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研究为前提的。这里因此只摘录其履历资料:

    宗教课L.B.G.只是偶尔去上，而且经常是在对他和教士都不愉快的情况下，他———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被拒绝参加忏悔和圣餐等圣礼，我所受的洗礼不完备，当时倒不是全部的原因，而是因为人家觉得我固执、骄傲、狂妄，反正是不够驯服，而且我又对宗教文学作过一些研究，当然很外行，但刻苦，而且确实求知心切。老师被这一点触犯了，我指的是教宗教课的教士，因为‘分食圣饼’取决于你是否对他‘驯服’”。可是L.B.G.———据他自己承认———出于原则性和神秘的考虑，此时坚持要求分食圣饼，最后通过“一次渎圣行为，通过盗窃，确切地说是亵渎圣坛”，吃了圣饼，这事引起了轰动。要不是有一位思想开通、熟悉心理学的教士为他讲情，当时L.B.G.就会被关进青少年管教所。“从那时起，”L.B.G.对G是这样说的，“我只同母亲一起在吃早饭时将圣餐领了。”

    另一种提效到十四岁时变得明显了:一种已近似于强迫观念性神经病的怪症，迫切要求搞扫除，酷爱整洁，这无疑同正在萌发的青春期有关。他不仅打扫自己家门口的街道、前院、住宅，甚至在散步时也做清理工作，捡树叶，他从八岁到十三岁，最喜欢的玩具是各种各样的扫帚，尽管在主要是女人的环境中，人们把这说成是“女人气”或’女孩子气”。对于这种现象，从心理学上还可以补充说明:面对一个一直唾骂玷污他的周围世界，他在有意显示和实行———又是作为对立手段———纯洁。

    L.B.G.小学六年级毕业后，带着他那张评语不太友好的成绩单，没有机会找到正常的学徒位置。他在一个名叫佩尔策的人的花圃里当小工———又主要是跟扫帚打交道!后来在一个名叫格龙奇的人手下干同样的活，之后被陵园管理处录用，从那儿后来又调到市环卫局当垃圾工。市环卫局出钱让他学会开车，将驾驶执照弄到了，他在那里工作至今已有六年，撇开在某种程度上喜欢延长周末和休假不谈，将由于明目张胆的抗效所引起的完全可以理解的恼怒不谈撇开，他现在的雇主对他还是十分满意的。L.B.G.的提效六年来完全是为了母亲，他劝她辞掉工作，尽管她年纪还不太大，还有工作能力。他给她招来外籍工人及其家小做房客。其中一名工人最后成了她的情夫，这并未引起被公认为极其恋母的L.B.G.多大内心冲突，此事令人怀疑。甚至当他听说母亲从这个东方籍外国人那里受孕已被确诊的时候，他仍坦然地———G想说坦然得令人怀疑———说:“感谢上帝，我还能有个小弟弟或小妹妹喽!”在这句话中不过还是能清楚地听出某种别扭的话音来，尽管只有训练有素的人才能。

    把这种别扭情绪的根源如果说成是恋母之情，那就错了。某种可以理解的担心———L.B.G.肯定要担心将要出世的孩子会重又面临周围人们的刁难，他对此有切身体会———不用说也是其原因之一。

    虽然这已不能排除怀疑他怀有嫉妒，这种怀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可以减少到了最低程度。向L.B.G.的同龄人和同事们所作的调查表明，他不仅受到女人和姑娘们的喜爱，而且也不回避这种喜爱的后果。

    有必要在这里提一下，垃圾搬运工人有时也满足为生活垃圾所苦的居民的特殊要求，一些事先未曾安排的接触因而会产生。鉴于待运垃圾的紧张状况，这种“违法行为”当局容忍了———满足居民搬运额外垃圾的特殊要求，一般都是收小费的。上面介绍的L.B.G.的形象尽管看来比较和谐，但还是一清二楚地存在着社会障碍，这些障碍固然可以用出于正当自卫的极化强制来解释，但终究它们是社会障碍。

    即使不懂心理学的人也能在L.B.G.身上明显地看到:一，休戚相关情结，它可以从不断被迫与自己父母认同中得到解释，成年后在外国人身上固定，现在坐牢三个月后对囚友也表现出来了。囚犯假定属于“社会异己分子”，那么从休戚相关情结中就会产生出与此近似的二，亲外性，它也表现为三，亲外国语言，想学外国人的语言。(L.B.G.参加土耳其语学习班已有数月。)像L.B.G.这样的人(G在这里与其说不愿意，倒不如说是倾向说“人物”，尽管存在着某些顾虑)，他的高度发展的敏感性和智力使他别无选择，要么适应环境，从而“背叛”自己和自己的认同固定点，要么永远不适应环境，认可自己和自己的认同固定点，因此永远处于社会上可达到的成就和才能的矛盾之中。于是这个人(人物？)总是需要新的抗力，后来则是人为的抗力，以便向自己和周围的人表明认可。这个词如果抽掉了通常理应具备的前提，即他可以从中获得好处(如延长住院时间、捞取补助金或不拿工资的休假等)———L.B.G.那么就是四，弄虚作假者，之所以他———说得夸张一些———弄虚作假，不是为了捞到好处，而是为了吃亏，为了满足自己的休戚相关情结和亲外倾向。伪造汇票从这个意义上说也可以理解为“弄虚作假”，而不是“真正的犯罪”。可是，终究某些弄虚作假行为会给他带来好处(如对他外籍工人表示的信任近乎崇敬)，这属于这样一种生存试验的辩证法，这种试验“宣告”一种社会模式———或者按马克思主义同事们的说法，一条社会原则———的诞生。

    L.B.G.为什么会表现出抗效还要说明一下，他那时已升任车队队长(“我不想再高升了!”)将惊人的组织才能展现了。一旦熟悉他所负责的路段的垃圾清运和道路交通情况，他就能这样安排垃圾装运，不慌不忙地使他的车队比原计划提前两个小时，定额有时提前三个小时完成了。后来人们发现他和他的车队休息时间长得惊人，但丝毫没有影响出活。要求他把他的组织经验提供给规划处，他不干，于是又按规定和经验出勤，因为居民们对他们休息时间太长———何况又是外籍工人———意见很大，甚至还反映到报纸上。这种表现导致G和L.B.G.两人的第一次会见，因为人们当时正考虑向劳工法庭上告，但在G的劝阻下没有这样做。

    (在这里G提一下市政府职员H.M一案；他在该案中也充当G，并首次使用了“抗效”这个概念，现在这一概念已进入劳工法文献。在两个半小时之内H.M.完成了八小时的工作量，后来当他———这一点与L.B.G.恰好相反———为同事们制订样板时，却由于同事们的百般刁难而失败，精神上受到严重刺激而病倒，恢复工作能力后被调到另一个部门工作，不得不坐在办公室里“无所事事”地将六个半小时消磨了，他提出诉讼，要求“归还每天六个半小时损失的时间”，让他自由支配，他当这一起诉被驳回后，就病得更重了，由于他的案子引起一些轰动，他被一家工业公司雇佣了。他现在已完全痊愈，为该企业的提效作出巨大的贡献。在H.M.一案中———G也参与其事———对抗效的指责仅仅涉及拒绝白白地泡掉所规定的工作时间。提效是一种越来越普遍的现象，还会给讲求效率的社会造成严重的问题。)至于L.B.G.，他的抗效表现是:虽然他能完成所要求的工作量，但没有把自己天生的才智、组织才能—甚至大大提高工资也不干———完全给他的雇主贡献。效率社会虽然可以用计算机算出它的最低值、最高值或平均值，但清运垃圾工作具有极其复杂的特点(如交通堵塞、交通事故以及两者发生的可能性均因地而异，难以估计)，只有像L.B.G.这样富有经验、具有抽象能力的工作人员才能掌握。此外还有考虑到的，如果掌握这些特点，那就不仅是局部地区，而且是整个地区和全国的垃圾问题，都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合理解决，那么L.B.G.给整个经济造成的损失几乎是难以估量的。可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存在着严重的抗效。

    L.B.G.的全部身体功能由于G也想检查了解，就让狱医测量了他的身高体重，检查了所有器官的功能。结果:全部正常。L.B.G.的烟酒消费也是正常的，反正不存在麻醉剂损伤。除了右眼视力为0.5之外，L.B.G.没有检查出有什么病症。但由于一方面存在着巨大的社会障碍和可证明的错误行为，另一方面几乎所有这些障碍也一定会在L.B.G.的内分泌系统中得到证明，这种正常状态G认为可以用于对他身上创造平衡的那种经常性的极端对立情绪加以解释。不过，如果失去这种复杂的、在内心高度紧张状态下不断实现的平衡，L.B.G.短期内就会得严重糖尿病、严重肝炎，肾绞痛可能还会得。因此建议不要提前释放他出狱，因为他在狱中感受到这种对立，还有助满足自己的休戚相关情结和亲外性。可能的甚至很有———至少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他曾谋求坐牢这种极端情况，以维持可能正在松弛的社会压力。在此期间由于据G获悉，发生了周围人们大力声援L.B.G.的母亲的行动，也就是说，必须认为这种对立的可能性已减少，因此目前只有让L.B.G.服刑期满才能对他有所帮助，尤其是这样能使已经在进行的、他在同事们中间的英雄化过程不致中断。

    洪克斯教授提出的一种新理论，G无法下决心采用，将它用于L.B.G.身上。那是至今一直有争议的“伪装正常”这个概念，在试验人身上洪克斯教授认为已发现这种现象，他们基于一种“歇斯底里地调节着的平衡(洪克斯语)，一种强烈的潜在的同性恋禀性，在极端的异性恋活动下隐藏着。通过对旧的宗教法庭报告进行新的精确的科学分析，把女巫的“美”、她们的“形体魅力和吸引力”、她们的“恋爱术”(无疑这同先于她们时代的内分泌知识有关)，洪克斯都归因于那种隐藏她们“真正本性”的“歇斯底里地调节着的平衡”。

    L.B.G.“伪装正常”的看法，G无法得出，倒不如说他在正常禀性下抗拒正常。清运垃圾工作是他的职业志愿和目标，他本能地寻求适合于他的对立这一事实证明:一种旨在清洁但又被认为肮脏的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