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br />
    摆脱欣赏他的母爱的过程持续了很久，而且还充满了痛苦。1922年他的未婚妻离开了他，同年青年时代的朋友莱奥-洛文达走到了一起。1923年他认识了比他年长11岁的心理学家费丽塔-莱希曼。莱希曼当时正在学习，想成为心理分析家。1924到1928年，他捅她一起在海德堡开设了一个治疗诊所。他们的想法是，所有来穆新霍夫大街的15号这个小诊所的客人都要在费丽塔那里做心理分析，并要通过心理分析来摆脱被排斥的性方面的问题。这样，所有来的人都做心理分析，包括弗洛姆本人。在这个过程中，弗洛姆爱上了他的心理分析学家，那时一种治疗过程中转移到医生身上的爱情，并在1936年同她结了婚。但这一婚姻到1928年就走到了尽头，尽管弗洛姆自己不愿意承认这点。他还无法与她分手，只是与她保持一定的距离。1928年起，他为了当心理分析学家，在柏林进修。1930年，他在柏林考虑一个心理分析诊所，并开始在法兰克福的社会分析研究所工作。

    1931年，弗洛姆得了肺结核，必须在达佛斯的一个疗养院里进行封闭治疗。费丽塔和弗洛姆的共同朋友，来自巴登——巴登的心身病专家乔治-格罗德克建议他，离开费丽塔，因为他得肺结核的原因就是出自于想要摆脱她的下意识愿望。当然，这一看法是否正确可以商榷，但格罗德克的建议至少表明，旁观者认定脱离费丽塔的做法是正确的。

    实际上，疾病本身就使弗洛姆和费丽塔分开生活了。1934年4月当他的身体已经恢复到能旅行时，他的家乡已经被国家社会主义者统治。弗洛姆作为法兰克福社会分析研究所的成员回到德国将会遭到迫害，他决定流亡到美国。到了美国后，他同比他年长15岁的心理分析学家卡伦-霍妮的友谊渐渐使他们俩又多了一种关系，这一关系虽然从来没有导致婚姻，但肯定超出了共同的专业兴趣。只要弗洛姆离开纽约到别的地方去，卡伦总是陪着他。他们两人对心理分析有着不同的理解，且卡伦有非常好胜，所以他们的关系没有完全摆脱竞争的关系。

    同卡伦的爱情关系一直保持到1941年，并以一场激烈的争吵宣布结束，从而也导致了他们共同创建的心理分析组织的分裂。弗洛姆的著作《逃避自由》不仅是他在美国成为被承认的学者，而且也成为很抢手的作者和演讲者。他除了在纽约的治疗诊所工作和在可伦比亚大学和社会调查新学校的教学外，孩子佛蒙特的贝尼通大学任教。

    和卡伦分手后，过了一段时间，弗洛姆认识了与他同岁的海尼-库尔兰德。海尼曾同本雅明一起为躲避纳粹逃离法国，并在西班牙边境亲眼目睹了本雅明的自杀。1944年，弗洛姆与这位出生在德国的报刊摄影师结婚。1947年，他同她一起在佛蒙特的贝尼通盖了自己的房子。他们刚刚搬进新屋不久，海尼就染上了一种奇怪的疾病，卧床不起。一开始医生怀疑她是铅中毒，然后又确诊为一种极其疼痛的关节疾病。弗洛姆取消了一切工作安排，为的是照顾海尼，不让他一个人呆在家中。

    出于对海尼的爱，1950年他同她一起搬到墨西哥。那里的气候据说能减轻她的疼痛。弗洛姆在墨西哥城开始新的生活。1951年他开始培训一组医生成为心理分析家，并在大学得到一个教授职位。但海尼的病破坏了每一个他打算在美国教学和做学术报告的计划。他不能带着她走，又不愿意让她一个人留下。他为她做一切，照顾她一生，尽管如此，他的痛苦并没有因此而有所减少。她的情况变得越来越严重。1952年6月他发现海尼死在浴室。

    弗洛姆为爱所做的努力屡遭失败，他绝望了。他只感到失败，无能为力和被遗弃。那些倒他那里进行心理治疗的培训医生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他们说，弗洛姆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摆脱以欣赏自己的母爱为方向的自我图式是一条充满痛苦和艰难的道路。海尼的死迫使他接受自己的局限性，接受自己的失败。

    几个月后，弗洛姆重获建立一种新关系的勇气。这一次是同一个名叫阿尼斯-弗里曼的美国女人。阿尼斯来自阿拉巴马，是个寡妇，曾失去三个丈夫。她同最后一个丈夫在印度生活过，丈夫死后，她回到美国。这个女人与弗洛姆曾经交往过的女人不同。她非常有魅力，很性感，没有什么事业上的野心，但是是一个能平起平坐的谈话的伙伴。弗洛姆爱上了她，并在1953年与她结婚。她随同他去往墨西哥，按照他们的计划，他们在库埃纳瓦卡盖了一所房子，他们俩从1956到1973年一直住在这所房子里。每年她陪他在美国住几个月，并支持他对美国政策的关心，支持他要求裁军的努力以及参与和平运动。

    《爱的艺术》是1956年出版的。弗洛姆是在写完了《逃离一个患病社会》一书后，在1955年底、1956年初写完了这本书。弗洛姆在《爱的艺术》一书中提出的看法，也能在他早期的著作中找到。但这本书对许多人来说还是起到一种特殊的作用。弗洛姆是通过无能为力地送走海尼和对阿尼斯的爱，才找到了爱的能力，这种爱的能力完全摆脱了儿时的联系。只有到这个时候，他的爱的能力的实践才能同爱的理论真的保持一致，也只有在这个时候，他书中的一段话也能用在他的身上：“如果两个人能从自己的生命的本质出发，体验到通过与自己的一致，与对方结成一体，而不是逃离自我，那么在这样的基本事实面前，就连和谐、冲突、欢乐和悲伤这样的东西也就只能退居二位了。”

    弗洛姆在《爱的艺术》中详细地介绍了他的爱的理论。在他同阿尼斯共同生活的27年中，他继续发展了他的看法。自从弗洛姆在三十年代脱离了佛洛依德的性欲理论后，他认为人的核心问题不是满足自己的性欲要求，儿时在于人同现实的关系。

    在心理层面上，对人成功来说，关键的是一个人以何等方式同其他的人，同自己和同周围的环境联系。现在大脑和婴儿研究证明，人在出生的那一刻起就能以积极的方式同周围的环境联系在一起。但早在这以前，弗洛姆就提到了人的首要倾向（而不是佛洛依德提出的占主导地位的自恋），就是，人可以发挥这种积极的联系，并使这种关系成为内心越来越大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可以摆脱非自我以及陌生的力量（人，关系区，陌生的形象）。他把这种类型的联系成为是“具有创造性”的，因为这是从人的资金的活动引申出来的东西。如果这种基本的倾向在一个人的生活中变成一种具有创造力的方向，那么人就能独立地，并从自己的力量出发进行思考，爱，感觉，想象和行动。

    早期的相关人物（如父母）具有创造力的爱可以促进人形成一种具有创造力的基本倾向，但父母的自恋，小心翼翼，具有占有性，贬低他人，并使人依赖的爱的形式则会妨碍这种基本倾向的形成，是的，甚至会造成相反的结果。在弗洛姆看来，通过早期的相关人物的爱的方式，也可以看到社会的关系模式。对他来说，从父母身上，可一看到一个特定的社会微利自己的生存需要什么东西。自己爱的能力会受到什么样的阻碍，这一点弗洛姆有深切的痛苦经验。但这种损害不可能使基本倾向完全朝相反的方向发展，也就是发展到要建立破坏性的关系。尽管他的许多亲戚在希特勒的集中营里死于非命，但这一事实不会促使他怀疑认识否能发展一直具有创造力的基本倾向。他坚定地相信，只有在创造性的爱的基本倾向和理性受到激烈的挫败后，破坏性和希望毁灭他人的倾向才能发展。

    在《爱的艺术》出版后，弗洛姆有关爱情的理论通过两个事件受到考验。他的妻子在五十年代换上了乳腺癌。她开了刀，然后控制饮食。尽管二十年病情没有复发，但对弗洛姆来说，这一疾病仍然具有一种危害生命的动力。他同阿尼斯一切战胜癌症，并同她一起及其严格地控制饮食（附带说一声，这么做对他的外表和健康都产生了消极后果）。

    第二个大挑战是越来越尖锐的冷战。尽管《爱的艺术》艺术也许不会让读者想到，弗洛姆子青少年时代依赖一只手一个政治上及其敏感和积极的人，政治和社会上发生的事情会以一种至关重要，牵涉到命运的方式触动他。一方面他是个能倾听的治疗师，但另一个面他有迫切需要干预政治。他主要是在美国土地上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他就外交政策，同苏联的冷战以及核装备的问题写评论文章，他同参议员建立私人接触，参加美国大选的候选人活动，参加反对越战的游行，成为缓和紧张局势的代言人。

    特别是核武器的扩军备战促使他怀疑人的爱的基本能力。六十年代初，在发生古巴危机时，一场核战争成为现实的威胁。从他1962年9月29日给克拉拉-乌尔古哈特的信中可以看出，这一威胁是如此折磨着他：“不久前的一个夜里，我写了一封类似号召信的文章，内容与对生命的爱有关。促使我写着一文章的原因是一种绝望的气氛，这一气氛让我感觉到已经没有避免一场核战争的机会了。突然我感到，面对战争的危险人们只搜一如此无能为力，是因为大多数人已经不再热爱生命。我突然想到，如果我去呼吁他们对生命的爱，而不是呼吁他们对和平的爱或者触及他们对战争的恐惧，也许会有更多的效果。

    弗洛姆感到绝望，是因为大多数人已经不再抵抗核战争的威胁。他把这种消极性解释为是对生命的爱的封闭，是一种下意识地赞同一种破坏性的、消灭生命的动力，这种动力在一些自杀者身上可以看到。但如果越来越多的人不在热爱生命，并且大多数人失去了对爱的基本倾向的话，会怎么样呢？身为德国犹太人的弗洛姆知道，这种情况是可能发生的。他本人逃脱了纳粹的杀人机器。但在大国的核战争面前任何人都没有脱身之路。这样的感染会像转移的癌症，破坏所有人的生存空间。

    弗洛姆必须对此做出反应。他一各种方式来表明自己的态度。他通过读者来信、政治短文、公开发表的文章和演讲以及通过同参议员的个人接触让人们了解他的想法。他指出，集体失去对生命的爱的威胁是存在的，而且一种普遍的破坏欲也在加强。他谴责那些相信赞成要冒核战争的危险并甘愿牺牲二千万美国人的死亡的政治家和科学家。

    一方面，弗洛姆认为从心理上研究人的爱的能力非常重要，但另一方面，他认为人类要生存下去，更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一种破坏性的心理动力，这种心理动力唯一的目标是具有破坏性。所以他在六十年代初就开始调查破坏性在大多数情况下对下意识的吸引力。他区分各种类型的进攻性和破坏性，其中最危险的就是无生命的东西、尸体以及破坏性对人的吸引力。因为只有这种类型的破坏性，才是自我目标。消灭爱的能力的各种可能性，以及爱的能力如何变成一种强烈的破坏意愿，证实这些内容吸引力《爱的艺术》的作者，长达十多年之久。1964年他第一次在他的《人的灵魂》一书中描绘了这种恋尸癖。1973年他在《人的破坏性解剖》一书中写入了他的调查结果。

    正如他给克拉拉-乌尔古哈特的信中所暗示的那样，最终弗洛姆是要找到人特有的”亲生物“的能力，对生命的爱的能力以及被活生生的东西所吸引的能力。他对所有活生生的东西的自我动力进行探讨，并认识到，所有活生生的东西除了追求生存外，还具有一种综合和联合的倾向，联合和综合成长是所有生命过程的特点，这不仅针对细胞，也针对感受和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