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

到得东交民巷西口被阻，决定改推代表到使馆接头，大队往东。恰好丁士源经过，听得有人在说：“赵家楼、赵家楼！”知道目标是曹家了。

    曹汝霖在赵家楼的住宅分为两部分，西面是中式楼房，东面是加盖的西式平房，供他的父亲曹成达颐养之用。

    接到警报时，曹汝霖立即到东面去看老父。这时呐喊之声，越来越近，不久，已可看到墙外白旗一簇一簇通过，接着擂门如鼓。曹成达神色惊惶地说：“你赶快躲开。”

    话犹未终，墙外飞进来拳大一石，直奔曹成达。有个丫头机警，急忙横身一挡。曹汝霖便将他父亲扶进屋去。然后复回西面，躲入一间储藏室，两面两间房，一间是大太太的卧室，一间是两个女儿的绣阁。刚刚躲好，只听得砰然巨响，人声嘈杂，接下来是稀里哗啦，一片乱响。心知学生已经冲开大门在砸东西了。

    从声音中听得出来，先打客厅，后砸书房，接下来到了他女儿的房间。曹汝霖从缝隙中张望，只见有的摔花瓶、摔香水，有的在拆铁床作武器。这一下如虎添翼，气势更猛。

    到了曹太太卧室，用铁床的柱子撞开了门，有个学生问道：“曹汝霖呢？”

    “他到公府吃饭去了。”曹太太答说，“不知道回来没有。”

    学生便不再问，开始砸东西。曹太太卧室中的镜子很多，砸碎梳妆台和衣橱上的大玻璃镜的声音，令人惊心动魄。

    等声音稍低，只听曹太太提出质问：“你们都是文明学生，怎么这样野蛮？”

    “对卖国贼用不着客气。”有个学生高声说道，“搜查文件，一定有卖国的证据。”

    于是开抽斗、开柜子、撕纸张的声音，此起彼落。接着哗啦啦一响，又是好几双脚乱踩乱踏的声音。曹汝霖从门缝中望出去，才知道是在糟蹋曹太太的首饰。

    “走！”有个人说，似乎是指挥的首领，“东面还有房子。”

    曹汝霖大为着急，怕老父受辱，真想冲出去援救。转念一想，有三十几个警察在，看到要伤人，一定不会袖手，心里比较踏实了。

    于是屏声息气，侧耳静听，不曾听到啼哭求救之声，更为放心。但突然听到一阵狂喊：“火，火！”

    原来学生最后打到汽车房，除了捣毁汽车以外，有现成的汽油，客厅、书房到处乱洒，然后划一根火柴投了出去，熊熊大火，立即蔓延。

    这一下急坏了章宗祥，他本来是由曹家听差安排，躲在置锅炉的地下室，又小又黑，气闷难受，现在一听火起，如果火焰封住出口，非活活烧死不可。于是不假思索地往外便跑，直奔后门，正好陷入重围。他是照日本天皇召宴文官的规矩，穿了晨礼服去赴徐世昌的午宴，而曹汝霖以交长兼摄财政，红极一时之际，就有一张穿晨礼服的照片，发表在报上，因而被学生误认，大喊：“打曹汝霖。”

    章宗祥不及分辩，亦无从分辩，在重围中狼奔豕突，不想后脑上着了一铁杆，即时仆倒。

    那时丁士源还没有走，向警察队长说道：“现在学生放火伤人，已成了现行犯，还能文明对待吗？”

    警察队长只报以苦笑。其时恰好来了个日本人，是曹汝霖的朋友，名叫中江丑吉。一见章宗祥倒在地上，推开学生去救人，将章宗祥连抱带拖，出了曹家后门，躲入对面油盐店。放下章宗祥，他自己当门而立，抵挡撵了来的学生。

    正不得开交的当儿，吴炳湘坐汽车赶到了，后面还有一车警察。

    “拿人！”吴炳湘大喝一声。

    于是前后两批警察，动手捕人。学生四散奔逃，机警腿快的，幸得无事，但也还抓了二十多个人。

    这时消防队亦已赶到，等火救熄，房子已烧了一大半，幸喜不曾伤人。吴炳湘找到曹汝霖，躬身道歉：“保护不周，让总长跟老太爷受惊了。”

    曹汝霖脸色铁青，只答了句：“你的警察太文明了！”随即将脸扭了过去。

    于是吴炳湘跟丁士源商量，先将曹家送到六国饭店安置。章宗祥是早就先送日本同仁医院了，据说全身受伤五十六处。曹汝霖特为去探了病，回到六国饭店，随即来了一连串的访客。

    第一个是教育部长傅增湘，他在前清当过直隶提学使，曹汝霖跟他是老朋友，接受了他的慰问。

    对第二个访客就不大客气了。这个访客是公府秘书长吴笈孙，据说他在外“放空气”，指曹汝霖跟日本在接头，准备拥段倒徐，这一次章宗祥就是为这件事回国来的。曹汝霖先不信这种谣言，以后打听到吴笈孙在半壁街的寓所中，每天都有集会专门商议如何对付段祺瑞。他才知道吴笈孙居心确实可鄙，因而对他大为不满。

    “府上烧得怎么样？”吴笈孙问。

    “我哪知道。你自己去看好了。”

    这个钉子碰得不小！吴笈孙没有勇气再说别的话，曹汝霖亦有意让他“坐冰桶”，默然相对，这是不下逐客令之逐客。吴笈孙告辞时，主人自觉身在难中，礼节疏略，理所当然，竟连送都不送。客人尚未出套房，他已回身向里了。

    吴笈孙一回去，对曹汝霖当然没有好话。照中国人的礼貌，人家来慰问，总是好意，应当很恭敬地招待，何况吴笈孙代表大总统徐世昌，是“钦使”的身份。纵不说照前清的规矩，曹汝霖应率领阖家男丁，在大门外跪接钦使，至少不看僧面看佛面，亦不应如此傲慢无礼。因此，徐世昌认为曹汝霖的敌意很深，拥段倒徐之说，绝非空穴来风。

    这一下，凡有任何不利于曹汝霖的建议，就很容易见听了。其时“五四”风潮，迅即蔓延各地，在上海尤为激烈。吴笈孙就劝徐世昌，顺应上海、北京学生代表的要求，先撤换对日外交的主要人员，但处分驻外使节，会令驻在国大感难堪，因此章宗祥暂保无事，曹汝霖与陆宗舆，不妨作为牺牲。

    但老谋深算的徐世昌，另有一套安排，先关照吴炳湘派人将曹汝霖的父亲，送到天津。接着将曹汝霖全家安置在西苑北海的“团城”，名为保护，实际隔绝。结果是，吴笈孙向报界私下表示，曹汝霖与陆宗舆已提出辞呈，实际上是想“放空气”暗示曹汝霖，该引咎辞职了。

    曹汝霖倒确有此意，但段祺瑞不赞成。他亲自到团城去看曹汝霖，说这趟学生暴动，目的是对付他，不想竟伤了曹汝霖与章宗祥，深感抱歉。

    “总理亦不必介意，总之是我自己对立身处世，不甚了了。经过这一番刺激，荣辱得失，我亦看开了。我打算今天或明天就把辞呈送了出去。”

    “你不要辞，万不可辞。”段祺瑞说，“我倒要看看，东海究竟有多少力量。”

    曹汝霖便照他的意思，决定不辞。此时“五四”事件，已经发展为一种运动，青年学生积愤于军阀的祸国殃民，发出各种救国的呼吁。当然最尖锐的问题是，警方逮捕了二十多名学生，全国各地纷纷要求，尽快释放。但内阁为了维持威信，始终不肯作任何让步，反而提出解散北京大学的要求，教育总长傅增湘极力反对，而且为此辞职。

    不过，有一步棋是徐世昌走对了，利用当前的情势，秘密活动外交团，建议他们的政府，同意对华禁运军火的协定。英国公使朱尔典照会外交部，共计有十二个国家参加此项禁运协定，直到中国统一，才会解禁。

    统一需要南北议和，但双方立场本来就有距离；适逢其会地由山东问题引发的外交难局，以及风起云涌的用罢课罢市等等激烈手段，作为对北洋军阀抗议而造成的混乱，越发拉长了彼此的距离，南北和议终于破裂了。

    和议破裂并不表示徐世昌的政策失败，但对段系却等于一种鼓励，谈和谈不成，又有越演越烈的学生风潮，政局岂不是又该有所变动？这一回的主谋，除了徐树铮，还有丁士源，他本来是曹汝霖所派的京绥铁路局局长，最近又兼了京汉路，利用两局的公款，作为初步活动的资本。

    第二步是由徐树铮利用“筹边”的名义募集巨款————欧战结束，“督办参战事务处”迟早要取消。徐树铮跟段祺瑞商量，先就有了一着棋，向徐世昌提了一个“西北筹边条陈”，这是从左宗棠而起的壮图，徐世昌没有不支持的道理，交国务院会议通过后，在四月间明令派徐树铮兼任“西北边防筹备处处长”，负责执行他自己所提出的筹边办法。

    办法中第一条是修建铁路。徐树铮认为最急要的一条路线是从归绥到恰克图，全长两千余里。筑路工程费每里以两万元计算，共需五千万元，钱从何来？

    唯一的办法是发行公债。徐树铮建议发行“边业公债”五千万元。所谓“边业”就是开发西北的矿产、畜牧等等事业，作为这一批公债的担保。想法不错，问题是五千万的公债由谁来买？徐树铮便又想了一个办法，这批公债不必先卖，拿来抵押两三百万元。另外设一家“边业银行”，招募商股三四百万，合计以六百万元为目标。以六百万为准备金，起码可以发行一千两百万元的钞票，拿来举办各种“边业”，着手修路。路工一开，信用建立，再赎回公债，公开发行，国内外一定抢着购买。他说这叫作“步步为营之策”。

    可是问题又来了，第一步如何跨开？当然，这也早就在顾虑之中，而且有了解决办法。由丁士源跟日本财阀之一的大仓喜八郎接头，拿边业公债押给他，只需付一小部分现款，大部分以军火作价抵付。大仓喜八郎是靠明治时代日本的内战“西南战争”，及日俄战争起家的大军火商。丁士源跟他很熟，一谈就成功。

    这批军火拿来作何用处？徐树铮的计划先占据北京，挟天子以令诸侯，再以武力沿长江南下，王占元可以利诱，陈光远可以威胁；只剩李纯一个人，如果不肯就范，索性就以武力解决了他，或者策动他的部下如齐燮元，造成一次肘腋之变，取而代之。

    以半壁街吴笈孙住宅为中心的“东海系”，一看形势险恶，国会又操纵在安福系手中，倘或对内阁提出不信任案，动摇根本，只怕徐世昌连大总统都做不下去，因此，决定委曲求全。

    于是徐世昌连下两次命令，责成警察总监，制止风潮，维护治安，并将被捕学生移送法庭讯办。这一来，舆论越发大哗，学潮亦极激烈，教育部长傅增湘避往西山，请求另简贤能，接掌部务。北大校长蔡元培留书辞职，径自出京南下，回绍兴原籍。接着北京各校罢课，十三名专科学校校长与内阁总理钱能训谈判并无结果，全体引咎辞职。众望所归的徐世昌，搞成这样一个焦头烂额的局面，实在也是始料所不及。

    但是，此人深谙黄老之学，阴柔的功夫到了家，居然好整以暇，一叶扁舟，飘渡北海，登上团城去探望曹汝霖。

    这是曹汝霖毁家后，与徐世昌第一次见面。但徐世昌既不谈政事，亦不提火烧赵家楼那段不愉快的回忆，只问问他的起居，谈些闲话。看看天色将暮，起身告辞。

    曹汝霖自然要送他登舟，一路下来，先到玉佛殿。徐世昌站住了脚，大谈掌故，说玉佛是乾隆年间，暹罗所进贡；看到数十株栝树，他说此名白皮松，只有北方才有，团城特别多，不知何故。

    一面谈，一面走，到得船埠，徐世昌站住脚又说：“我留一条小船在这里，你没有事，可以坐船去逛逛。北海的鱼很多，垂钓亦可消遣。”

    “是！”曹汝霖只好称谢，“多谢大总统。”

    “你带书来了没有？”

    “没有。”

    “我派人送书给你。”徐世昌又说，“你有什么需要，打电话给秘书厅好了。”

    第二天果然有人送来一部书，叫作《东三省政书》，是徐世昌当东三省总督的政事记录，印得很讲究，但内容枯燥无味，曹汝霖亦看不下去。每日多暇，坐了徐世昌留下的小船，到北海园林之一的静心斋，去探望在那里养伤的章宗祥。

    “今天有人来告诉我，学潮息而复起，是有组织的。”章宗祥忽然问说，“你跟林长民的交情本来不坏，是不是最近闹翻了？”

    “最近没有啊！”曹汝霖诧异地问，“他怎么啦？”

    “他大骂亲日派，对你攻击得更厉害。”章宗祥又说，“他在大街上演说，还抬了口棺木在那里。”

    “这又是为什么？”

    以棺木自随，当然是不惜一死的表示。这一点，林长民的做法有欠厚道。他在演说中，攻击曹汝霖不但想出卖山东，还想出卖中国；签了二十一条还不够，将来还会与日本签订中日合并条约。又说：“你们在学校里读书，只怕还不知道。这个人的权力很大，他很可能会杀我。我不怕，我拼出一条命去，要跟他斗到底。所以我预备了棺木在这里。”

    “我哪里有杀人的权力？就是有此权力，我像个杀人的人吗？他这样说法，用心实在太恶毒了一点！”

    “是啊！我觉得很奇怪。去年你还推荐他当东海的秘书长。虽因东海表示，他的秘书长不必槃槃大才而未用，到底有推毂之雅。何至于怨毒如此之深？你倒再想想看，总有无意中大大得罪了他的地方吧？”

    曹汝霖想了好一会儿，突然记起。“要嘛，就是这件事。”他说，“去年过年，他打电话跟我借三千块钱济急，我答应了。哪知年下事多，每天会客商量公事到晚上一两点钟，把他的这桩小事忘记了。到年初五想了起来，赶紧给他送去，哪知他拒而不纳。想来是为了这件事，对我不满。”

    “可不是！你认为是小事，在他是大事。”章宗祥说，“借钱过年，总是为穷。新年‘送穷’，福建最忌。怨毒之于人甚矣哉！”

    曹汝霖想不到无意中会触犯人家这样一个忌讳！为好反成怨，始料所不及。但毕竟只是私怨细故，竟当作深仇大恨，林长民气量之狭，于此可见。曹汝霖默识于心，付之一叹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