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俄国

    战争的结束使我得以避免否则本会落在我头上的一些事情。1918年服兵役的年龄提高了，我头一回成了适龄服役的人，这我当然会拒绝的。他们要我去进行体检，但是政府费尽心机也未能找到我在何处，因为他们竟已忘记早把我投入监狱了。如果战争继续打下去的话，我本来会很快就发现自己作为一名出于良心而拒服兵役者再度身陷囹圄。从经济收入的角度看，战争的结束对我也是非常有利的。过去写《数学原理》时，我觉得靠遗产过活是有正当理由的，虽然我并不觉得有理由持有从我祖母继承来的资产的一笔附加款。我全部放弃了这笔款项，一部分赠给剑桥大学，一部分赠给纽纳姆学院，其余部分给了好几个教育机构。在卖掉了我给T.S.艾略特的那些债券以后，我就剩下每年仅100英镑左右的非工薪收入了，这是我无法处理掉的，因为它写在我的婚姻财产协议上。这似乎是无所谓的，因为我已能靠出书挣钱了。不过，在狱中时我虽被允许写关于数学的书，却不许写我可以挣钱的那类书。因此，我出狱时，如果不是桑格和其他一些朋友在伦敦给我弄到一份哲学讲师的工作，我几乎身无分文。随着战争的结束，我又可以靠写作挣钱了，从此以后，我在经济上没有遇到过严重的困难，只有在美国时间或感到拮据。

    战争的结束使我和科莉特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战争期间，我们有很多事情要一起去做，我们共同具有所有与战争有关的极强烈的感情。战后我们的关系变得愈来愈难以相处，愈来愈紧张。我们不时地像是要永远分手，但是这一次次的分开到头来都出乎意料地短暂。1919年3个月的暑期，数学家利特尔伍德和我在距离拉尔沃思一英里左右的小山上租了一家农舍。这家农舍有好多房间，整个夏天我们接待了接连不断的客人。这个地方异常之美，可以远眺沿海一带广阔辽夐的胜景。这里的游泳条件很好，而且有一些地方可使利特尔伍德大显其登山的高超本领，他在这项运动技巧上的是身手不凡的行家。在此期间，我开始对我的第二个妻子动心了。我最早是在1916年通过她的朋友多萝西·林奇的介绍与她相识的。她们俩都在格顿学院，而多萝西是我的一个学生。1916年夏，她组织了一次两天的徒步旅行，有她自己、多拉·布莱克、让·尼科和我。让·尼科是一位年轻的法国哲学家，也是我的一个学生，他因为患肺病而逃脱了战争。（他在1924年死于肺结核。）他是我所认识的最讨人喜欢的人之一，同时他非常温文尔雅而且绝顶聪明。有一次我对他说，学哲学的人应当尽力去理解世界，而不能像在大学里那样仅仅懂得以往哲学家的那些体系。他回答说：“是的，但是哲学家的体系要比世界有趣得多。”我以前没有见过多拉·布莱克，但是她立刻对我发生了兴趣。我们在希尔度过黄昏，为了饭后的消遣，我先问大家在生活中最向往的东西是什么。我记不起多萝西和尼科是怎么说的了；我说我希望像阿诺德·贝内特注95的《隐居》中的那个人那样隐身匿迹，只要我确信能像他那样在普特尼发现一个寡妇。出乎我的意料，多拉说她想要结婚，生儿育女。在此之前，我从未想到有任何一个聪明的年轻女子会坦白说出这么简单的一种愿望，我由此推断，她一定是极其纯真的。与我们另外三个人不同，她那时不是一个彻底的反战者。

    1919年6月，在多萝西·林奇的提议下，我邀请她到我和克利福德·艾伦在巴特西合住的公寓来共进茶点。她来了，我们开始进行了一场有关父权的争论。她说，至于她，如果她有了孩子，她会认为他（她）们完全属于她自己，而不打算认可孩子父亲的权利。我激动地说：“啊，我无论跟谁有孩子都行，但绝不会和你!”这场争论的结果是，第二天我和她共进晚餐，这个夜晚最后我们商定，她要到拉尔沃思做一次长时间的逗留。这一天我比往常更加决绝地与科莉特分离了，而且我并不想还会再见到她。然而，就在利特尔伍德和我到拉尔沃思的次日，我接到科莉特的电话，说她正坐一辆出租车在往下来的路上，因为几个钟头没有火车了。幸而多拉应该有几天不来的，但是整整一夏天，为了使她们来的时间不致发生冲突，我很是为难和尴尬。

    上面这段话是1931年写的，我在1949年曾将它给科莉特看过。科莉特写信给我，附上两封我在1919年写给她的信，这些信说明我已忘记了好多事情。读了它们之后，我回忆起在拉尔沃思的整个那段时间我的感情经历着剧烈的波动，那是由科莉特态度的动摇不定所引起的。她有三种不同的心态：一种是热烈的献身精神，一种是一任其永远分手的决心，一种是温和的无可无不可的态度。她的每一种心态都在我这里引起它的反响，但是她寄还我的两封信表明，我的反响比我记得的还要强烈。她和我的信都说明记忆受感情影响是不可靠的。各人都知道对方，但是这就产生了社交手腕的问题，而这也绝非易事。多拉来拉尔沃思之后我们成了情人，暑期中有她在的那些时候，过得特别愉快。我同科莉特发生龃龉主要是她不愿意有孩子，而我觉得如果我想要孩子，就不能再拖延了。多拉一心想要孩子，无论是婚生还是未婚生都可以，所以从开始我们就没有采取任何避孕措施。她略感失望的是发现我们的关系几乎立即带有结婚生活的性质，当我对她说我会很高兴离婚而同她结婚时，她竟突然哭起来，我想她是觉得那将意味着独立和无忧无虑的生活的终结。但是我们相互的感情似乎具有那样一种稳固性，使得任何不够严肃的关系都不可能有。仅仅了解她的社交能力的人很难相信在没有责任感的重压时她所具有的小精灵般迷人的神情。在月光下游泳，或者在沾满露珠的草地上赤足奔跑，正如她严肃地诉诸我想当父亲的愿望和我的社会责任感时一样，她完全唤起了我的绮思遐想。

    我们在拉尔沃思的日子，愉快的户外活动（特别是游泳）与日常谈话互相协调地进行，同我体验过的任何和谐一样美好。广义相对论那时还是很新颖的学说，利特尔伍德和我时常没完没了地讨论它。我们时常争论从我们住处到邮局的距离与从邮局到我们住处的距离是否相等，虽然我们对这个问题从未得出一个结论。这段时间对日蚀的考察证实了爱因斯坦关于屈光的预见，利特尔伍德接到爱丁顿注96打来的电报说这个结果是爱因斯坦认为应当如此的。

    正如一群彼此熟悉的人在乡间聚会时常常会做的那样，我们大家也一起开玩笑逗乐，不过临时的来客是概不许参加的。有时候礼貌上的要求弄得这些玩笑颇为难受。有一位叫菲斯克·沃伦的太太，我住在巴格利·伍德时就认识的，她很富有，漂亮而且聪明，确实非常聪明牛津大学的近代古典人文学科课程最初就是由于她的非官方的捐助而设置的。精心选择的一些教师教她希腊哲学而不要求她具有希腊文的知识。她是一个具有深沉的神秘直觉的女人，是布莱克注97的崇拜者。1914年我曾在她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乡间别墅小住，尽我所能地适应她那有点奥妙的氛围。我没有见过她的丈夫，他是单一税制的狂热信徒，有收买诸如安道尔这样的小小共和国的习惯，目的是将亨利·乔治注98的原理付诸实践。我们在拉尔沃思时，她寄给我她的一本诗集和她丈夫讲其业余爱好的一本书。同时我接到当时正在伦敦的她丈夫的一封信，说他想见见我。我回答他说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不在伦敦。他回电说他可以来同我共进午餐，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或星期五，无论哪天对我适宜都行，尽管这样做他非得早6点就从伦敦动身不可。我选择了星期五，开始匆匆地把他夫人诗集的书页裁开注99。我发现有一首诗题为“给睡在我身边的人”，诗中有这样一行：“你浑身满是尘世的酒香肉臭”。我把这首诗念给大伙听，并且把女管家唤来，命她准备丰盛的饭菜，切不可少了酒。哪知他原来是一个瘦巴巴的苦行僧似的愁眉苦脸的角色，他是那么过分的严肃认真，以致不肯将生命的一瞬间浪费在开玩笑或无聊的活动上。当我们大家都聚在一起共进午餐时，我给他奉上酒菜，他用一种愁苦的调子说：“不，谢谢你。我是一个素食主义者而且是绝对不沾烟酒的人。”利特尔伍德急忙开了一个并不逗趣的玩笑，却惹得我们大笑，而对这样的小玩笑本不值得报以如此大笑的。

    夏日，大海，美丽的乡村，愉快的友朋，加上爱情和战争结束，造成了一种几乎是理想的完美的环境。暑期末我又回到克利福德·艾伦在巴特西的那个公寓，多拉则到巴黎去进行她作为格顿学院研究员正在做的关于17、18世纪法国自由思想哲学开端的研究。我偶尔还见到她，有时在伦敦，有时在巴黎。我仍然与科莉特相见，犹豫不决。

    圣诞节时我和多拉在海牙相遇，我是到那里去看我的朋友维特根斯坦的。战前我在剑桥认识维特根斯坦。他是奥地利人，他的父亲是奥国巨富。维特根斯坦原想做一个工程师，因此到曼彻斯特去。因为读数学他对数学原理发生了兴趣，他就在曼彻斯特打听谁是研究这方面问题的。有人提到我的名字，于是他在三一学院住了下来。他也许是我所知道的如传统所说的天才的一个最完满的实例，易动感情，思想深沉，性情激烈，卓尔不群。他有一种纯真，就我所知，除了G.E.穆尔，是无人堪与伦比的。我记得有一次带他去参加亚里士多德学会的一个会议，在场的具有不同癖好的人，我都礼貌相待。当我们离开时，他竟暴跳如雷，斥责我没有对这些人说他们是一些什么蠢货，是道德的堕落。他的生活是混乱不安的，但是他有一种异乎寻常的个人影响力。他以牛奶和蔬菜为主食，我时常像帕特里克·坎贝尔夫人注100谈论萧伯纳那样想，“天可怜见，哪怕他吃一块牛排呢!”他常常每晚夜半时分来找我，像一头野兽在我的房间踱来踱去，踱上三个钟头，烦躁不安，一言不发。有一回我问他：“你是在思考逻辑呢，还是在思考你的罪呢?”他回答说：“兼而有之”，并继续来回踱步。我不想暗示他已经是就寝的时候了，因为无论在他还是在我看来，他在离开我的时候很可能会去自杀。在剑桥的第一个学期末，他来我这里说：“你认为我是一个十足的白痴吗?”我说：“你为什么要知道这个?”他回答说：“因为如果我是白痴，我会成为一个飞机驾驶员，如果我不是，我会成为一个哲学家。”我对他说：“我亲爱的朋友，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一个十足的白痴，但是如果你在假期里给我写一篇有关你感兴趣的任何一个哲学论题的论文，我会读的，然后回答你那个问题。”他照我说的做了，在下学期开学之初把他写的东西带给了我。我一读头一句话，就相信他是一个天才人物，并让他确信他绝不应该做一个飞行员。1914年年初，他到我这儿来，非常激动，对我说：“我要离开剑桥，我要马上离开剑桥。”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我的姐夫到伦敦来住了，跟他离得这么近，我受不了。”于是他到挪威尽北边的地方去度过这个冬季的其余时间。此前我有一次问G.E.穆尔对维特根斯坦的看法，他说：“我认为他很好。”我问为什么，他说：“因为他对我讲的课似乎感到困惑不解，而从来没有另一个人是这样的。”

    战争发生以后，维特根斯坦是非常爱国的，就在奥地利军队中成了一名军官。开头的几个月，我还可能给他写信，也能得到他的回音，但不久之后通信已不可能了，我对他的情况就毫无所知了，直到停战后一个月左右我才收到他从蒙特卡西诺写来的一封信，说在停战后的几天他被意大利人俘虏了，幸而随身带着他的手稿。看来他在战壕里写了一本书，希望我读一下。他是这样一种人，他在思考逻辑问题的时候，绝不会注意到吃鸡蛋要剥开蛋壳这样的琐屑小事的。他把他的书的手稿寄给我，我在拉尔沃思同尼科和多萝西·林奇做了讨论。这就是后来以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 （《逻辑哲学论》）为书名发表的那本书。显然，重要的是见到他，同他亲口讨论这本书，而最好似乎是在一个中立国同他相见。因此我们决定在海牙见面。然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却出现一个出乎意料的麻烦。他的父亲恰好在战争爆发前将全部财产都转移到荷兰了，因此始终还是那么富有。正当停战之际，他的父亲去世了，维特根斯坦继承了他的绝大部分遗产。但是，他得出的结论是：财富对于哲学家是一种累赘，因此他一分不留地把这笔遗产都给了他的一个哥哥和几个姐姐。结果，他竟没钱买从维也纳到海牙的车票，而他的自尊心又太过强烈，不肯接受我的资助。最后我们找到了一个解决困难的办法。他在剑桥住处的家具和书籍还存在那儿，他表示愿将它们卖给我。我向为他保管这些家具的剑桥家具商咨询了它们的价钱，按他的估价把它们买下了。实际上它们的价值远远超过他的估价，这是我有生以来所做的最占便宜的一次交易。这笔交易使得维特根斯坦有可能到海牙来，我们在那里待了一个星期，逐行地讨论了他的书，而这时多拉正好去公共图书馆查阅萨尔玛修斯抨击弥尔顿的言论。

    维特根斯坦虽然是一个逻辑学家，但同时又是一个爱国者与和平主义者。他对曾在前线有过友好交往的俄国人评价很高。他告诉我，有一次在加里西亚的一个村庄，他正闲来无事，找到了一个书店，心想里面也许有本什么书可看。果然有一本，是托尔斯泰讲福音书的。有一段时间，他变得非常虔诚信教，虔诚到开始认为我太坏了不能与之交往。为了维持生计，他到一个叫作特拉顿巴哈的奥地利乡村去做一名小学教师。他曾给我写信说：“特拉顿巴哈人很坏。”我曾回答说：“是的，所有的人都是很坏的。”他也曾回答说：“不错，但是特拉顿巴哈人比别处的人更坏。”我回答说，我的逻辑感反对这样一种说法。但是他的这个意见是有某种理由的。农民拒绝供给他牛奶，因为他教他们的孩子做的算术题不是计算钱数的。这段时间他一定很受了些饥寒穷困之苦，但是由于极端的高傲，他对此绝少提及。最后他姐姐决定建一所住宅，雇他做设计师。这才使得他过了几年足以果腹的日子，到这段时间的末尾他回剑桥做研究员去了，在那里克莱夫·贝尔注101的儿子用夸张的对句写了一些反对他的诗。在社交往来上他常常不很随和易与相处。怀特海曾向我讲过维特根斯坦第一次去见他的情形。那是午后吃茶点的时候，他被请进客厅。他好像就没有发觉怀特海夫人在场，而是沉默不语，在房间里来来回回地走了一会儿，最后突然迸出一句话来：“一个命题有两极。它是apb。”怀特海给我讲述时说：“我当然问他a和b是什么，但是我发现我的话说得很不得当。‘a和b是不可定义的’，维特根斯坦回答道，其声大如雷鸣。”

    像所有了不起的人物一样，他也有他的弱点。1922年他的神秘主义热情正处于高潮，他很认真地要我相信做一个善良的人比做一个聪明人更好。我发现他被黄蜂吓怕了，我们在因斯布鲁克注102找到的一个住处就因为有虱子臭虫，他不肯再住第二夜。我出行俄国和中国之后，已受惯了这类小小的麻烦，但是他认为人世的一切都无足道也的那全部信念都未能使他耐心地忍受一下那些小小虫豸。尽管有这么一些轻微的弱点，他还是一个给人以深刻印象的人。

    1920年整整一年我差不多都是在旅行中度过的。复活节时我被邀去巴塞罗那的卡塔兰大学讲学。从巴塞罗那我去了马略卡岛注103，我在那里暂住于索勒。当地唯一一家小旅店的店主人告诉我，因为他是鳏夫，所以不能供给我饭菜，但是我可以随便在他的花园里散步，可随时任意摘他的橘子吃。他说这个话时极其谦恭有礼，我觉得不能不对他表示深深的谢意。在马略卡岛上我开始了一场闹了很久、波及范围甚广的大争吵。

    我打算去俄国，多拉想跟我同行。我坚持，她既然对政治从无多大兴趣，就没有充分的理由去俄国，而且斑疹伤寒正在肆虐，我觉得没有理由让她去冒险。我们俩都很固执，这是一场无法妥协的争论。我至今还认为我是正确的，她至今也还认为她是正确的。

    从马略卡岛回来后不久，机会就来了。有一个工人代表团要去俄国，而且要我随行。政府考虑了我的申请，令我与H.A.L.费希尔面谈之后，决定让我去。要把苏俄政府说通则更难些，在我们前往途中已到达斯德哥尔摩时，李维诺夫仍拒绝给我入境签证，尽管我们在布里克斯顿狱中曾是难友。不过苏俄政府的反对终于被驳倒了。我们的代表团是稀奇古怪的一伙儿人。斯诺登夫人，克利福德·艾伦，罗伯特·威廉斯，汤姆·肖，一个叫本·特纳的大胖子老工联主义者，没有他老婆陪伴自己什么也做不了，还时常要克利福德·艾伦给他脱靴子，此外还有随行医生里登·格斯特及工会官员数人。在彼得格勒，他们把原来皇室御用的汽车交我们自由使用，斯诺登夫人常常开着它以享受它的豪华并表示对“可怜的沙皇”的怜悯之情。黑登·格斯特是一个神智论者，性情暴躁，精力旺盛。他和斯诺登夫人是完全的反布尔什维克派。我发现，罗伯特·威廉斯在俄国很快活，而且是我们这伙人中唯一的一个发表演说使苏俄政府高兴的人。他总是对他们说，革命在英国已迫在眉睫，而他们对他则倍加恭维。我告诉列宁，不要信任他，而就在翌年的黑色星期五注104他叛变出卖了罢工。还有查利·巴克斯顿，他的和平主义使他成为一个教友派信徒。当我与他同居一室时，他会在我话刚讲到一半就恳求我停下来，以便他能进行默祷。令我惊讶的是，他的和平主义并没有使他对布尔什维克抱有恶感。

    至于我，在俄国度过的这段时间是一场愈来愈甚的噩梦。我在报刊上已经把经过反思在我看来是真实的东西讲了，但是我没有把我在那里时压在心头的那种极端的恐怖感表达出来。残酷、贫困、猜疑、迫害，构成了我们生活于其间的气氛。我们的谈话不断受到暗中监视。深夜你会听见枪响，而且知道是唯心主义者们在狱中被杀害了。这里有一种伪善的虚假的平等，人人都称“多瓦瑞什”注105，但是当这个词被用来称呼列宁或称呼一个慵懒的公务员时，其发出的腔调差别之大，却令人吃惊。在彼得格勒（这是旧名）有一次有4个衣衫褴褛的人来见我，他们穿着破破烂烂的衣裳，下巴上的胡子足有两周没刮过了，满手污垢，蓬头乱发。他们是俄国最著名的4位诗人。其中一位被政府允许教授韵律学以糊口，但他抱怨说，他们坚持要他按马克思主义观点讲这门课，他说要他的命他也看不出马克思主义跟这个有什么关系。 彼得格勒的数学学会同样乱糟糟的。我去参加了它的一个会，在会上有一个人宣读了一篇关于非欧几何的论文。除了他写在黑板上的公式以外，对这篇论文我什么也看不懂，但是这些公式倒真的像公式的样子，所以人们可能以为这是一篇合格的论文。在英国连流浪乞丐我都从未见过像彼得格勒的数学家们这样猥琐落魄的样子。我没有获准见克鲁泡特金注106，他过后不久就去世了，苏俄的统治阶级有一种很大的自信，堪与英国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造成的那种自信相伯仲。他们相信他们的公式能解决一切难题。较有才智的人中只有少数几个知道事实并非如此，但是不敢这样说。有一次，我同一位叫扎尔金德的医术精湛的医生面谈（tête-â-tête），他开头说气候对人的性格有很大的影响，但马上停住，改口说：“当然，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只有经济状况影响人的性格。”我感到人类生活中所有我认为有价值的东西都在为了迎合一种肤浅而狭隘的哲学而遭到破坏，在这个过程中，有说不尽的苦难被加诸千百万人民的身上。我的恐惧随着我在俄国度过的每一天而加剧，以致我完全失掉了沉着判断的能力。

    我们从彼得格勒又去了莫斯科，那是一座非常美的城市，其建筑风格有东方的影响，因而较之彼得格勒更使人感兴趣。布尔什维克用以显示其热爱群众生产的各种小手段使我感到好笑。每日的主餐在下午四点左右，除了其他的东西还有鱼头。我从未看到鱼身是怎么处理的，不过我猜想它们是给那些人民委员们吃掉了。莫斯科河里满是鱼，但是不许人民捕捉，因为还未找到任何新式的机械方法来代替钓竿和钓线。这座城市几乎到了挨饿的地步，可是拖网渔船捕来的鱼头还被认为比用原始方法捉来的鱼身更好。

    我们坐一艘轮船沿伏尔加河顺流而下，克利福德·艾伦得了肺炎，病得很厉害，这又引起他以前患过的肺结核复发。我们都要在萨拉托夫下船，但是艾伦病重不能动，因此黑登·格斯特、斯诺登夫人和我仍留在船上照看他，而船是开往阿斯特拉罕的。他有一间很小的小屋，热得无法想象。因为有虐蚊，所以窗子必须紧闭，艾伦却又患了猛烈的腹泻。我们只得轮流看护他，因为船上虽然有一个俄国护士，但是她害怕晚上陪着他，因为担心他会死掉，他的鬼魂会把她抓去。

    阿斯特拉罕在我看来比我想象过的任何地方都更像阴曹地府。城市供水来自船只排泄废物的一处河段。大街小巷到处污水淤积，孳生蚊蝇无数；每年都有三分之一的居民染上疟疾。这里没有任何处理垃圾的排污系统，在市中心的一个显眼的地方粪便堆积如山。瘟疫是这儿的地方病。近来内战一直在与邓尼金打仗。苍蝇太多了，吃饭的时候不得不用一块桌布盖在饭菜上面，把手伸进去赶快抓一点塞在嘴里。盖上桌布的那一会儿工夫，就覆满黑压压的一层苍蝇，于是这块布就全然被掩盖不见了。这个地方大大低于海平面，在阴凉处温度也高达120度。陪同我们的苏俄官员令此间一流的医生们都来听黑登·格斯特关于防治疟疾的报告，他曾在巴勒斯坦为英军做过这种防疫工作。他就这个题目给他们上了一堂极好的课，讲完了，他们却说：“是的，这些我们全都知道，但是这儿天太热。”我猜想下一次苏俄官员再来时也许会把他们处死的，但是我对此并无所闻。这些医生中最著名的一位给克利福德·艾伦做了检查，告诉我他活不过两天了。大约两个星期之后，我们把他带到了塔林注107，那位给他检查病的医生又说他活不过两天了，但是在此之前我对艾伦要活下去的决心已有所了解，所以对这位医生的话也不那么感到惊恐了。他又活了很多年，而且成为一位为上院增添光彩的人物。

    回到英国以后，我力图把我在出发前和在俄国期间心情的变化以倒填日期写信给科莉特的形式表达出来，最后一封后来曾发表于我讲中国的那本书中。这些信比我现在写的任何东西都更能表达我那时的心情，所以我把它们插入此处：

    1

    我们出发的日子临近了。我有成百上千的事要做，然而我却无所事事地坐在这儿，思考一些没用的想法，规规矩矩的人绝不会想到的一些了不相干、桀骜不驯的想法，你本来想通过工作把它们赶跑、却被它们把工作给荒废了的一些想法。我真羡慕那些永远信其所信、不为生死忧心而对所有构成其生活基准的东西都漠然视之的人们。我有过这样的抱负，要成为于世人有用的人，要取得某种显著的成就，给人类以新的希望。既然机会来了，这一切却似乎灰飞烟灭了。当我凝视未来时，我那已然醒悟的眼中看到的只有争斗和更多的争斗，不堪忍受的残酷、暴政、恐怖和卑躬屈膝的顺从。我所理想的那种挺立不拔、无所畏惧、豁达大度的人物，地球上会有吗?或者，人类将永久继续打下去，杀下去，折磨下去，直至地球渐渐冷却，濒于毁灭的太阳不再燃起它那徒然无益的狂热?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心中的失望。我知道这极端的孤独，因为我在这世界上游荡，像一个幽灵用听不见的音调说话；我被遗弃了，似乎我是从另一个星球上掉下来的。

    古老的斗争在继续进行着，小小的欢乐和巨大的痛苦之间的斗争。我知道小小的欢乐就是死亡，然而————我是如此疲倦，疲倦得如此之甚。理性和情感在我心中进行着殊死的斗争，使我无力外骛。我知道没有任何好的东西不是通过斗争、通过残酷无情、组织和纪律得到的。我知道为了集体的行动个人必须变成一架机器。虽然我的理性可能迫使我相信这些东西，但是它们并不使我感到鼓舞。我爱的是个人的人的灵魂，它的孤独，它的希望和恐惧，它的倏而激奋和顷刻献身的精神。由此而走向军队和国家和官吏，有一条如此漫长的路程，而只有走过这条路程，才能避免无谓的感伤主义。

    整个战争的峥嵘岁月，我都在梦想着战争结束后有那么幸福的一天，那时我同你安坐在地中海边一座阳光照耀的花园里，四处弥漫着向阳花的芳香，周围环绕着松柏和常青树丛，————在那儿，我最后将能向你吐露我的爱，并感触像痛苦一样真实的欢乐。是时候了，但是我还有其他的任务，你也有其他的欲望；而当我静坐沉思之际，对于我来说，一切任务似乎皆属妄然，一切欲望似乎都是无聊的。

    不过我不会按照这些想法去做。

    1920年4月24日 伦敦

    2

    我终于到了这里，到了这座以其悠久历史而闻名于世界的古城，它曾激起人们不共戴天的仇恨，也曾激起人们最强烈的希望。它会向我泄露它的秘密吗?我会渐渐了解它最深藏的秘密吗?还是我只能得到一些统计资料和官方认可的事实?我会理解我所看到的东西吗?或者它们始终是一堆令人眼花缭乱的表面现象?在夜的死寂中我们到达这个空荡荡的车站，我们的几辆噪声大作的汽车在已沉入睡乡的城市街头呼啸而过。抵达住处后，我凭窗远眺，越过涅瓦河看到彼得和保罗要塞。涅瓦河在北国拂晓的晨曦中闪光耀金；景色之美，非言语所能形容，那是一种具有魔力的、永恒的、令人追思古老智慧的美。“真是妙极了，”我对站在我身边的一个布尔什维克说。“是啊，”他回答道，“彼得和保罗要塞现在已不是监牢，而是军队司令部。”

    我为之一惊。我心想：“得了，我的朋友，你不是作为一个旅游者到这里来迎朝霞送夕晖，为旅游指南上特别标示的宫殿园囿、亭台楼阁而感物伤怀的；你是作为一个社会调查人员来研究政治经济事实的。从你的梦幻中走出来吧，忘却那些永恒的事物吧。你已置身其中的那些人会告诉你，它们不过是一个闲极无聊的资产者的奇思异想，你能确信它们还是别的什么东西吗?”于是我又回到谈话上来，想了解一下在苏维埃商店里买一把伞的途径，结果表明这与探测最高的机密同样困难。

    我在俄国土地上迄已度过的12个小时主要为小小的讥讽提供了材料。我开始准备忍受体力之苦、病痛不适、肮脏和饥饿，这一切已被成为人类光辉希望的一种氛围弄成可以忍受的了。我们的共产党同志无疑正确地判定我们是不该受到这样待遇的。自从昨天下午进入苏俄国境以后，我曾两赴宴会，吃了一顿很好的早餐，吸了几支上等雪茄，在一座宫殿的豪华卧室里过了一夜，在那里旧制度（ancien régime）的一切奢侈享受悉数保留无遗。沿途各个车站，月台上布满了士兵，平民百姓被拒之于门外看不见的地方，严禁入内。我似乎要生活在围绕着一个军事大帝国政府的盛大行列之中。因此我必须调整一下自己的情绪。犬儒主义是需要的，但是我被强烈地感动了，觉得很难采取犬儒主义的态度。我总是又回到这同一个问题：这个热情的国家的秘密是什么?布尔什维克知道它的秘密吗?他们是否甚至怀疑它有一种秘密呢?我不知道。

    1920年5月12日 彼得格勒

    3

    这是我已然进入的一个奇异的世界，一个有着即将凋谢的美和严酷的生命的世界。我时刻被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所烦恼，那是聪明人从来不问的一些可怕的问题。空荡荡的皇宫，宾客满座的餐厅，被毁坏或者如木乃伊般放在博物馆里的古代辉煌遗物，同时那些重返故国的美国化了的流亡者们放浪不羁的自信弥漫全城。什么东西都必须是有系统的：必须有组织和分配的公正。人人受同样的教育，人人穿同样的衣服，人人住同样的房屋，人人读同样的书籍，人人信同样的信条————这是非常公正的，没有嫉妒的余地，只有在其他国家中还存在着由于不公正而成为他人幸运的牺牲者的嫉妒。

    5.伯特兰·罗素同约翰和凯特在一起

    约翰·罗素

    凯特·罗素

    6.伯特兰·罗素［照片由巴萨诺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于是我开始考虑反面的论点。我回忆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高尔基的《在人间》、托尔斯泰的《复活》。我思索古代的辉煌立于其上的那种破坏和残酷：把健康和生命无谓地浪费掉了的贫困、酗酒、卖淫；我想到所有在彼得和保罗要塞中被监禁折磨的爱自由的人们；我回想起沙俄时代鞭打犯人的皮鞭，对犹太人的集体迫害和大屠杀。由于对旧事物的恨，我对新事物变得宽容，但是我并不因为它是新事物的缘故就喜欢它。

    不过我还是因为不喜欢它而自责。它具有肇造伊始的生机勃勃的新事物的一切特征。它是丑恶而残暴的，但是它充满了建设的活力，相信它正在创造的东西的价值。在创造一种新的社会生活结构时，它无暇计及其他。当新的社会体已被构筑起来时，将会有足够的时间考虑给它一个灵魂————至少我确信如此。“我们没有时间搞一种新的艺术或一种新的宗教，”他们有些不耐烦地对我说。我不知道能否先造一个躯体，然后再给它注入必需的适量的灵魂。也许可能————但我不能肯定。

    对这些问题我找不到任何理论的解答，但是我的感觉却极坚决地做了回答。在这个环境里我是极端的不愉快，————它的功利主义，它对爱与美的冷淡，对激情生活的漠视，把我给闷死了。对于人的纯动物性的需要，我不能赋予它们以这里的当权者所给它们的那种重要意义。毫无疑问这是因为我不像他们中许多人那样半辈子都是在饥饿和贫困中熬过来的。但是饥饿和贫困一定会给人带来智慧吗?它们是否多少能使人构想一种应当是一切改革者之灵感的理想社会呢?我不能不认为它们限制了而非扩大了人的眼界。但是一种不安的怀疑仍然留在心头，而且我被撕裂为二……

    1920年5月13日 彼得格勒

    4

    我们的船在一个未知的神秘的国度里一天天继续航行着。我们同船的旅伴很嘈杂，很快活，动辄吵架，他们装满了各种便易的理论，对什么事情都能不假思索地做出解释，相信没有他们不能理解的东西，任何人的命运都逃不出他们理论体系的视界。我们中的一个人注108正奄奄待毙，在虚弱、恐怖和健康人的漠然不顾中拼命挣扎着，白天黑夜被人们大声的调情说笑困扰着。我们周围的一切陷入一种极度的沉寂中，如死一般凝重、如穹苍之深不可测的沉寂。似乎任何人都无暇谛听这沉寂，然而这沉寂如此持续不已地向我发出呼喊，以至于对宣传鼓动者们的高谈阔论和消息灵通人士的报导我已渐渐地充耳不闻了。

    昨天晚上，已经夜深了，我们的船停泊在一个荒凉的地方，这里没有房舍，只是一片沙滩，沙滩那边是一排杨树，被初升的月笼罩着。我默默地走上岸去，在沙滩上看到一堆古怪的半流浪的人群，来自一个很远的闹饥荒的地区，每一家人都挤在一起，用他们的全部行李财物围起来，有的在睡觉，另外一些人则不声不响地点燃着一小堆一小堆的篝火。明灭不定的火焰照亮了这些粗野男人疙疙瘩瘩长满胡须的脸，勤苦耐劳的纯朴妇女，像他们的父母一样平静而迟钝的孩子们。他们无疑是人，但是对我来说，跟一只狗、一只猫或一匹马变得亲密起来，远比同他们中的一个建立亲密关系容易得多。我知道他们会日复一日等下去，也许要等上几个星期，直到等来一只船，他们可以乘船到他们听说过的什么地方去，据说（也许是虚妄不实之言）那儿的土地比他们已经离开的地方要更肥沃丰饶。有的人会死在路上，而他们所有的人都会挨饥受饿，被烈日曝晒，但是他们无声无息地忍受着苦难。在我看来他们象征着俄罗斯的真正的灵魂，它是不可言传的，由于绝望而失去活力，被一小撮组成了各种进步或反动党派的西化论者们所置之不顾。俄罗斯是如此浩瀚无涯，少数特立独行的人物被淹没于其中，正如人及其所在的星球消失在无垠的星际空间中一样。我认为，理论家们可能试图迫使群众违背其原始本能去行动，从而加重他们的苦难，但是我不相信，鼓吹工业化和强迫劳动的一种教义会给他们带来幸福。

    不过，一到了早晨，我就又重新开始关于唯物史观和真正人民政府之功过的没完没了的讨论了。与我进行讨论的那些人即使看到了这些正在睡觉的流浪者，本来也不会发生兴趣，因为他们不是可供其宣传之用的材料。但是流浪者们那种忍受一切苦难的沉默却有某种东西与我息息相通，在同人们进行轻松亲切的、理智的谈话时也总是萦绕心头拂之不去、孤零零地说不出来的某种东西。最后我开始觉得，一切政治都是受一个张牙舞爪的恶魔驱使的，它教那些精力旺盛、慧黠多智的人为了谋取金钱、权力或理论的利益而使唯命是从的广大人民受苦受难。我们继续向前旅行，吃着从农民那里索取来的食物，受到从他们的子弟征募来的一支军队的保护，我真不知道我们能给他们什么回报。我找不到答案。我不时地听见他们在唱悲伤的歌和用三弦琴弹奏动人的乐曲；但是那歌声与俄罗斯大草原极度的沉寂交融在一起，留给我一种可怕的质疑问难的苦痛，在这种苦痛中西方人那种满怀希望的乐观精神就黯然失色了。

    1920年6月2日 伏尔加河上

    运输部长（我们应当这样称呼他）斯维尔德洛夫同我们一道在伏尔加河的轮船上，人极和蔼可亲，对艾伦的病颇多关照。我们乘船一直回到萨拉托夫，从那儿到塔林我们一路上都是坐着原为沙皇女儿们所有的马车走的，因此在任何驿站都不必使艾伦挪动换车了。如果你从这驾马车来看，这些公主们的某些习惯一定是很奇特的。车上有一张豪华舒适的沙发，它的座位是隆起的，一排有三个洞，是供解手用的。在莫斯科我们即将回国的时候，黑登·格斯特和我跟齐切林大吵了一顿，因为除非有两名苏俄医生给艾伦病情做了检查，他不想让艾伦离开莫斯科，而且他一开始就说两天之内他不可能找来医生给艾伦看病。在争吵最激烈之际，我站在楼梯上肆无忌惮地大喊大叫，因为齐切林曾是我叔父罗洛·罗素的朋友，我对他曾抱有希望。我大声喊叫着说我要告发他是一个杀人犯。在我们看来，尽快使艾伦离开俄国，对于他是生死攸关的一步，我们觉得，要等苏俄医生来给他检查的这道命令会危及他的生命。最后达成了一种妥协，即立刻召医生来给他看病。其中一个医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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