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灰色鸭舌帽

    那位车站职员和另两位邻居被响声惊醒，跑了过来。其中一个人家里有电话，维克多请他报告圣克鲁警察局。另一个叫来了医生。医生确认拉斯科被一颗子弹击中心脏，已经死了。埃都因伤不重，被送回巴黎治疗。”

    当圣克鲁的警长带人赶来，维克多向警长陈述了所发生的一切。他们一致认为应等到天亮再提取两个罪犯留下的印记。维克多便返回巴黎自己的住所。

    9点钟，他又回来听取消息，看到“陋屋”周围聚着一群好奇的旁观者，警察将他们远远地挡开。在花园和小楼里面，警员们忙碌着。凡尔赛检察院已来了人，但巴黎有命令，该案应由塞纳区检察机关来办。

    通过和圣克鲁警长的交谈和自己的分析，维克多有了一些想法，但都是否定的，因为总的来讲案情仍然迷雾重重。

    首先，从楼下逃掉的那个男人的身分没有丝毫线索。越富而去的女人也同样是个谜。

    那个女人是翻过篱笆，从与前面大路平行的小街逃走的。找到了梯子留在楼下的痕迹。梯子可能是铁制、折叠的，已不见踪影。无法知道两个罪犯是如何会合并离开这个地区的，只知道有一辆汽车从半夜开始停在300米以外、靠拉塞尔·圣克鲁种马场的地方。这辆车在1点15分时开走了，显然是通过布吉瓦尔，沿塞纳河返回巴黎。

    拉斯科老头的狗被人毒死在窝中。

    花园石子道上没有任何脚印。

    尸体上和从埃都因探长肩上取出的子弹是同一型号的，是由一枝7.65毫米口径的勃朗宁手枪射出的。枪在哪里呢？

    除此以外，没有别的收获了。维克多在记者和摄影师蜂拥而至之前着手调查。

    他害怕工作时有人干扰，害怕浪费时间，就像他常说的“空谈假设”。他只对案情感兴趣，对案件所要求作出的思考和智慧感兴趣。而其他的，如步骤、取证、追踪等，他并不心甘情愿地去做，做的时候也似乎总是独来独往、自行其事。

    他去了站台职员瓦杨家。瓦杨夫人从凡尔赛回来了，她声称自己没有认出前几天晚上在“陋屋”附近游荡的人是谁。但是瓦杨去上班时在车站前赶上了维克多，前者应邀走进了“竞技”咖啡馆。

    “您瞧，”瓦杨说，开胃酒使他的舌头灵便起来，“我内人，热尔特吕德是送面包的，她到各家去送面包。如果她讲些什么，她要承担后果的。我就不同了，我是铁路人员，是公职，我应该帮助司法部门。——

    “这就是说？……”

    “这就是说，”瓦杨压低嗓门，“首先，她和我讲的那顶灰色鸭舌帽，今天早上我在院里等麻丛下的垃圾堆里捡到了。昨晚那家伙逃跑时大概随手从我家篱笆上面扔了进去。”

    “然后呢？”

    “然后，热尔特吕德肯定地说，周二晚上见到的那个戴鸭舌帽的家伙是她每天去送面包见到的某个人，一位绅士。”

    “叫什么名字？”

    “叫马克西姆·多特雷男爵。那里，您朝左看，那幢房子，去圣克鲁路边唯一的一幢房屋，离这里约有500米远，他同他夫人和一名老女仆住五楼。都是好人，可能有点傲气，但人都很好，因此我怀疑热尔特吕德是不是搞错了。”

    “他靠利息生活吗？”

    “哪里！他做香槟酒生意。每天他都去巴黎。”

    “几点钟回来？”

    “乘晚上6点钟火车，6点19分到。”

    “周一他乘同一列火车回来的吗！”

    “一点不错。只有昨天我没法说，因为我送妻于去了。”

    维克多不再问了。事情的经过可以这样设想：星期一，在6点钟巴黎始发的火车一间包厢里，莎姗坐在拉斯科老头身边。这天她顺手偷了一只黄信封。她声音很低、几乎像没说话一样告诉拉斯科她要交给他一件东西，于是悄悄地将可能已卷扎好的信封塞给他。坐同一节车厢的多特雷男爵偶尔注意到了这一动作。他读过报纸……黄信封……心想这难道是巧合吗？……在圣克鲁，莎姗下了车。拉斯科老头一直乘到加尔什。多特雷也在此站下了车，跟着此人，记住了他住处，周二和周三在‘陋屋’四周察看，周四下了决心……

    “唯一的问题是，”维克多离开瓦杨，朝他指的房子边走边想，一这一切都连接得太好太快了。事实真相从不会这样自发地展开，从不会这样简单自然。”

    维克多上了五楼，按响门铃。

    一位戴眼镜的白发女仆开了门，没问他的名字，便将他引进客厅。

    “请递一下我的名片。”他简单地说。

    客厅同时也作餐厅，里面只摆放着几把椅子、一张桌子、一只碗橱以及一只独脚小圆桌。一切都显得简朴而整洁。墙上挂有圣画，壁炉上放着几本书和宗教宣传册。透过窗户，可以望见圣克鲁公园迷人的景色。

    一位夫人走进来，脸上带着惊讶。她还年轻，面色红润，没有搽粉，看上去很老派，胸脯很高，梳着复杂的发式，穿一件褪色的便袍。如果她不故作做态、摆出一副男爵夫人的架势，还是挺让人喜欢的。

    她和维克多对视了片刻，便冷冷地问道：“您有什么要求吗，先生？”

    “我想与多特雷男爵谈谈，是关于周一晚上在火车上发生的一些事情。”

    “大概是关于我们曾在报上读到的黄信封失窃案吧？”

    “是的。这件案子导致了昨晚加尔什的一次谋杀，被害者叫拉斯科先生。”

    “拉斯科先生！”她无动于衷地重复道，“我根本不知道这个人。你们有什么怀疑吗？”

    “目前没有。但我负责调查周一从巴黎到加尔什6点钟这次列车上的所有乘客。既然多特雷男爵……”

    “我丈夫自己会回答您的，先生，他现在在巴黎。”

    她等着维克多离开，但他接着问：“多特雷先生晚饭后有时外出吗？”

    “很少出门。”

    “可是，周二和周三……”

    “确实，这两天他头痛，便出去散散步。”

    “昨晚呢，周四？”

    “昨晚，他在巴黎有事耽搁了。”

    “他睡在哪里？”

    “不，他最后回来了。”

    “几点钟？”

    “我睡着了。他回来不一会，我听到钟敲了11下。”

    “11点？那么就是案发前两小时。您肯定吗？”

    男爵夫人以一种叫人不舒服的礼貌机械地回答问题。她这时突然本能地意识到了什么，又看一眼印有“维克多，风化组警探”的名片，冷冷地说：“我习惯只说实话。”

    “那时您同他讲什么话了吗？”

    “当然。”

    “那么您是完全醒着的？”

    她脸红了，像是羞涩，不再回答了。维克多接着问：“今天早晨多特雷男爵什么时候走的？”

    “当前厅门关上时，我醒了，钟指着6点10分。”

    “他没向您道别吗？”

    这一次，她作了反应：“这也是问题吗？”

    “我们调查有时不得不打听一些隐私。最后……”

    他从口袋里掏出那顶灰色鸭舌帽：“您看这是多特雷先生的吗？”

    “是的。”她一边仔细看着帽子，一边说，“他已经好多年没戴过这顶帽子了，我将它收在一只抽屉里面。”

    她以漫不经心的诚恳态度作了一个对她丈夫极其不利的回答。但另一方面，这样的态度不也说明在主要问题上她没有过多撒谎吗？

    维克多告辞了，并为自己的唐突造访致歉，说自己晚上再来。

    他又问了门房，回答和多特雷夫人一致。男爵约晚上11点钟叫的门，今晨6点左右外出。因为只有三套公寓被租住，而且其他两个租户晚上从不外出，门房很容易记住。

    “除你以外别的人能从里边打开门吗？”

    “这不行，得经过我的门房，门是锁着并上销的。”

    “多特雷夫人有时早上出门吗？”

    “从不。是婀娜、他们的老女仆负责买东西。瞧，她从楼梯上下来了。”

    “房里有电话吗？”

    “没有。”

    维克多走了，迷惑不解，脑中的想法相互矛盾。实际上，不管对男爵作什么样的指控，都无法推翻他不在现场的有利证明：在凶杀发生时，他呆在妻子身边。

    他吃完午饭回到火车站询问：“多特雷男爵在旅客人少时通过这里应该会被注意到，他今天早上乘过某趟列车没有？”

    回答是一致而肯定的：“没有。”

    那么他是怎样离开加尔什的呢？

    整个下午，他通过供货商、药剂师、政府官员、邮局职工等打听多特雷夫妇的情况。这趟询问使他了解到他们人缘不怎么好，并使他决定找到这对夫妇的房东居斯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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