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中老年女人

她更镇静、伪善；就是说，她自动让位时较少有被夺权的焦虑；是她创造了一个肉体存在，所以她像对自己的生存那样对一种生存取得了控制权：她把他的行动、他的工作、他的优点据为己有。在颂扬她的子宫结出的果实时，她把她本人捧上了天。

    靠代理人生活虽然方便却始终是不安全的。事情的结果可能违背她的初衷。儿子往往只是个饭桶、无赖、不成器的家伙、笨蛋、忘恩负义之徒。母亲对假定他要体现的英雄有自己的想法。没有哪种人比能真诚地尊重孩子人格的、甚至在失败时也能承认他有自由共和他一起承担献身于事业所要冒的种种风险的母亲更少见的了。我们倒是常常可以碰到这样的母亲，她们仿效受人赞许的斯巴达人，兴高采烈地让儿子要么胜利，要么去死；仿佛儿子在世上的职责就是要去证实母亲生存的正当性，获得那些她认为对他们俩都有益的东西。母亲要求这个神童的设计符合她自己的理想，而且他这些设计的成功实现是万无一失的。每一个女人都想生出一个英雄、天才；但所有真正英雄和天才的母亲，都抱怨她们的儿子伤透了她们的心。

    实际上，男人往往是在违背母亲意愿的情况下，赢得她作为个人装饰梦寐以求的、放在她的脚下甚至都不敢承认的战利品的。她即使在原则上对儿子的事业表示认可，也会被一种矛盾折磨着，这种矛盾和折磨恋爱女人的矛盾相似。为了证实他的生命——还有他母亲的生命是正当的，他必须勇往直前，向着某些目的和目标超越他的生命；为了达到它们，他必须有损于健康也在所不惜，必须招惹风险。但是当他把某些目标置于活着这一单纯事实之上时，他便会对母亲的礼物的价值产生怀疑。她对此深感震惊；只有在她所生出的这个肉体对于他是至善（the Supreme good）的时候，她在男人面前才会拥有主权。他没有权利摧毁她忍着剧痛生出来的东西。“你会搞垮自己的，你会生病的，你会出毛病的，”她在他耳边絮絮叨叨地说。

    然而她也十分清楚，仅仅活着还是不够的，否则生育本身就会变得多余。如果她的子女是个懒鬼、懦夫，她会第一个反对。她的大脑一刻也没有休息。他出征参战，她希望他能活着回来——但要载誉而归。她希望他的事业能成功，但又唯恐他劳累过度。不论他做些什么，她总是放心不下，无可奈何地看着事业是属于他的，她无法控制。她唯恐他会迷路，唯恐他会失败，唯恐成功会毁了他的健康。她即使信任他，年龄和性别差异也会有碍于母子间的真正合作；她不熟悉他的工作，况且他也没有要求她合作。

    这解释了为什么即便母亲为儿子特别感到骄傲，也总是感到不满意的原因。她认为她不但生出了一个活生生的身体，而且创造了一种绝对必要的生存，于是她回顾往昔时觉得自己生存的正当性得到了证实；但证实这种正当性对她并不是一种职业：她必须继续行善以充实她的日子；她希望自己对她的神是不可缺少的。施加在这个信徒身上的骗局，在这种情况下会遭到无情的揭穿：他的妻子会剥夺她的职能。人们常常描述她对这个“夺走”她孩子的陌生女人所怀有的敌意。母亲会把分娩这个野蛮而不自觉的过程，升到神圣而神秘的高度，拒绝承认人的决定可以起较重要的作用。在她看来，价值已经确立，它们始于本性，始于过去：

    她误解了自由所承担的义务的价值。她儿子的生命是从她那里得到的，而他从这个他昨天还不认识的女人身上，又能得到什么恩惠？肯定是由于某种巫术，那个女人才能够说服他去过那种至今尚不存在的结合生活；那个女人诡计多端，自私自利，是个不吉利的家伙。母亲急切地盼望着这种欺诈行为会被揭穿；她受到好母亲（她用双手包扎好了坏女人留下的伤口）

    古老神话的鼓舞，所以她注意观察儿子的脸色，看看是否有不幸的迹象——尽管他否认，她还是发现了这些迹象。他虽然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可她还是可怜他；她暗中监视着儿媳妇，对她百般挑剔；母亲用过去早已习惯的方式，来反对她的每一项革新，谴责这个侵犯他人权利者的存在。

    每一个女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去理解心上人的幸福：妻子希望看到他是一个男子汉，以便通过他去征服社会；母亲则希望对他加以保护，把他带回到童年时代。年轻的妻子期望她的丈夫能够变成富翁或名人，母亲则用他的本性难移这一法则，去反对妻子的打算：他是娇嫩的，他绝不可以劳累过度。当轮到新来的女人怀孕时，过去与未来的冲突加剧了。“孩子的出生即父母的死亡”；在这种时候，这一真理显示出其全部的残酷力量：希望靠儿子活下去的母亲认识到，他就要判处她的死刑。她给予了生命；生命将继续存在，可是她却要消失了；她不再是那个大母神（themother）——她只不过是一个环节。她从永恒的偶像天国殒落，此后只不过是一个完蛋了的、过时了的人。在这种时候，她的仇恨在病态情况下可能会发展到极其严重的地步，以至会引起神经病或驱使她去犯罪，如勒费弗尔夫人就是这样。

    在正常情况下，祖母能够克服她的敌意；有时她顽固地认为婴儿只属于她的儿子，她爱他爱到了专横的程度；但通常年轻母亲会宣称孩子是属于她自己的；祖母的嫉妒使她对幼儿有一种暧味的感情，敌意掩饰在焦虑的外表之下。

    母亲对成年女儿的态度是极其矛盾的：她希望儿子能够成为一个神，而希望女儿是一个替身。这个替身是一个可疑的人物，往往会伤害原型，如我们在坡的故事和王尔德的《道林·格雷的画像》里就是这样看到的。所以，女儿在变成女人的同时，也宣判了她母亲的死刑；然而她却让自己继续活着。母亲的行为依她从孩子的蓓蕾初放中所看到的是毁灭还是再生，而有很大的不同。

    有的母亲冷酷而又怀有敌意。她不能接受一个欠她一条命的忘恩负义之徒来顶替她。人们常注意到风骚女人对衬出她矫揉造作的青春少女所感到的嫉妒：把每个女人都视为可恨的竞争者的她，甚至把她自己的孩子也看成了竞争对手；她会把她赶走，或者让她呆在她看不见的地方，或者设法剥夺她的社交机会。她虽然为自己身为妻子和母亲堪称典范、举世无双而感到骄傲，但仍会为反抗罢黜而进行残忍的斗争。她总在说她的女儿只不过是个孩子，把她做的事视为儿戏；她太年轻，不宜结婚，太娇嫩，不宜生育。如果她坚持想有一个丈夫、家庭和孩子，那么这一切都是言不由衷的。母亲绝不会对挑剔、嘲讽或预言要出问题感到麻烦。如果有可能这么做的话，她会罚女儿永远留在童年阶段；如果无可能，她也会试图毁掉女儿勇敢得到的成人生活。我们已经看到，在这方面她往往会成功：由于受这一有害的影响，许多年轻女人一直不育或流产，不会哺育孩子，或者不会理家。夫妻生活将是不可能的。由于不幸与孤独，她将会在母亲主权的卵翼下寻求庇护。如果她反抗，她们将会永远冲突与对立；受挫的母亲常把对女儿蛮横无车L的独立的愤怒转嫁到女婿头上。

    热情认同于女儿的母亲，其专制程度一点儿也不会小；她想利用她成熟的经验重度一次青春，以便在把她自己从过去拯救出来的同时，挽救她自己的过去。她要根据她所梦寐以求但从未有过的丈夫的标准，亲自挑选一个女婿；她卖弄风情而又自作多情，所以她很容易认为女婿在心底暗暗要娶的是她；通过女儿，她满足了自己对财富、成功和名声的旧有欲望。

    这些女人常被描绘成怂恿她们的孩子在风流道路（电影或戏剧表演）上继续走下去；她们在照顾孩子的借口下，接管了她们的生活。我曾听说，有些人会走得很远，甚至把少女的求婚者带到自己的床上。但是，女儿长期容忍这种监护的情况则十分少见；她一找到丈夫或可靠的保护人，就会起来造反。岳母对女婿开始十分喜爱，后来会怀有敌意；她哀叹人的忘恩负义，以受难者自居；这回该轮到她变成一个有害的母亲了。

    许多女人预见到这些失望，看到女儿长大时，便采取一种冷漠的态度；但倘若如此，她们就会很少能从女儿身上享受到快活。一个母亲要是想通过孩子的生活得到充实，不至于变成他们的暴君或成为受他们折磨的人，就必须把慷慨和超然这两种态度结合起来，虽然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外祖母对外孙辈的感情，是她对女儿感情的延伸，有时她也会把自己的敌意转移到他们头上。许多女人强迫被诱好的女儿去做人工流产，或强迫她去弃婴乃至杀婴，不仅仅是为了阻止发生丑闻，还因为她们非常乐意剥夺女儿做母亲的权利，顽固地想保持自己的特权。她们甚至准备劝告合法母亲去流产，不哺乳婴儿，把他送得远远的。就她们而言，她们会以冷漠的态度去抹煞这个冒失的小家伙的存在；或者更可能不断地斥责、惩罚孩子，乃至对他虐待。

    相反，认同于女儿的母亲，常比这个年轻女人更急于要她的孩子。女儿被未知的小生命的来临搅得心烦意乱，但对于外祖母，这却是旧戏重演：她又回到了20年前，在小床边她又是一个年轻女人了；她重新得到所占有和支配的一切，而这是她的孩子很久没有给过她的。

    她停经以后就放弃的种种母性欲望，都奇迹般地实现了；她是真正的母亲，在照料婴儿时很有权威，而且，如果把孩子托付给她，她会热情地为他献出一切。对她不幸的是，年轻母亲很可能会坚持自己的权利；外祖母只是被认可扮演助手的角色，这也是当年她的长者所扮演的角色；她有一种被罢黜的感觉，此外她还必须认真对付她女婿的母亲，而她对这位母亲自然是很嫉妒的。怨恨往往会败坏她最初对孩子的自发的爱。许多外祖母的焦虑表现了她们的感情矛盾：她们喜欢这个婴儿是因为他属于她们，但是她们也因为他是个小陌生人而对他怀有敌意；而且她们会为这种敌意感到害臊。可是，如果外祖母一面保持她对外孙辈的慈爱感情，一面又完全放弃占有，她便可以在他们的生活中扮演守护天使的角色。由于既不承认有权利又不承认有责任，她爱他们是纯粹出于慷慨；她没有因为他们而陷入自恋的梦想中，她对他们什么梦想也没有，她不打算把她可能永远见不到的未来奉献给他们。她所爱的只不过是这个有血有肉的、时时处处都表现出他们依附性和无偿性的小生命；她不是他们的教育者；

    她不需要体现抽象的正义与法律。顺便说一下，这也许是她卷入同外孙辈的父母的冲突的原因。

    也可能有的女人没有后代，或者对后代不感兴趣；由于缺乏同子女或孙辈的自然联系，她有时人为地创造出一种相似的联系。她向年轻人表达母性的感情；不论她的爱是不是柏拉图式的，她在说她“像爱儿子似的”爱由她所保护的人时，都不全是假的：就此而言，母性的情感或多或少总带有色情的性质。那些仿效德·华伦夫人的人，在救济、帮助和塑造一个男人时，确实得到过快活：她们希望成为一种超越她们的生存的源泉的，成为这种生存必不可少的条件和基础；她们让自己成为母亲，而在她们情人的心目中，她们在这方面更胜于把自己当做情妇。母性型的女人还常收养女孩子。这种关系在这里也同样会呈现出多少带有性的性质的形式；但是不论是柏拉图式的还是肉欲的，她在被保护人身上所寻求的都是一个奇迹般地恢复青春的替身。

    女演员、舞蹈家和歌唱家变成了老师：她们在塑造学生；知识分子（如夏里埃夫人在哥伦比亚疗养时），则向门徒进行灌输；虔诚的教徒在自己周围聚集了一群精神女儿；风流女人则变成了鸨母。如果说她们以极大的热忱去从事网罗门生的活动，那么这不是出于对所致力于的领域的纯粹兴趣；她们在被保护人身上所寻求的是化身。她们专横的慷慨所引起的冲突，几乎和有血缘关系的母女之间的冲突一模一样。收养孙辈也同样是可能的；祖姑母和教母很愿意扮演祖母那样的角色。但是在任何情况下，几乎没有哪个女人会在她的后代（自然的或收养的）身上找到为她晚年辩护的理由：她无法将这些年轻人中的任何一人的事业真正据为己有。她只能要么极力坚持把它给接收过来，从而在令她失望和精疲力竭的斗争中被毁掉；

    要么她听命于只是进行有节制的参与，如通常发生的那样。年长的母亲和祖母往往会压抑她们想支配的念头，隐藏她们的怨恨；不论孩子最终给了她们什么，她们都会满足。但是倘若如此，她们就会几乎得不到他们的帮助。她们会被迫面对荒漠般的未来，无所事事，成为孤独、遗憾和无聊的牺牲品。

    这时我们便会遇到老年女人的令人悲泣的悲剧：她认识到自己已无用了。中产阶级女人在她漫长的一生中，常常不得不去解决如何消磨时间这个可笑的问题。但是当孩子已经长大，丈夫也功成名就或至少安下心来的时候，时光仍必须想点办法才能打发掉。刺绣编织就是为掩饰可怕的空闲才发明出来的；手在刺绣，手在编织，它们在活动；可这不是真正的工作，因为生产出来的东西不是所考虑的目的；它的重要意义在于消磨时间，要弄清它究竟会有什么用处也往往是个难题——也许会把它们送给朋友或慈善机构，或者胡乱摆放在壁炉台上或中央的桌子上，总之可以把它给摆脱掉。这不再是一种虽然无实用性却能表现出纯粹生活乐趣的游戏；而且它也几乎不是一种逃避，因为头脑始终是空虚的。这是巴斯卡尔所谓的“荒唐娱乐”；用织针或钩针，女人可悲地编织出了她度日的空虚。水彩画、音乐和读书，也基本上起着同样的作用；无所事事的女人在让自己适应这类事时，并不是想扩大她对世界的把握；

    而只是想排遣她的无聊。一种活动若是不能开辟未来，便会回落到空虚的内在性中；懒散的女人打开书又把它扔到一边，打开钢琴只是为了把它重新盖上，再次做起了刺绣活儿又打着呵欠，最后拿起了电话。

    事实上，她极可能会通过社交生活郭解脱；她出门、回访；和达洛韦夫人一样，她也把她的猜春看得很重。；她去参加每一次婚礼、每一次葬礼；她不再有任何属于她自己的生存，于是就鼓励交往。以前风骚的女人，现在变成了长舌妇；她观察着人们，评论著他们的举止行为；她对自己情性的补偿是向周围所有的人散布批评和忠告，不请自到地向每个人介绍她的有益经验。她若有财力，就会开始举办沙龙，希望以此侵占别人的事业和成功；有时她会以这种方式建立对自己臣民的专制统治，就像迪·德芳夫人和维尔杜安夫人那样。成为rt 个吸引中心、一种灵感，创造一个聚会点、一种气氛，这的确是对行动的一种替代。

    此外还有一些更直接干预世界事务的方式；在法国就有慈善机构和若干个“协会”，但特别是在美国，女人交往于俱乐部，她们在那里打桥牌，读书评，提供文学奖，促进社会改良。

    在欧美两个大陆，大多数这类组织的特点是，它们存在的本身就是它们自己的存在理由：它们的那种被假定当做目的的目的只不过是一种借口。其情势正如卡夫卡的寓言所描述的那样：

    无人为造通天塔操心；在准备建塔场所的四周，发展起了一个特大的城镇，这个城镇因管理、扩建以及内部争执，耗尽了建塔的所有财力。这些协会的女人在组织她们的机构时，正是这样为各种各样的事情耗尽了她们的大部分时间；她们选择理事，制定章程，进行内部讨论，和竞争协会争夺名望：任何人都不应当偷走她们的贫民，她们的病人，她们的伤员，她们的孤儿；她们宁肯看着他们死，也不愿意把他们交给另一个团体。这些女士们甚至不想要一个能消除弊端和不公正现象的社会制度，以免让她们的热心肠变得没有用场；她们庆幸战争和饥荒把她们变成了人类的恩人。很明显，在她们的心目中，这些编织品和包裹不是为了士兵和灾民而准备的，宁可说这些人是为了收到飞行帽和包裹而准备的。

    尽管如此，某些团体还是取得了积极成果。在美国，可敬的“妈妈们”的影响十分有力；

    可以解释这一点的，应当是提供她们以闲暇的寄生生活方式：由此产生了闲暇的有害性。在《毒蛇的后代》中，菲利普·怀利这样提到美国妈妈：“她对医学、艺术、科学、宗教、法律、卫生一无所知……准确地说，她对参加任何一个这类无目的的机构要做些什么，极少有特殊的兴趣，只要有事可做就行。”她们的努力同首尾一致的建设性的计划，并没有结合起来，也没有指向客观目标，这些努力只不过是想让她们的情趣和偏见专横地昭示于人，或者只不过是想为她们的利益服务。例如她们可以在文化领域扮演重要的角色，是因为她们买了大部分有关书籍，但她们读起书来却像一个人玩纸牌似的。文学只有在呼吁人们进行设计的时候，才会具有意义和尊严；它必须和人的超越运动结合起来。女人却不是这样，她滥用书籍和艺术品，把它们淹没在内在性之中；油画变成了小摆设，音乐变成了陈腔滥调，小说变成了只和编织的沙发套同值的幻梦。美国的女人应当为畅销书的降格负责；这些书不仅仅是为了让人感兴趣，而且更糟糕的，还是为了让懒散的女人对追求逃避感兴趣。至于妈妈们的一般作用，菲利普·怀利这样写道：

    她们把政治家吓得现出一副奴才相，她们让牧师心惊胆战；她们把银行经理搅得心烦意乱，她们把学校布告栏砸得粉碎。妈妈们有许多这类机构，其真正目的在于强迫她周围的一切乖乖地服从她个人的欲望……要是有可能，她会把全城或全州的妓女都给轰出去……她要让公共汽车沿着于她方便而不是于工人方便的路线行驶……她为慈善事业举办盛大的博览会和聚会，又把所有的钱送给……看门人，让他买些啤酒，以治疗委员们次日清晨的头痛……俱乐部则为妈妈们管别人的闲事提供了无数次机会。

    这篇抨击性讽刺文章颇为真实。这些老太婆们不是政治专家，不是经济专家，也不是任何技术部门的专家，所以不可能具体地把握社会：她们对所需要采取行动的问题一无所知；

    她们拿不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她们的道德观念和康德的绝对命令一样抽象刻板；她们用颁布禁令来取代对发现进步途径的追求；她们不想积极地创造新局面。她们为消除邪恶而攻击现存的事物。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她们总是联合起来去反对某种邪恶：酗酒、卖淫、色情文学。

    她们没有认识到，纯属消极的努力是注定要失败的，这一点，在美国为禁令的失败所证实，在法国为玛尔特·理查德①促使众议院通过的关闭妓院法令的失败所证实。只要女人仍是一个寄生者，她就不可能有效地参与改善世界。

    但是尽管如此，仍有一些我们就要加以考察的女人，全力以赴地投入了某项事业，她们确实发挥了作用；这些女人不再是仅仅想填满自己的时间，她们还有希望达到的目标；她们在自己权利的范围内是生产者，所以不在我们所考察的寄生者之列。但这种改变很少见。这类女人大多在从事私人或公共活动时，没有想到要取得什么结果，而只是想采取什么方式才能够让自己忙个不停——当忙碌只是为了消磨时间时，它是没有价值的。她们许多人受这种情况的不利影响；生活了大半辈子后，她们所感到的迷们，同生活尚未展开的少年十分相似；

    两种情况他们都觉得无所依傍，周围是一片荒原；他们一边想着该有什么行动，一边喃喃自语：“这有什么用？”但是，不管是否愿意，男性少年都要走上揭示责任、目标和价值的男性的生活道路；他被抛进这个世界，他作出决定，他献身于某种事业。如果建议年长的女人，说她应当向新的未来进发，她会悲伤地回答说这太晚了。并不是说她今后的时间有限了，因为女人退休得很早；而是说她缺乏四处搜寻并发现新的目标的那种精神、那种自信、那种希望、那种愤怒。

    她托庇于已成为其命运的常规；重复变成她的模式。她变得十分吝啬；她越来越虔诚；她紧紧抓着禁欲主义不放，如同德·夏里埃夫人那样。她已干涸，变得冷漠而自私。

    老年女人在垂暮之年一般是安详的，这时她放弃了斗争，濒临死亡使她不再关心未来的一切。她的丈夫往往更老，她目睹了这种衰老，暗暗地幸灾乐祸——这是她对他的报复。如果他先死，她会愉快地承受这一损失；人们常看到，对晚年丧偶，男人比女人更加烦恼。他们从婚姻得到的比女人多，尤其是在晚年。

    因为那时整个世界都浓缩在家庭范围里；现在已不再与未来相联系。这时妻子主管日常生活，维持他们平稳的节奏。当男人放弃了他的社会职能时，他便变得完全无用了，而他的妻子至少还能够使家庭运作；她对她的丈夫是不可缺少的，而他却完全是个令人讨厌的人。

    老年女人为她们的独立感到骄傲；她们终于开始用自己的眼睛观察世界了；她们注意到她们已受到自己全部生活的愚弄和欺骗；她们头脑清醒，不再轻信，常常变得尖酸刻薄，玩世不恭。

    尤其是，“生活过来”的女人比任何男人都更加了解男人，因为她已看到男人并非是公众所看到的那种形象，而是同伙不在场时每一个男人都会暴露出的那个偶然的人，那个环境的造物。她也了解女人，因为她们只有在其他女人面前才会毫无保留地袒露自己：她一直藏在幕后。但是即使她的经验使她能够揭穿骗局和谎言，也仍不足以将真理展示在自己面前。不论有趣还是辛酸，老年女人的智慧都仍完全是消极的：它有着对立、指控和拒绝的性质；它是结不出果实的。和在她的行动中一样，对女人的寄生生活有用的最高形式自由，在她的思想中也表现为斯多噶式的否定或怀疑的嘲讽。纵观其一生，她的确任何时候都没有能够既做一个有用的人，又做一个独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