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入乡

    一九五五年初冬，一个风和日暖的下午，资江下游一座县城里，成千的男女，背着被包和雨伞，从中共县委会的大门口挤挤夹夹拥出来，散到麻石铺成的长街上。他们三三五五地走着，抽烟、谈讲和笑闹。到了十字街口上，大家用握手、点头、好心的祝福或含笑的咒骂来互相告别。分手以后，他们有的往北，有的奔南，要过资江，到南面的各个区乡去。

    节令是冬天，资江水落了。平静的河水清得发绿，清得可爱。一只横河划子装满了乘客，艄公左手挽桨，右手用篙子在水肚里一点，把船撑开，掉转船身，往对岸荡去。船头冲着河里的细浪，发出清脆的、激荡的声响，跟柔和的、节奏均匀的桨声相应和。无数木排和竹筏拥塞在江心，水流缓慢，排筏也好像没有动一样。南岸和北岸湾着千百艘木船，桅杆好像密密麻麻的、落了叶子的树林。水深船少的地方，几艘轻捷的渔船正在撒网。鸬鹚船在水上不停地划动，渔人用篙子把鸬鹚赶到水里去，停了一会，又敲着船舷，叫它们上来，缴纳嘴壳衔的俘获物：小鱼和大鱼。

    荡到江心的横河划子上，坐着七八个男女，内中有五六个干部。他们都把背包雨伞从身上取下，暂时放在船舱里，有的抽烟，有的谈笑。有位女同志翻身伏在船边上，在河里搓洗着手帕。

    “邓秀梅，你怎么不走石码头过河？”一个后生子含笑问她。

    “我为什么要走那边过河？”洗手帕的女干部回转脸来问。

    “这还要问？余家杰不是走那一条路吗？”

    “他走那条路，跟我有什么相干？”邓秀梅涮好手帕，回转身子，重新坐在船边上，两手扯着湿帕子，让它在太阳里晒着，一边这样问。

    “你不跟他去，实在不应该。”后生子收了笑容，正正经经说。

    “什么应该不应该？我为什么要跟他，他为什么不跟我？”邓秀梅钉着他问。看样子，她是一个泼泼辣辣的女子。紧接着，她撇一撇嘴，脸上略带嘲弄的笑容，说道：“哼，你们男同志，我还不晓得！你们只想自己的爱人像旧式妇女一样，百依百顺，不声不气，来服侍你们。”

    “你呢？只想天天都过‘三八’节。”后生子的嘴巴也不放让。

    “你们是一脑壳的封建。”

    “你又来了，这也是封建，那也是封建。有朝一日，你怀了毛毛，也会蛮攀五经地跟余家杰说：‘你为什么要我怀孩子，自己不怀？你太不讲理，一脑壳封建。’”

    满船的人都笑了。

    “我才不要孩子呢。”笑声里，邓秀梅低着脑壳，自言自语似的说。她的脸有点红了。这不是她心里的真话。接近她的人们说，她其实也蛮喜欢小孩子，跟普通的妇女们一样，也想自己将来有一个，男的或女的，像自己，也有点像另外的一方。但不是现在，现在要工作，要全力以赴地、顽强坚韧地工作一些年，把自己的精力充沛的青春献给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有了孩子，会碍手碍脚，耽搁工夫。

    “坐稳一点，同志，轮船来了，有浪，看船偏到一边了，快过去一个。”艄公看见邓秀梅一边，只坐两个老百姓，比对面少两个人，一边荡桨，一边这样地调摆。

    “都不要过去，老乡你们也过来。让她一个人，独霸半边天。”爱逗耍方的后生子又笑着说。

    “还不坐匀呀，浪来把船打翻了，管你半边天，两边天的，都要洗冷水澡了。”艄公着急说。

    划子两边的人终于坐匀了，艄公掌着桨，让划子一颠一簸地，轻轻巧巧地滑过了轮船激起的一个挨一个的不大不小的浪头，慢慢靠岸了。邓秀梅跟大家一起，背好背包和雨伞，站起身来，显出她那穿得一身青的，不高不矮的，匀称而又壮实的身段。他们上了岸，还是一路谈笑着，不知不觉到了一个岔路口，邓秀梅伸出她的微胖的右手含笑点头道：

    “再见吧，孩子们。”

    “你有好大了，叫我们孩子？”那个后生子又说，一边握住她的手。

    “你不是孩子，是姑娘吗？”

    邓秀梅跟大家一一握了手，随即收敛了笑容，露出严肃的脸色来说道：

    “同志们，得了好经验，早些透个消息来，不要瞒了做私房。”

    “我们会有什么经验啊？我们只有一脑壳的封建。”调皮后生子又还她一句。

    邓秀梅没有回应，同在一起开了九天会，就要分别了，心里忽然有点舍不得大家，她有意地放一放让。看他们走了好远，她才转过身子来，沿着一条山边的村路，往清溪乡走去。

    邓秀梅的脚步越走越快了，心里却在不安地默神。她想，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她经历中，是个新工作。省委开过区书会议后，县委又开了九天三级干部会[1]，讨论了毛主席的文章和党中央的决议，听了毛书记的报告，理论、政策，都比以前透彻了；入乡的做法，县委也有详细的交代。但邓秀梅有这个毛病，自己没有实际动手做过的事情，总觉得摸不着头路，心里没有底，不晓得会发生一些什么意料不到的事故。好在临走时，毛书记又个别找她谈了一回话，并且告诉她：清溪乡有个很老的支部，支部书记李月辉，脾气蛮好，容易打商量。他和群众的关系也不错。他过去犯过右倾错误，检讨还好。邓秀梅又从许多知道李月辉的同志的口中打听了他的出身、能力和脾气，知道他是一个很好合作的同志。想起这些，她又安心落意了。

    一九四九年，家乡才解放，邓秀梅就参加了工作。划乡建政时，她还是个十五岁的扎着两条辫子的姑娘，身材却不矮，不像十五岁，倒像十八九。她记得，有一回，乡里准备开群众大会，工作组的一位北方同志头天动员她，叫她在会上讲话，她答是答应了，却急得一个通宵没闭眼。半夜三更，她一个人爬起来，偷偷摸进空洞幽暗的堂屋，低声细气练她的口才。第二天，当着几百人，她猛起胆子，讲了一阵，站在讲桌前，她的两脚直打战，那是在冬天，她出了一身老麻汗。她本来是位山村角落里的没有见过世面的姑娘，小时候，只读得一年老书，平素街都怕上得，一下子要她当人暴众讲起话来，把她心都急烂了。

    从那以后，邓秀梅一直工作了七年。土改时期，她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不久，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党的培养之下，又凭着自己的钻研，她的政治水平不弱于一般县委，语文知识也有初中程度了。她能记笔记，做总结，打汇报，写情书。随着年龄的增长，经验的积累，邓秀梅变得一年比一年老练了。她做过长期的妇女工作，如今是青年团县委副书记。这回搞合作化运动，组织上把她放下来，叫她单独负责一乡的工作。县委知道她的工作作风是舍得干，不信邪，肯吃苦耐劳，能独当一面，只是由于算术不高明，她的汇报里的数目字、百分比，有时不见得十分精确。

    邓秀梅转弯抹角，沿着山边，踏着路上的山影、树阴和枯黄的落叶，急急忙忙走了十来里。她的脚力有些来不及，鞋子常常踢着路上的石头。走到一座土地庙跟前，看看太阳还很高，她站住脚，取下背包，坐在一株柞树下边的石头上，歇了一阵气。等到呼吸从容了，她抬起眼睛，细细观察这座土地庙。庙顶的瓦片散落好多了，屋脊上，几棵枯黄的稗子，在微风里轻轻地摆动。墙上的石灰大都剥落了，露出了焦黄的土砖。正面，在小小的神龛子里，一对泥塑的菩萨，还端端正正，站在那里。他们就是土地公公和他的夫人，相传他们没有养儿女，一家子只有两公婆。土地菩萨掌管五谷六米的丰歉和猪牛鸡鸭的安危，那些危害猪牛鸡鸭的野物：黄竹筒[2]、黄豺狗、野猫子，都归他们管。农民和地主都要来求他们保佑。每到二月二，他们的华诞，以及逢年过节，人们总要用茶盘端着雄鸡、肘子、水酒和斋饭，来给他们上供，替他们烧纸。如今，香火冷落了，神龛子里长满了枯黄的野草，但两边墙上却还留着一副毛笔书写的，字体端丽的古老的楷书对联：

    天子入疆先问我

    诸侯所保首推吾

    看完这对子，邓秀梅笑了，心里想道：

    “天子、诸侯，都早进了历史博物馆了。”

    接着，她又想道：“这副对联不也说明了土地问题的重要性吗？”

    才想到这里，只见山边的路上，来了一个掮竹子的老倌子。他从清溪乡的方向走来，好像要上街。邓秀梅看见他脸上汗爬水流，出气不赢，连忙招呼他：

    “老人家，累翻了吧？快放下来，歇歇肩再走。”

    这个人看看太阳还很高，就停了脚步，把竹子放在路边上。他解下围巾，敞开棉袄，走了过来，坐在邓秀梅对面的一块石头上，用围巾揩干了脸上的汗水，看见邓秀梅左手腕上，露出一个小手表，他笑笑问道：

    “同志，什么时候了？”

    “快两点了。”邓秀梅看了看手表，回答他说。她又仔细打量他。只见他头上挽条酱色毛袱子，上身穿件旧青布棉袄，跟别的挑肩压膀的人一样，肩上补了两块布。腰围巾也是补疤驮补疤，看不出原来的布色了。他的脸很瘦，额头上和眼角上尽是大皱纹，身材矮小，背有点驼，年纪五十开外了。和这同时，老倌子也在打量邓秀梅。他看见她穿一身青斜纹布制服，白地蓝花的衬衣的领子露了出来，披在棉衣领子的两边。棉制服右边的上口袋佩一支钢笔，插一把牙刷。她没戴帽子，剪短了的黑浸浸的头发在脑门顶上挑开一条缝，两耳的上边，夹两个黑黑的夹子。两撇弯弯的、墨黑的眉毛，又细又长，眉尖差不多伸到了鬓边。脚上穿的是蓝布面子胶底鞋。从打扮上看，老倌子猜她是一个干部，带点敬意地问道：

    “同志你进村去吗？”

    “是呀，到清溪乡去。”

    “到我们乡里去吗？那好极了。”老倌子笑着说道。

    “你是清溪乡哪一个村的？”

    “上村。”

    “贵姓？”

    “不敢，姓盛。”

    “台甫是？”

    “佑亭。同志你尊姓？”

    “我姓邓。你这竹子是……”邓秀梅的目光落在路边的三根楠竹上。

    “是我自己山里的。”盛佑亭连忙声明。

    “掮到街上去卖啵？”邓秀梅又问。

    “是的，想去换一点油盐。”盛佑亭偷偷瞄邓秀梅一眼，随即好像不好意思似的把脸转过去，望着路的那边的山上。看着他的这神情，邓秀梅心里起疑了，随即询问：

    “你老人家时常砍竹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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