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社交中的女人

    家庭（the family）不是一个封闭的共同体：由于与其他社会单位相沟通，它的封闭性在减弱；家（the home）不仅是禁烟夫妻的“内部世界”，也是夫妻生活标准、财政状况、情趣爱好的表现，因而家有必要让别人去观察。主要是女人那一方在指导这种社交生活。男人则作为生产者和公民，通过基于劳动分工而产生的有机凝聚力的联结，加入这个共同体；夫妻是社会的人，他们取决于自己所归属的家庭、阶级、社交圈子以及种族，通过机械凝聚力的联结，依附于有相似社会处境的群体；妻子可以十分单纯地体现这种关系，因为丈夫的职业联系常和他的社会地位不协调，妻子却无职业要求，能够只交往和她地位相等的人们。况且，她有闲暇通过“回访”和“请客”维持这种关系；这种关系没有什么实际用途，因此，当然只有在其成员刻意坚持他们的社会等级地位的阶级中——就是说，在其成员认为比其他某些人优越的阶级中，它才是重要的。她乐于炫耀她的“小天地”乃至自己的容貌，而这些，丈夫和孩子已司空见惯，没有去注意。她的社交义务就是“装门面”，它和她抛头露面的快活结合在一起。

    她首先必须在与己有关的场合“装门面”；在家做自己的事时，她可以穿着随便；外出待客时，则要“盛装打扮”。礼服有双重功能：它既指明了这个女人的社会地位（她的生活标准，她的财富，她所归属的社交圈子），但同时也具体地体现了女性的自恋；它既是服装，也是装饰；借助于它，失去了做任何事权利的女人，觉得她表现了她所充当的角色。关心美貌和盛装打扮是一种工作，可以让她占有她的容貌，就和通过做家务占有她的家一样；于是，她的自我仿佛是她自己选择的，她自己再造的。社会习俗加深了这种以貌取女的倾向。男人的衣服和他的身体一样，将去表明他的超越性而不是去引人注目；对他来说，优雅的风度和英俊的外表都不需要他把自己树为客体；而且，他通常不认为他的容貌是自我的反映。

    相反，社会甚至要求女人把自己变成性爱客体。她成为时装的奴隶，时装的目的不是将她揭示为一个独立的个人，而是为了割断她与超越性的联系，使她成为满足男性欲望的猎物；

    所以社会并不想促使她进行设计，而是想对其加以阻挠。裙子不如裤子方便，高跟鞋有碍行走，长裙和礼服鞋的实用性最小，宽沿帽和长简袜最易损坏，但它们却最能表现优雅的风度；

    服装可以掩饰身体，可以改变形体，或追求曲线美；在任何情况下它都把身体放在供人观赏的地位。这就是盛装打扮成为令小女孩着迷的游戏的原因，她喜欢注视自己；后来她童年的独立性增大了，她开始反抗淡色细布和漆皮鞋加给她的束缚；到了未成熟的青春期，女孩子既希望展示自己又拒绝这样做，感到左右为难；但是她一旦接受她的性客体命运，就会喜欢装饰自己。

    如我所指出的，女人通过装饰使自己与自然相联系，同时也给自然带来人为的需求；对于男人，她是花朵，是宝石——对于她自己也是如此。她在把荡漾之水，柔和之裘皮送给他之前，自己先占有了它们。她同她的小玩艺儿，她的地毯，她的椅垫，以及她的花束的关系，远不如同和她的肉体融为一体的羽毛、珍珠、绫罗绸缎的关系那么密切。它们的五光十色，它们的柔软质地，弥补了她命定属于的性爱世界的粗糙生硬；她对它们看得越重，她所得到的肉欲满足就越少。许多女同性恋者身着男装，不只是为了模仿男人并向社会挑衅；她们没有必要去抚摸天鹅绒和绸缎，因为从女性身体也可以发现这种被动的特质。异性恋女人在委身于男性的粗野拥抱时，则除了自己的身体无任何肉体猎物可拥抱（即使她喜欢也是如此，若不喜欢则更是如此），所以她才在身上洒香水，让它变成花朵，而她脖子上的钻石项链，则与她的皮肤交相辉映；只要占有了它们，她就可以认为自己是天下最大的富翁。她不但贪图它们所给予的感官快活，而且有时也贪图它们所带来的感情与理想的价值。这个珠宝是个纪念品，那个珠宝则是个象征物。有些女人把自己变成了一束花，一个鸟笼，有些女人则把自己变成了博物馆，还有一些女人把自己变成了难解的符号。乔吉特·勒布朗在她的《回忆录》中回忆她的青年时代时这样写道：

    我总是打扮得像一幅画。有一个星期我想把自己打扮成范·艾克式人物，鲁本斯寓意画中的人物，或者持姆笔下的圣母。我依然可以记得，一个冬日，我穿着镶着银边、用紫天鹅绒做的无袖长袍，穿过布鲁塞尔的马路。我拖着长长的衣裙，不屑将它提起，诚心诚意地让它在人行道上扫动。黄色的裘皮帽子军在我的金发上，但最不寻常的要数我领头上的那颗钻石了。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很简单，是因为我喜欢，是因为这样做会令我觉得我的生活极其超凡脱俗。我越是受到嘲笑，就越是打扮得离奇。由于受到嘲笑，我羞于对我的容貌作出哪怕是最微小的改动。改动是令人感到屈辱的退让……在家可就不一样了。我的模特儿就是高佐利和弗·安吉里克的天使，就是伯恩．琼斯和瓦兹的画中人。我穿的衣服总是天蓝色和金黄色的，折迭的衣裾在我周围飘动。

    在精神病院可以发现滥用各种装饰品的最典型的例子。有的女人无法控制自己对珍奇物品和象征性物品的喜爱，忘记了自己的真实外貌，不顾一切地过分打扮自己。于是小女孩把盛装打扮看成掩饰术，认为它可以把自己变成仙女、王后或花朵；当她戴着花环和缎带时，她认为自己很美，因为她认为自己和这些极美的装饰完全一样。天真的少女迷恋某种衣料的颜色，却未注意到她如土的肤色。在成年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当中，也可以发现这种追求花哨的恶癖，她们只迷恋于外部世界，却不去注意自己的容貌；她们对这些古代织物，这些珠宝极其神往，兴致勃勃地为古代中国或中世纪扬幡招魂，对镜子却只给予急促的有成见的一瞥。

    人们有时会惊讶地发现，稀奇古怪的装饰甚至深得年纪较大的女人的喜爱：王冠、饰带、绚丽的服饰、奇特的项链；不幸的是，这些东西让她们衰老的容貌变得引人注目。在这些女人当中，许多人已经失去了诱惑力，盛装打扮对她们只不过是消磨时光的一种游戏，这和她们小时候一样。另一方面，风度优雅的女人，若有必要也会追求感官的和审美的快感，但她肯定会让它和她的容貌相般配；长裙的颜色将会有助于表现她的肤色，其剪裁的方式也将会突出或改善她的体型。她所看重的是让自己得到修饰，而不是去修饰她的那些东西。

    打扮不仅仅是修饰；我已经说过，它还表明了女人的社会处境。只有妓女才会去专门发挥性客体的功能，因为她除了这样炫耀自己不可能有别的做法；正如桔黄色的染发、古香古色的大花袍子、高跟鞋、浓烈的流行香水味，都是在为她的职业做广告。任何别的类型的女人，若是“打扮得像个街头妓女”，便会受到人们的批评。她的性爱能力同她的社交生活是结合在一起的，因而显然在人们面前只应当显得庄重。但是，还应当特别指出，庄重决不意味着穿着呆板。女人过分明显地迎合男性的欲望固然令人厌恶，但拒绝这种欲望也是不足称道的。人们会以为她想当个男人，或可能是个同性恋者；或者她想标新立异，无疑是个怪物。

    她要是拒绝接受她的性客体角色，就是在向社会挑衅，就也许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只要她不想标新立异，那么就必须保持女性气质。根据习俗，裸露痛和适度的举止可以达成妥协；有时胸脯是“正派女人”必须遮掩的，有时甚至连足踝也必须遮掩起来；有时少女可以突显自己的勉力，以吸引可能的求爱者，而已婚女人则要完全放弃对自己的修饰，许多农村文化就是这样要求的；有时少女却必须穿上薄薄的、色彩单调的、式样守旧的长衣，年纪较大的女人则可以穿上质地厚实、色调丰富、款式颇为诱人的束身长衣；对于16岁的孩子来说，黑色似乎是显眼的，所以它不是这种年龄该穿的颜色。

    这些规矩当然不能忽视；但一般来说，即使在最保守的圈子里，女人的性的一面也会受到强调；比如牧师的妻子就把头发做成波浪形，化了淡妆，谨慎地追求着时髦，对自己身体的吸引力表示关心，这说明她接受了自己的女性角色。性爱生活与社交生活的这种结合，在晚礼服表现得尤其明显。为了表明这是以奢侈和惊人的浪费为标志的社交场合，晚礼服应当价格昂贵，质地脆弱；它们还应当尽可能地令人感到不方便；裙子要又长又宽，或要窄得像紧裹在身上，几乎让人无法行走；在珠宝、荷叶边、亮晶晶的饰片、花饰、羽毛和假发之下，女人变成了有血有肉的玩偶。甚至连这肉体也在展览之列，犹如盛开的花朵展示在人们面前；

    女人也在展示她们的肩膀、背部和胸部。除非狂欢时，男人对这一切不应当表现出过多的兴趣，他们只能瞟上一眼，只能在跳舞时拥抱。但若能在充满如此精致宝物的世界成为国王，每个人都会心醉神迷。就男人而言，在这里聚会具有物物交换的礼仪的一面，这种礼仪要求交换礼品，每个人都把属于个人财产的女性身体，通过展览，作为礼品赠送给其他所有的人。

    穿晚礼服的妻子扮成一般的女人，去博得所有男性的欢心，满足她的所有者的自尊心。

    由于化妆具有社会意义，女人便有可能通过穿着方式去表明她对社会的态度。她若是服从既定秩序，就会表现出一种谨小慎微和优美动人的风度。这里可以有许多微妙的差别：她可以把自己表现为脆弱的、幼稚的、神秘的、坦率的、自我克制的、快活的、相当勇敢的、贤淑的。或者相反，她若是蔑视惯例，就会通过标新立异使这一点昭然若揭。值得注意的是，在许多小说里的“解放型女人”，以大胆的服饰去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突出表现她的性客体本性，因而突出表现她的依附性。比如说在埃迪丝·华顿的《无知的年龄》里，一个年轻的离婚女人就有着冒险的过去和鲁莽的气质，第一次出现就极其坦胸露肩；对她来说，她所招致的阵阵流言蜚语，清楚地反映了她对循规蹈矩的蔑视。同样，少女喜欢打扮得像个成年女人，年纪较大的女人则喜欢打扮成小女孩，高级妓女喜欢打扮成上流社会的女人，而后者却喜欢打扮成“荡妇”。

    即使每个女人的打扮都符合她的身份，也同样会有小把戏存在：技巧和艺术一样，属于想像王国。不但腹带、乳罩、染发剂、化妆品掩饰了身体和面容，而且阅历极浅的女人，一旦“打扮起来”就会让人不识庐山真面目；她和图画、雕像或舞台演员一样，是一个假定某人并不存在的作用物——就是说，她代表她所扮演的角色，但又不是这个角色。对和小说主人公、肖像或雕像一样非现实的、固定不变的、十分完美的某人的这种认同，使她感到满足；

    她努力认同于这种形象，她觉得只有具有光辉的形象，自己才是稳固的，她自己的生存正当性才会得到证实。

    正因为如此，我们在玛丽·巴什基尔切夫的《心灵独白》中，才会看到她不厌其烦地对自己进行连篇累牍的形象描绘。她毫无遗漏地向我们展示了她的服装；每种新的装饰都会让她觉得自己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使她更新了对自我的崇拜。

    我拿了一块母亲的大披巾，在中间剪了一个洞，让头可以钻进去，然后把每个边缝在一起。这块垂落时有古典褶折的披巾，给我平添了一种东方的、圣经般的异国风度。

    我到拉弗里埃尔时装店去，加洛林用了3个小时为我制作了一个长袍，穿上它，我觉得人就像笼罩在云彩里。她把一块英国皱绸给我披上，正是它使我显得苗条、优雅、修长。

    我穿着一件飘逸的暖呢长袍，样子就和勒费弗尔似的，他非常懂得该怎样用朴实无华的衣料来衬出他年轻矫健的身材。

    她天天都在唠叨着这样的句子：“我穿黑色时很迷人……穿灰色时我很迷人……我穿白色时，也很迷人。”

    德·诺阿耶夫人认为服饰十分重要，她在《回忆录》里痛苦地叙述了一件没有做好的长袍所引起的轩然大波。

    我喜欢活泼的颜色，及它们狂放的对比；一件长袍犹如一幅风景画，犹如命运之路的起点，犹如对冒险的许诺。但当我穿上那件很不合身的长袍时，我因当时显现出来的缺陷而不能不痛苦。

    服饰对许多女人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它们可以使女人凭借幻觉，同时重塑外部世界和她们的内在自我。l·柯恩（l·Ke－Un）所著的德国小说《穿人造丝的少女》，描绘了一个少女对白斗篷的激情。她喜欢它给感官带来的温暖，而且裹在那考究的折皱中时，她体验到了一种无比幸福的安全感；她借助于它占有了美的世界，占有了完全超乎她现实之外的命运。

    既然女人是客体，完全可以理解，她的内在价值要受她的服饰风格的影响。她如此看重丝袜或尼龙袜，看重手套，看重帽子，并非完全无用，因为保持自己的地位是她必须履行的义务。在美国，做工的女孩子把大部分生活费用于美容和服装。在法国，这种花费要少一点；

    但情况依然是，女人打扮得越漂亮，她就越受到尊重；她越是需要工作，绝佳的外貌对她就越是有利；姣好容貌是一种武器，一面旗帜，一种防御，一封推荐信。

    优美也是束缚；其好处要付出代价才能够换来；而且其花费是如此昂贵，以至商店保安人员常常当场抓到偷香水、丝袜、内衣或诸如此类物品的上流女人或女演员。许多女人为了打扮得漂亮而行娼或接受经济“资助”；服饰使她们需要有额外的钱。打扮得漂亮还要花费时间和精力；但这种任务有时也会带来正面的快活；在这个领域和家庭用品市场一样，可以发现隐藏着的宝藏，可以发现到处在讨价还价，可以发现运用策略、施展计谋和独出心裁。如果女人心灵手巧，她甚至可以三下五去二地为自己缝制新式服装。成交是一种冒险，新式服装是一种赞美，化妆或做发型可以代替创作艺术品。女人在今天比以前更懂得通过运动、体操、沐浴、按摩和保健食品去开发身体的快活；她可以决定自己该有多重的体重，该有什么样的体型以及什么样的肤色。现代美学观念使她有可能把美和活动结合起来：她有权锻炼肌肉，她拒绝发胖；她通过体育把自己肯定为主体，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她的偶然性的肉体的束缚；但这种解放也很容易重新陷入依附性；好莱坞明星虽然战胜了本性，但她同时也变成了受制片商操纵的被动客体。

    除了这些当然可以让女人感到高兴的胜利，保持吸引力和保持良好的家庭环境一样，还意味着同流逝的时光作斗争；因为她的身体也是一种随着时间的逝去而退化的物体。在《输家》中，柯莱特·奥德里描绘了这种可以和主妇同灰尘的斗争相比的斗争：

    这已不再是年轻时那结实的肉体了；从胳膊到大腿，肌肉的形状在复盖着松弛皮肤的脂肪层下显露出来。她很烦恼，于是重新修改了她的日程表：早上做半小时健美操，晚上，在上床前做15分钟的按摩她开始查阅医学书籍和时装杂志，开始注意观察她的腰围。她做果汁喝，偶尔服用泻药，并戴橡皮手套洗碟子。她的两件心事——恢复身体的青春和翻新房子，最后变成了一个，于是她终于到达了一个死点……世界仿佛停顿了，悬在衰老和腐败之外……她现在在游泳池认真上课，以求改善她的形体，美容杂志使她注意经常重复的处方。金格·罗杰斯吐露说：“我每天早上用梳子击头100下；这正好用两分半钟，而我的头发如丝一般……”怎么才能让你的足踝变得细长呢？每天用脚尖抬起身体力次，不要让脚跟挨地；

    这种锻炼只须用一分钟，一天抽出一分钟又算什么呢？此外，还要用油洗指甲，或用柠檬洗手，或用捣碎的草莽涂在面颊上。

    在这里，例行公事又使美的关注和衣柜的保养变成了单调乏味的苦差事。所有的生长物都会对贬值产生恐惧，而这种恐惧在某些性冷淡或受挫的女人当中，也将引起对生命本身的恐惧：她们努力保养自己，就像别人保养家具或罐头食品那样。这种消极的固执态度，使她们成为自己生存的敌人，或使她们对别的人或物怀有敌意：美食会破坏体形，葡萄酒会损害肤色，笑得太多会产生皱纹，阳光会伤害皮肤，睡眠会使人迟钝，工作会让人憔件，爱情会令人有黑眼圈，接吻会弄红面颊，抚摸会使乳房变悴，拥抱会使肉体枯萎，做母亲则会使面容和体型变丑。我们都知道，年轻的母亲在躲开对她的舞衣特别感兴趣的孩子时是多么气愤：

    “别用你那油腻腻的手来碰我，你会弄脏我衣服的！”卖弄风情的女人也同样会拒绝丈夫或情人所献的殷勤。她想保护自己，不受男人、世界和时间的干扰，就像一个人用套子保护家具那样。

    但是所有这些预防措施，都不会阻止出现白发和鱼尾纹。女人从年轻时就知道，这种命运是无法避免的。尽管她处处小心，还会发生意外：酒洒在了她衣服上，香烟烧坏了衣服；

    这标志着舞厅上的那个带着高傲的微笑、华贵而又快活的人儿消失了，因为她现在是一副主妇般的严肃认真的表情；这一点突然变得一目了然，原来她的服饰并不是犹如烟火的一组艺术品，在瞬息之间迸发出光芒，有着片刻的灿烂光明。宁可说它是一种财富，一种资本，一种商品，一种投资；它意味着牺牲；失去它是真正的灾难。污点、裂缝、拙劣的做工、难看的发型，是比把烤肉烧焦了、把花瓶打碎了更为严重的事故；因为不但时髦女人把自己投射到物当中，宁肯把她自己变成一个物，而且她毕竟直接感受到了威胁。她和裁缝和制帽者之间的关系，她的烦躁，她的苛求——这一切都表明了她的认真态度和不安全感。一件做得很成功的长袍，使她成为她梦中的人物；但是过时或不得体的服饰，则会让她觉得自己是一个流浪者。玛丽·巴什基尔切夫告诉我们，她的幽默感，她的举止和面部表情，均有赖于她的长袍；当她的穿着不得体时，她感到尴尬而平庸，因而感到耻辱。许多女人宁愿错过一次机会，也不愿意穿着很不得体地出门，即使她们本人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

    有些女人声称她们“是为自己而打扮的”，可是我们已经看到，甚至在自恋时也隐含着让别人观赏的意思。爱打扮的女人若是不被人看到，便永远无法得到完全的满足，除非她们是精神病患者．；通常她们希望有个见证人。托尔斯泰的妻子在结婚十年以后，仍希望别人仰慕她。她喜欢缎带和装饰品，希望把自己的头发弄成波浪形；要是无人注意，她就会问，这是怎么回事？而她觉得好像要哭出声来了。

    丈夫并不善于扮演这种见证人的角色。在这方面，他的要求仍是模棱两可的。如果他的妻子太吸引人了，他会感到嫉妒；但所有的丈夫在某种程度上都有点像甘大略王；他希望妻子能够为他赢得名声，他希望妻子典雅、美丽，或至少也要“说得过去”；若不然，在有客人时，他很可能会不高兴和热嘲冷讽。我们已经看到，在婚姻当中，性爱的价值和社交的价值并非完全是可以协调的，这种对立也反映在这方面。在丈夫看来，妻子强调性欲表明她格调低下；他不赞成蛮横无礼，尽管他觉得这在别的女人身上是很有诱惑力的，而这种不赞同的态度扼杀了他在别的情况下可能产生的任何欲望。如果他的妻子穿着朴实，他倒是满赞成的，但又会产生不了热情：他认为她无吸引力，隐隐地觉得她应当受到责备。有鉴于此，他很少因为他个人而对她加以审视；他用别人的眼光去观察她。“人们会说她些什么？”他的推测不可能正确，因为他认为别人也会持他身为丈夫的观点。

    没有什么会比丈夫羡慕别的女人的衣服和举止，却对她有同样的衣服和举止加以批评更让女人愤怒的了。而且还应当说，他离她太近了，近得无法看清她；对他来说，她的面目永远是一样的；不论是她进行了新的打扮还是她的发型有了什么变化，他都未注意到。甚至连钟情的丈夫或热情的情人，也往往会对女人的衣服不去注意。如果他们强烈地爱着裸体的她，那么就是最合身的衣服也只会把她给掩盖起来；她不论是讲究打扮，还是疲惫不堪，或是令人眼花缭乱，对他们都是同样可爱。如果他们不再喜欢她，就是穿上最讨人喜欢的衣服也将无济于事。服饰可以成为征服的武器，但不是防御的武器；其艺术在于制造幻觉，它提供了一个可见的想像中的物体；但是在肉体的拥抱中，和在人们所熟知的日常生活中一样，所有的幻觉都从视线消退了；夫妻感情如同肉体之爱，存在于现实的层面上。女人在为她所爱的男人打扮。多萝西·帕克在她的一部小说中，描写了一位年轻妻子急切地盼望丈夫休假回来小住的情形；为了这件事，她决心让自己变得楚楚动人：

    她买了一件新衣服，黑色的——他喜欢黑色的衣服；简单的，他喜欢朴素的衣服；太贵了，贵得她不愿意去想它的价钱……

    “你喜欢我的衣服吗？”

    “哦，是的，”他说，“我一直很喜欢你身上的那件衣服。”

    她仿佛是呆住了。“这件衣服，”她以明显凌辱的口吻，有板有眼地说，“是个新牌货。以前我从未穿过。要是你有兴趣，我就告诉你，我是特地为今天才把它给买来的。”

    “对不起，宝贝几，”他说，“哦，确实，我现在看出来了，这根本不是那件衣服。我觉得这太好了，我喜欢你穿黑色的。”

    “像这种时候，”她说，“我简直希望我是为别的理由才穿上它的。”

    人们常说，女人打扮是为了引起别的女人的嫉妒，而这种嫉妒实际上是成功的明显标志；

    但这并不是唯一的目的。通过被人嫉妒、羡慕或赞赏，她想得到的是对她的美、她的典雅、她的情趣——对她自己的绝对肯定；她为了实现自己而展示自己。她为此忍受了令人痛苦的依附地位；主妇的奉献即使未得到承认也还是有用的；卖弄风情的努力若末能引人注意则是白费功夫的。她想得到对自己的明确评价，这种绝对的要求使她的探索充满烦恼；单是一声简单的谴责，这顶帽子就变丑了；赞美声使她快活，但失败却把她给毁掉；正如绝对只有通过一系列无止境的例子才能够得到证明，她将永远不会取得最后的成功。这就是时髦的女人、卖弄风情的女人极易受到伤害的原因；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有些美丽而且十分受人崇拜的女人不胜悲哀地确信，她们既不美也不典雅，她们恰恰缺乏一位未知法官的最终赞美的原因；因为她们的目的是追求不可能实现的存在（being）的永恒状态〔en-soi（自在）]。这些超级时髦的女人确实难得，她们本人就是典雅法则的体现，她们无可挑剔，因为正是她们根据认可规定了成功和失败；当她们的法则容忍时，她们能够被视为成功的楷模。不幸的是，这种成功对任何人都毫无用处。

    打扮同时也意味着出门和款待；就此而言，这是它的初始目的。女人为了炫耀她的新装，一个客厅一个客厅地请别的女人看她是如何料理自己的。在某些特别正式的场合，她要求丈夫陪伴着她；但通常她在履行她的“社交责任”时，他正在工作。这种职责极其无聊，这已被描写过千百次了。这种情况应当用这个事实来解释：因履行社交“义务”而聚在一起的女人，她们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事情。没有任何共同感兴趣的东西能够使律师的妻子和医生的妻子——或者多伊博士的妻子和罗伊博士的妻子，结合起来。在一般的谈话中，谈孩子的恶作剧或做家务的难处的实属不佳的表现。所以女人只好评论天气和最新的畅销书，或者也许只好说点从丈夫那里抄来的某些普通的泛泛想法。举办家庭宴会的风气逐渐消失了，但名目繁多且令人厌倦的拜访义务，在法国依然存在。在美国常用打桥牌代替谈话，这只对喜欢玩这种游戏的女人才有利。

    但是，较之这种履行令人厌倦的传统责任，社交生活确实也有更吸引人的一面。接待客人的内含，不只是欢迎别人到女人自己家来；它还使住处变成了迷人的领地；社交的功能是一种聚会，也是一种礼仪。女主人展示她的财富：银器、亚麻织物、玻璃器皿；她安排插花。

    插花虽然短命而无用，却象征着以昂贵奢侈为其鲜明特征的聚会，其毫无必要的铺张；花瓶里开放着的花朵注定要早谢，它们代替了篝火、熏火，以及没药、祭酒和祭品。桌子上摆满了美食和珍贵的葡萄酒。其意图是想发明出一些高雅礼品，而这些礼品要既能满足客人的要求，又能预知他们的欲望；就餐变成了神秘的礼仪。弗吉尼亚·沃尔芙在《达洛威夫人》的一段中强调了这一面：

    于是，系着围裙戴着白帽的女仆，以及并非必要的侍女，开始来回穿梭于旋转的门，无声无息，姿态优美；但是这种穿梭，从一点半到两点，对伦敦上流社会的女主人们所操纵的神秘或大骗局已是轻车熟路，只要一挥手，穿梭就停止了，首先起而代之的是对食物（吃多少都不用付钱）的极大幻觉；然后桌子随意地展开，上面有林子、小垫、红果托；薄薄的棕色奶油覆盖着比目鱼；砂锅里浸泡着分开的小鸡；五光十色的、非一般家庭可比的炉火燃烧着；随着酒和咖啡（也不用付钱）的到来，刚才还若有所思的眼睛闪出了快活的光芒；对于这文雅深沉的眼睛，生命仿佛如音乐一般美妙、神秘。

    操纵这些神秘的女人非常自豪，她认为自己是完美时刻的创造者，幸福和欢乐的赐予者。

    通过她，客人们才聚在了一起，事情才得以发生；她是快乐与和谐的无偿源泉。

    这正是达洛威夫人所感受到的：

    但是假如彼得对她说：“是的，是的，但你的那些聚会——你的聚会究竟有什么意思？”她只能这么说（别指望有人能理解）：这是请客嘛……手先生住在南辛顿；有的人住在北边的贝斯沃特；还有的人，也许住在伦敦贵族区。她觉得她对他们昼思夜想，她觉得多么凄凉；她觉得多么可怜；她觉得要是他们能够聚在一起该有多好；于是她就这么做了。这就是请客；为了聚在一起，为了创造；但这究竟是为谁？

    也许是为请客而请客。不管怎样，反正这是她的奉献。她别无所有……

    任何人都能够这么做；不过她的确有点崇拜这种人，不能不认为，终归是她办成了这件事。

    如果在这种为别人的服务中只有慷慨，这种聚会就确实是聚会。但是社会常规的影响，很快把庆典变成了制度，把馈赠变成了义务，把聚会上升到了礼仪的地位。当客人在宴会上享受时，身为客人的她不得不想到，她也必须举办一个同样的宴会作为回报：她时常抱怨对她的款待太挥霍了。“X的宴会不过是想给我们留下点深刻的印象而已，”她有点不快地对丈夫说。例如我就听说，在上次战争期间，在葡萄牙小城举办的茶会变成了非常奢侈的聚会，因为每次聚会，女主人都认为有义务让她的糕点无论在种类上还是在数量上，都超过上一次；

    这种聚会的开销变得如此昂贵，以至有一天所有的女人都同意，以后的聚会，除了茶水不提供任何东西。

    这时，举办聚会便失去了其慷慨大度的富丽堂皇，变成了沉重的义务；宴席用品只会带来麻烦：玻璃器皿和桌布必须用心照看，香槟和糖果要准备足够的数量；摔坏杯子、烧坏椅垫意味着灾难；第二天必须进行清理，把东西放得井井有条。妻子害怕这种工作。她感受到五花八门的屈从是主妇命运的鲜明标志：她要屈从于蛋奶酥、烤肉、肉贩、厨师，以及临时帮手；她要屈从于她的丈夫，为某种难处而愁眉苦脸；她要屈从于客人，去估量家具和美酒，并判断这次聚会是否办得成功。

    只有慷慨而自信的女人，才会安然经受住这种考验。成功能给她们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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