气是虚无主义的勇气，它出自一种破坏性人生观，是准备抛弃生命，因为它没有爱生活的能力。绝望的勇气同爱的勇气完全相反，就如相信权力是相信爱的反面一样。我们是否能培养信仰和勇气呢？人每时每刻都能培养自己的信仰。抚养一个孩子需要信念，为了能够入睡需要信念，开始去做一项工作也需要有信念。只是这类信念我们已经十分习惯而已。缺乏这种信念就会因为忧虑孩子而惶恐不安，就会失眠或者没有能力做创造性的工作，或者是疑心重重，无法接近别人，或者是忧心忡忡，不能做长期打算。坚持自己对某个人的看法——即使一般的舆论或者一个没有料到的事实反对这一看法；坚持自己的信念——即使这种信念还很不普遍——做的这两点都要求有信仰和勇气。把生活的困难、打击和焦虑看作是一场挑战，克服困难从而使自己更坚强——这也要求有信仰和勇气。

    培养自己的信仰和勇气可以从日常生活的点滴小事做起。第一个步骤就是要认识到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失去信仰，要看穿用来辩护失去信仰的各种借口和要认识到什么地方胆怯了并找了哪些辩解的借口；另外还要认识到每一次的自我欺骗指挥消弱自己，而越来越软弱又会导致新的自我欺骗，如此恶性循环，一直到人没有信仰为止。还有就是要认识到那些自觉地害怕被别人爱的人实际上是一种不自觉地害怕爱别人的反映。爱一个人就是要献出自己，而不期待得到回报，但相信自己的爱一定会唤起对方的爱。爱情是信仰的一种行动，信仰少的人必定爱得也少。在培养信仰方面还能再说些什么吗？有些人也许能做到这点。如果我是诗人或者是哲学家，我也许还会试一试，可因为我既不是诗人也不是哲学家，所以就不能再讲出些什么来。我深信，每一个愿意学习的人一定会像孩子学走路一样使自己获得信仰。

    另外一种与实践爱的艺术不可分割的态度是积极的活动。上面只是略带地提到过，所以需要进一步的阐述。我上面已经说过，“积极的活动”不是指非要干点什么，而是指人的内在的积极性，创造性地运用自己的力量。爱情是一项积极的活动，如果我爱，我对所爱之人就抱有积极的态度，而且还不限于对他（她）。因为如果我很懒散，而且不是自己出于一种清醒的、开放的积极的持续状态，我就不可能对所爱之人抱有积极的态度。睡觉是非积极活动的唯一形式，可奇怪的是大多数人醒时如半睡，睡时如半醒。完全清醒就是要使自己和别人都不感觉到无聊——这一点是爱情的一个基本条件。在思维、感觉、看和听的活动中保持清醒、警觉和开放的状态是学会爱的艺术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有些人认为可以把自己的生活分为两个部分，这样在爱情的范畴可以有创造性，而在其他的范畴就不需要有创造性，这种想法只是一种幻想。生产力的本质决定了不会有这样的分工。爱的能力要求人全力以赴，要求人的清醒状态和生命力的升华，而这种能力只能通过在生活的许多其他方面的创造性的和积极的态度才能获得。在其他范畴没有产生积极性的人，在爱情方面也不可能有这种能力。

    有关爱的艺术的讨论不能决限于个人范畴，在个人范畴我们在这章里已经了解了那些特点和态度。这一讨论同社会范畴是不能分割的。如果爱意味着是对每一个人有一种关爱的态度，如果爱上一种性格特点，那么爱必须不仅仅出现在我们对自己家庭和朋友的关系中，也必然能在同与我们的工作、职业有关的人的关系中找到。在我们对我们家人的爱和对陌生人的爱之间是没有“分工”的。相反，对陌生人的爱是对家人爱的前提。如果我们认真地对待这一观点，这就意味着我们所习惯的社会关系会出现激烈的变化。我们经常会提到爱周围的人的宗教理想，但实际上我们的关系在做好的情况下是受到“公正”原则的制约。公正意味着在交换商品和服务时，要放弃欺骗和阴谋诡计。“你给我多少，我就给多少”，无论是物品还是爱，这是资本主义道德的最高准则。也可以说，公正这一新道德的出现是资本主义社会在伦理道德方面的特殊贡献。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中，商品交换或者是直接地强迫进行的，是又传统决定的，或者是有朋友关系和爱人关系决定的。在资本主义市场上，交换构成了决定一切的因素。无论是在商品市场，在劳动力市场，还是在服务行业市场，每个人都把他占有的东西根据市场的条件交换他所需要之物，而且这种交换没有欺骗，也不使用武力。

    公正的道德很容易同新教的教义混为一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准则被解释为是“要公正地同别人做生意”。事实上，人们本来是想把这一道德同《圣经》上较为流行的“爱你的邻人”等同起来。可是犹太——基督教关于博爱的教义同公正的道德毫无相同之处。这一教义意味着爱他人，也就是对他人负责和铜他人一致。公正的道德则相反，它不意味着要负责并同他人一致，而是要把自己同他人分开——也就是尽管尊重他人的权力，但不爱他人。因此《新约》的教义成为我们时代最流行的宗教箴言绝不是偶然的。从公正的道德意义上来解释这些教义，就使这些教义成为每个人所能理解，许多人准备遵守的唯一的宗教教义。但是对爱情的理解首先的分清公正和爱情之间的区别。

    这里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我们的全部社会的和经济的组织是以每个人关心他自己的利益为基础，并受利己主义的支配，而利己主义有只受到公正道德的限制，那么请问我们怎么才能在现有的社会制度范围既能活下去又能培育爱情呢？难道这不就是意味着放弃对世俗一切利益的兴趣和在极端贫困中生活吗？一些基督教的教士和像托尔斯泰，西蒙娜-魏尔等人以激进的方式对此问题做出了回答。另外有的人认为在我们的社会里爱情和世俗生活不可能达成一致，所以谈论爱情无非是参与大骗局而已，他们认为只有殉道者或者疯子在今日的世界中才会爱，因此关于爱情的讨论只是空洞的说教而已。但这个虽然还值得关注的立场却常常是对自己的玩世不恭和缺乏爱的能力的辩护手段。事实上，这一立场的后面是普通公民的看法，公民的感觉是：“我本想当一个好基督徒，但如果我真当了，我就会饿死。”这种“激进主义”必然以陷入道德上的虚无主义而告终，他们两者的唯一区别是后者没有发现这点，而前者知道这一点，而且认为这是“历史的必然”。

    我深信，认为爱情同“正常”生活水火不相容的观点只是在抽象的意义上来说是对的。资本主义赖以生存的原则同爱情的原则事实上也无法一致。但是从具体分析来看，现代社会又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现象。譬如一个出售无用商品的售货员如果不撒谎，就什么也卖不出去；但是一个手工业者，化学家或者物理学家即可能使他们行当的能手，但有时诚实之人。因此许多人可以用类似的方法培养爱情的能力，而不需要于此同时放弃他们的经济工作。即使我们承认资本主义同爱的原则不能一致，但我们也还不得不承认资本主义机器本身来说具有一个充满如此矛盾和不断变化的结构，从而使得人有一定的可能保持个性不被同化，即个人活动的余地。吧社会状态看作是决定命运的唯一因素，因此就回避“此时此地”自己的生存问题，这是“激进”的思想和普通人使用的危险借口。

    当然我不是想借此造成这样的印象，即我们可以估计，一方面我们的社会制度能无限期地延续下去，同时我们人可以期待有朝一日实现博爱的理想。有能力爱的人在现存制度下只是一种例外，在进入的西方社会，爱情必然是罕见的现象。不仅是因为许多劳动形式以及不允许人们持有一种爱的态度，可燃气还因为在一个以生产和消费为最高准则的社会，只有那些不甘心同流合污者才能做出有效的抵抗。因此那些确确实实吧爱情看作是对人类生存问题作出的唯一的和真实答案的人必定会得出要对现存的社会结构进行重大和激烈变革的结论，只有到那时爱情才会成为一种社会现象，而不是零星出现的个别现象。在这本书里只能暗示一下进行变革的方向。我们的社会越来越被工业官僚阶层和职业政治家所控制。人们被大众影响所左右，他们的目的是尽可能多地生产和尽可能多的消费，并把这作为自我目标。一切活动都从属于经济目标，手段变成了目标。人变成了物，成为自动机器：一个个营养充足，穿戴讲究，但对自己人性的发展和人所承担的任务却缺乏真正的和深刻的关注。要是人具备爱的能力，就一定要把人的发展看作是社会的最高目标。经济机器应该为人服务，而不是相反。应该要使人有能力分享劳动经历，而不是参与赢利（在目前的社会这还是最好的一种情况）。应该这样组织社会，使得人的合群性和爱的本性不脱离其社会存在，而是同社会存在联合一致：应该使得人不再同自己的力量产生异化并且不再通过崇拜新偶像——国家、生产、消费——的方式去体验自己的力量。只有在这样一个社会，正如马克思所说，当个人的全面的发展成为所有的人全面发展的条件时，爱情才会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态度。如果——正如我上面所企图揭示的那样——爱情确实是对人类生存问题的唯一令人满意的回答的话，那么拍此爱情发展的内一个社会最终都要引起对抗人的基本要求而衰亡。我们谈爱情，不是在“说教”，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因为我们天地是存在于内个人本质之中的最深的要求。虽然这一要求被压抑了，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要求已不复存在。分析爱情的本质就是确认今天已经很少能体验到爱情，但同时又要批评造成此种现象的社会条件，相信爱情能从一种零星出现的个别现象发展成为普遍的现象，是一种合理的信仰，这一信仰是以认识人的本质为基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