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

    准四点钟开票，票匦四周，十六名检票员团团围住，实际上议员与旁听者，只能听到唱票，不能看到开票。

    “曹锟！”

    唱完一票，随手交到旁边。保管选票的人姓张，是议院庶务科的一名科员，此人精于赌博，牌九摇摊、麻将扑克，门门皆精，有人说他是一名“郎中”，这话看起来不假，因为唱的这一票，明明是开玩笑的孙美瑶————临城大劫案的土匪头目，但故意唱作“曹锟”，是彼此商量好的，等将选票递了给他，也不知怎么一个手法，那张选票不翼而飞了。当然，另外补上一张“正确”的选票，并不费手脚。

    于是一路下来，都是“曹锟、曹锟、曹锟”，间或有“孙文”“唐继尧”，开到一百张以外，秘书长郑林皋拉了此人一下，于是唱出一张：“废票！”

    “慢慢！”有人大叫，“不能光唱废票，把票上的字唱出来。”

    废票上写的是，盖在支票骑缝上的图章“三立斋”三字，似乎不便照唱，于是秘书长郑林皋，想好一套说法，请吴景濂以主席的身份宣布。

    “废票之作废，有各种不同的原因，不便、不必亦不能唱票，譬如废票上乱七八糟涂了些不成文字的符号，请问如何唱法？现在请检票员鉴定，确为废票。至于如何作废，回头请议员同人来看了就知道了。现在继续开票，不必为废票问题耽搁宝贵的时间。”

    话一说完，大选派的议员纷纷鼓掌，表示支持，唱票员便接着高唱：“曹锟、曹锟、曹锟……”

    一直唱了两个钟头，开票完毕。人多手杂之际，一沓预先填好“曹锟”名字的选票，很容易地添了进去，由检票员一一计算，很快地有了结果。

    吴景濂将议事槌敲了两下，等嘈杂的人声静了下来，才咳嗽两声，清一清嗓子，高声说道：“现在宣布开票结果：实发选票五百九十张，收回五百八十八张，除废票十二张以外，有效选票为五百七十六张，曹锟得票四百八十张，依法当选为大总统。”

    此言一毕，大选派议员大声喝彩，拼命鼓掌，同时院外的几串一万响的爆竹大鸣。但绝大多数的人，不管是议员或旁听者，感觉上如释重负，有种遇赦出狱的喜悦。

    当然，兴奋的大有人在，第一个是吴景濂，回到办公室，提起笔来先拟贺电：“万急，保定曹大总统鉴：十月五日依大总统选举法举行大总统选举，列席人数五百九十人，我公依法当选，中外腾欢，万姓仰戴，永奠邦基，造福民国，谨掬诚申贺，顺颂钧安。吴景濂。”正写到此处，副议长张伯烈闯了进来，便又加了他的名字，署名是“吴景濂、张伯烈叩，歌”。

    “谢天谢地，总算过关了。”张伯烈说，“刚才郑秘书长跟我说，这一趟的出力人员，应该从优奖励，而且越快越好。他自己不便说，托我转言。议长看，应该怎么办？”

    “当然应该奖励。”吴景濂想了一下说，“加发半个月薪水如何？”

    “是不是太少了一点？”张伯烈又说，“同时也应该论功行赏。”

    “只要经费有着落，加两个月也可以。无奈————”

    “不！”张伯烈打断他的话说，“院里的经费是有预算的，一文也不能加。我听郑秘书长的意思，是认为保定方面应该有所表示。”

    “这，”吴景濂有些踌躇，“似乎应该让他们自己有所表示，咱们去要，是不是显得太小气了些？”

    张伯烈心里冷笑，吴景濂为自己的利益，老早就穷凶极恶地开了条件，为属下却退缩了，明明是讨好人家，委屈自己。

    张伯烈寻思，要皮里阳秋说他几句，让他知道天下不只有他一个是聪明人。但已来了一班议员，就不便再说了。

    这班议员自然是大选派。他们都知道，吴景濂这回大卖力气，什么事拍胸一口应承，大有越过直系要角，而以曹大总统第一“功臣”自居之慨，目的就在阁揆一席；而直系亦似乎默认应以组阁酬庸吴景濂。既然如此，岂可怠慢？一个个笑容满面的，道劳的道劳，道贺的道贺。道劳答以“不敢当”，道贺就很难置答了，想一想，只好说一语：“是曹家的喜气，与我何干？”

    “怎么不相干。”有个姓方的议员，外号“大炮”，心直口快，“莲公为曹家建此殊勋，应该‘分茅裂土’，封作‘一字并肩王’，怎么不是喜事？”

    “一字并肩王”就是副总统。另有人说：“我们来拥戴莲公‘备位储贰’如何？”

    “别开玩笑，别开玩笑！”吴景濂心想：曹锟的副总统应该是开府洛阳的吴佩孚。这句玩笑话传到洛阳，让吴佩孚起了误会，以为夺他的进身之阶，这个怨可结不得，因而复又正色说道：“诸公如果爱护景濂，千万别说这种无意义的话！”

    原是一句笑话，不道他看得如此严重，未免有些扫兴。方大炮掉头就走，使得局面越觉尴尬，幸好高凌蔚派人来请吴景濂议事，才解消了僵局。但身历其境的人，回想到他平时咄咄逼人的作风，都有一个强烈的感觉：与其拥护此人，不如打倒此人。

    高凌蔚请吴景濂去商量两件事，一件是赍送大总统当选证书的人选。保派核心分子希望由两院议长为代表，但王家襄既未参加投票，肯不肯充任此一类似“劝进”的专使，颇成疑问。因此，只好做成这样一个结论：如果王家襄不愿，由众院正议长吴景濂、副议长张伯烈去一趟保定。

    另一件事就大煞风景了。有个众议员叫邵瑞彭，将拿到的支票，拿到天津用珂罗版印了出来，分送各报馆，同时向京师地方检察厅告了一状，被告是高凌霨、王毓芝、边守靖、吴景濂，一共四人。

    事由当然是告他们进行贿选。状子中说直系自“国会恢复以来，以遥制中枢、联结疆吏、四方搜刮、筹集选费为第一步；以收买议员、破坏制宪、明给津贴、暗赠伕马为第二步；以勾通军警、驱逐元首为第三步；以速办大选、定期兑付、诱取投票为第四步。近月以来，高凌霨、吴景濂、边守靖、王毓芝等与三五不肖武人，假甘石桥房屋组织买票机关，估定票价，传闻每票自五千元至万余元不等，竟公然发出通知，召集在京议员五百余人至甘石桥俱乐部，表面称为有事谈话，实则发给支票”。接下来，便陈述支票的出票人、兑付银行等等，附上影印的支票，作为证据。

    由于邵瑞彭是以国会议员的身份去拜访检察长，一见了面，当场递上状子，使得检察长无法闪避，只有“求援”了。

    “求援”其实也是请示。一个电话打给保派嫡系的司法总长程克，报告其事，程克答说：“状子我没有看见，我不知道能不能驳回。”

    “驳是能驳，不过舆论会攻击。”

    “舆论几个钱一斤？”程克在电话中激励，“你别怕！只要把这件案子驳回了，我保你升官。”

    驳这件案子就能升官，相对地如果受理这件案子，可能就会丢官。权衡利害得失，这个检察长，决定亲自来处理此案。

    于是在会客室开侦查庭，隔着长桌，相向而坐，书记官另据一张小桌做笔录。姓名、年龄、籍贯当然不必问了。

    “邵议员，”检察长问说，“你参加大总统的竞选没有？”

    “没有。”

    “你是大总统的选举人？”

    “是的。”

    “那么，你选谁呢？”

    邵瑞彭一愣，也有些不高兴了，便即问说：“这与案情有关吗？”

    “你不回答也不要紧。”检察长说，“邵议员既然没有竞选大总统，那么随便选出谁来，对你都没有损害，是不是？”

    一听话风不妙，邵瑞彭便说：“当然有。”

    “请你具体指陈。”

    “贿选出来的大总统，一定卖官鬻爵括地皮，才能把本钱捞回；这一来整个国家受害。我是国民一分子，当然蒙受损失。”

    检察长笑了，“邵议员，脱离我现在职务上的立场，我充分同情你的看法。可是，”他收敛了笑容说，“这是政治问题，不属于司法的范围。司法要讲具体事实与证据。邵议员如果竞选大总统，而有人贿选，妨害了你当选的机会，才有损害之可言。现在邵议员并无损害，就不是利害关系人，当事人不适格，本案无法受理。”

    不说“驳回”而说“无法受理”，措辞虽很婉和，却仍惹起了邵瑞彭冲天的怒火。这个检察长很厉害，见此光景，先发制人。

    “邵议员，请冷静！这里看来是会客室，实际是法庭。”说着，向门外看了一眼。

    门外有两名法警站着，邵瑞彭悚然心惊，检察长已经作了暗示，如果“咆哮公堂”，在法律上名为“藐视法庭”，亦可安上“妨害公务”的罪名，法官有权当庭收押，这个眼前亏可不能吃。

    于是他将一腔怒火压了下来，冷静地想了一下说：“我如果改为检举呢？”

    “检举什么？”

    “检举被告妨害大选。请问检察长，受理不受理？”

    “这是公诉罪名，当然受理。不过，”检察长问，“证据呢？”

    “咦！”邵瑞彭指着支票影本说，“这不是？”

    “这不是！”检察长信口而答，“你虽收到‘洁记’支票，据说出票人是直隶省议会议长边守靖，可是你无法证明这张支票是行贿的款子。”

    “你可以传出票人来问。”

    “我不能贸然出传票。如果他到庭说是私人债务，问我何以认定是贿款。我没有话回答，传他就成了滥用职权了。”

    邵瑞彭为之气结，沉吟了好一会儿说：“检察长，我们平心静气谈一谈，好不好？”

    “好！我离开职务的立场来谈。”检察长回头对书记官说，“现在是暂时退庭休息，私人谈话，不列入笔录。”

    邵瑞彭看他步步为营，知道搞不过他，但灵机一动，认为出气不成问题，心境暂告平静了。

    “这几天报上连篇累牍，登的都是贿选新闻。请问老兄，你真的认为‘卖布总统’当选是干净的吗？”

    “不，不！”检察长大为摇头，“我跟你的看法一样。”

    “既然如此，你何不主动发挥你的职权？”

    “我没有立场。公诉罪名，也要有人检举，检举要看证据。邵议员，物证不足，用人证来补充。你能不能找一个证人？”

    “要怎样的证人？”

    “当然是能证明他们行贿的人。譬如另外受了贿的议员。”

    “既然受了贿，怎么肯出面作证？”

    “那就没法子了。”检察长双手一摊，满脸无奈的神情。

    “我就不相信，司法的力量，不能纠正这么严重的缺点。”

    “司法不是万能的。”检察长又说，“其实，倒是国会议员应该自己检讨，如果不受财，国家岂不是就不会受到损失了吗？”

    邵瑞彭默然，想想也不错，其实第一被告是受贿人，行贿人应该是第二被告。放过第一被告，告第二被告，岂非本末倒置。

    就这时候，法警进来请检察长去听电话。这一听了回来，态度就不同了。

    “邵议员，你把案子撤回去！”

    是命令式的语气，邵瑞彭大感不悦，冷冷地问：“不撤呢？”

    “不撤就宣布不受理。”

    检察长一副公事公办的表情，是由于接了一个电话而来的。司法总长程克叫人告诉他，邵瑞彭是勒索，他曾向甘石桥俱乐部表示，至少要送他两万元，否则他将以支票影本为证据，提出控诉。甘石桥俱乐部一查，支票已经兑现。换句话说：邵瑞彭是纳了贿以后，又控告行贿的人。这种做法太无耻，连江湖黑道中人都不如。因此，关照检察长，对邵瑞彭不必客气。

    当然，这是片面之词，是否可信，犹成疑问。不过检察长既有命令，自亦无须顾忌，因而态度大改，使得邵瑞彭大为光火。

    “我不撤回，你宣布驳回好了！”他决定骂一顿出口气，“你什么东西，直系御用的走狗！”

    检察长勃然变色，指着邵瑞彭说：“你太不自爱了！我非扣押你不可！”

    “你凭什么？”

    “你藐视法庭，是现行犯，我就有权采取法律行动。”检察长向门外喊道，“法警呢？”

    法警应声进门，一个手里还持着所谓“戒具”，邵瑞彭如果拒捕，便不客气要上手铐。

    哪知他胸有成竹，不慌不忙地说：“我提醒你，此时此地，不是法庭。你刚才关照书记官，私人谈话，不做笔录。现在还是退庭休息的时候，我并不构成如你所诬控的‘藐视法庭’罪。不错，我骂过你，你是‘直系御用的走狗’，这算是公然诽谤，或者公然侮辱，请你提出控告。我再说一句，请你去告！王八蛋，你去告！我接着你的！”说完，扬长而出。

    检察长目瞪口呆，法警自然懂法律常识，没有法官下令，去拦阻这个议员，便是妨害自由，所以也只好眼睁睁地目送他离去。

    邵瑞彭官司没有打成，总算出了胸头一口恶气，所以昂首掉臂而行，神气得很。走到门口，遇见一个姓钱的熟人，也是地方检察厅的法官之一，劈面相逢，两人都站住了脚。

    “邵议员，你来有何贵干？”

    “噢，老钱，”邵瑞彭歉意地说，“对不起，我把你们的检察长骂了。”

    “这，”钱法官说，“你骂了我们的检察长，跟我道歉干什么？这且不说，要问问你，为什么骂他？”

    “我来告状，他不准也还罢了，态度恶劣。”接着，他将经过情形为钱法官说了一遍，到得意之处，忍不住哈哈大笑。

    “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钱法官低声说道，“我们检察长，已听上司的话，完全不记得自己的立场，宜乎受辱。”

    邵瑞彭心想，民意代表亦有一个“顶头上司”：袁大头。

    “事情是过去了，不过耳目不能不遮。”高凌霨说，“这一次反对派最大的借口是，先修宪，有了宪法，再产生总统。现在大总统是有了，缺少一部宪法，面子上似乎不好看。莲伯兄，你看，有什么补救的办法？”

    吴景濂想了一下，喜滋滋地说：“不要紧！我亲自去送大总统当选证书，将一部三读通过的宪法带了去。这样，总可以交代了吧？”

    “行吗？”高凌霨大惑不解，“大总统已定十月十日就职，怎么来得及？”

    “包你来得及，不过要增加‘出席费’。我在三天之内，就把宪法‘炮制’出来。”

    议员出席费每人每天一百元，以出席五百五十人计算，不过五万五千元，三天一共十六万五千，问题不大。

    “好！咱们一言为定，我拨特别预算十七万，你把宪法‘炮制’。”

    于是吴景濂复回议院，找秘书长郑林皋来商量，决定开两天会————初读已经进行过了，只开二读会跟三读会，预计出席四百人，浮报一百多，“凑足”了法定人数，出席费大概要发八万元，多下的九万元分配给各社团的负责人，作为快马加鞭“炮制”宪法的酬劳。

    连夜发通知，十月六日上午十点半开会，只是读了一遍，主席问说：“有无异议？”

    “通过、通过！”大选派鼓掌叫嚣，遮没了反对派的声浪，接着一哄而散。

    到得十月七日，在广州的革命领袖孙大元帅下令讨伐曹锟，国民党亦发表宣言申讨。孙大元帅又分电段祺瑞、张作霖、卢永祥，要求采取一致行动。见此光景，有些议员内疚神明，不敢出席，以致流会。

    这一下吴景濂着慌了，亲自出马，多方游说。到十月八日不管人数多少，捏造记录，草草三读通过了十三章、一百四十一条的中华民国“宪法”。晚报上立刻出现了“曹氏宪法”的字样。

    但吴景濂对嬉笑怒骂一概置之不闻不问，带着桐木匣、古锦套、宣纸朱丝格，外镶蜜色绫边的大总统当选证书，专车到达天津。曹锟派他的胞弟，前直隶省长曹锐在车站迎接，同车到达曹家花园，但见里外张灯结彩，军警都穿着簇新的制服，岗哨布得老远，另外还有两班军乐队，等着在呈献证书时，奏乐志庆。

    等吴景濂一到，军乐队敲起洋鼓洋乐，接他进门，门外噼里啪啦鞭炮大作。二门之前，原有一道屏门，这天临时撤除，所以从大门一直可望到厅堂，通过一条甬道，只见曹锟降阶相迎，穿的是蓝袍黑褂，左胸缀一朵极大的红花，科头无帽，这副形象在吴景濂却还初见。

    原来他的穿戴，事先亦经过一番争议，最初的构想是穿大礼服，但有人提醒：接到当选证书穿大礼服，那么就职该穿什么？问得有理，此议撤销。

    有人说是外国君主如德皇、英皇、日皇，以及欧洲好些王国、公国的元首兼陆海军元帅，在官式场面中都着军服，此说亦通，不过在家穿起全副装备的戎装，总觉得不大对劲。最后，是曹锟的嬖人李彦青提议：“宝蓝缎面儿的灰鼠袍，玄色华丝葛马褂，双梁儿鞋扎腿裤，又大方，又漂亮。”

    这话有理，何况出于李彦青之口，自更有力，所以曹锟便是这身打扮迎客。

    “莲伯兄，辛苦，辛苦！”

    吴景濂只回答一声：“大总统！”作为招呼，随即只管自己升阶登堂，向里站定，等候曹锟就位，将桐木匣高高一举。

    “不敢当，不敢当————”曹锟还待客气，站在旁边的李彦青拉了他一把，才不再言语。

    “十月五日依大总统选举法举行大总统选举，大总统众望所归，以四百八十票当选。参众两院议员同人特推景濂专诚呈送当选证书，请大总统早日就职。”

    吴景濂说完，将桐木匣往前一递，李彦青随即接了过去，向曹锟嘴一努，使个眼色，意思是应该致辞了。

    于是，曹锟咳嗽一声，将背了半上午的谢词，结结巴巴地念了出来：“诸承国民厚爱，推戴本人出任中华民国大总统，誓当尽忠竭智，依法执行职务，不负全国期望。”接着举起双手，不断打躬，“谢谢、谢谢！”

    呈送当选证书的仪式，算是行过了，曹锟出面招呼：“请莲伯先生客厅坐。”

    小客厅居中一张沙发，曹锟请来客在上首座，吴景濂不肯，“大总统一国元首，理当上坐。”推来推去，到底还是主人居上。

    “这一次，大家捧场，我很感激。”曹锟说道，“我不是不懂好歹的人，请莲伯兄放心。”

    吴景濂一听这话，笑逐颜开，立即欠身答道：“理当效劳，以后追随大总统的日子还多。”说到这里，突然发觉，这不是在说私话，因而赶紧改口问道：“大总统预备哪天就职？”

    “后天。”

    后天就是双十节。吴景濂实在也是明知故问。曹锟定于十月十日就职，是早就商量好的，此中有一个巧妙的作用。由于孙大元帅已向外交团提出照会，要求不承认贿选总统。保派深恐到时候外交团真个杯葛，不来参加他的就职典礼。定在双十节就职，是打算着外交团看在中国国庆的分上，会来觐贺，这一下面子上可以过得去了。

    “那么，大总统什么时候进京呢？”

    “也是后天。”曹锟答说，“后天一早坐专车进京，一到就行礼。”

    “到时候我带议员同人来迎接。”

    “谢谢，谢谢，不敢当。”

    寒暄到此，吴景濂不再作声，他希望曹锟自己有所表示，说一句：要多多借重。但曹锟却不开口，局势就显得有些僵了。

    于是曹锟便说：“莲伯先生路上辛苦了，请先休息。”

    “不必了！”吴景濂说，“我还要赶进京去。这一次议员同人，意见分歧，到现在还有好些人对我不谅解，得要好好安抚解释。”

    这是表功的姿态。曹锟虽然“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这两句话不能听不懂，立即抱拳说道：“这一回多承莲伯兄帮忙，我很感激。”

    “大总统言重了！”吴景濂加强了语气说，“既然追随大总统，自然要尽忠竭智，拿事情办妥当，不然何以为人？”

    这话说得很露骨，已充分表现了愿投身自效的决心。曹锟只是圆滑地连声道谢，并没有一句切实的话。

    这时吴景濂的脸色便有些难看了。曹锐见机拉着他在一起，用极其亲昵的眼色做了一个暗示，意思是另有心腹话相告。于是，吴景濂的表情缓和了。

    “吴莲伯志不在小，一直想组阁。”曹锐得意地说，“我想了一条坐山看虎斗的计策，请他跟王孝伯去商量。”

    原来王承斌亦觊觎阁揆一席，但还不便公开表示，现在曹锐请吴景濂跟他去商量，可以料想得到，王承斌必有一番说辞，将吴景濂的热衷之念冷了下来。

    但曹锟另有看法，他说：“王孝伯是吴莲伯的门生，倘或他们‘兴城二伯’说通了联起手来，也是件麻烦的事。”

    “不会，不会！王孝伯深沉得很，怎么会跟他说真话呢？”

    “咱们自己也得有个打算，你看到底让谁来当总理？”

    “大家商量，还没有想出人来。条件太难了。”

    保派有自知之明，曹锟这个大总统，声望不够，全靠有个德高望重的总理，才能笼罩各方。同时财政上要拿得出办法。此外还有个条件是，必须吴佩孚看得顺眼的人。想来想去，只有一个梁士诒最理想。但首先吴佩孚就反对，而梁士诒记起前怨，也绝不会屈就的。

    “目前，”曹锐又说，“只有让高五暂时代理下去。”

    高五就是高凌霨，他亦未尝不想“一正揆席”，无奈予人的印象，是幕后的策士，走到幕前，“台风”不佳，也就死了心了。

    曹大总统的就职典礼，冷落异常。原因甚多，第一是时间仓促；第二是大家心照不宣，拿钞票买来的头衔，并不光彩，没有什么好宣扬的；第三，可能是最根本的原因，据说曹锟看到大选的报销，心疼不已，由李彦青传出话来：凡事该当节省了。这一来，就是有人想热闹热闹，也意兴阑珊了。

    捧场的只是大选派议员，还有陆军、海军及直系部队的军官。不过由于外交总长顾维钧的手腕，外交团却都到场了。事先礼宾司开了名单，简单地介绍了各国的国情，也注明了见到某国公使，应该说几句什么话。譬如对日本公使芳泽谦吉，应该对东京大地震表示关切之类。不过侍卫官将名单的次序搞错了一张，以致曹锟在握手寒暄时，搞得牛头不对马嘴，看到美国公使，说是“请向贵国女皇问好”，急得礼宾司员满头大汗。

    典礼草草终场，到得大总统办公室，坐上袁世凯坐过的那张大皮椅，不免踌躇满志。回想当初在小站卖布时候的光景，真有如梦似幻之感。

    坐向办公桌，自然要办公。第一件公事当然是发就职布告。李彦青将一个卷夹捧上来摊开，曹锟便提笔画了两竖，是草书的“行”字。第二件便不大看得懂了，要李彦青告诉他：“派高五爷代理国务总理。”

    “噢，噢！”曹锟提笔，又是两竖。再问第三件：“这是什么？”

    “是我的派令。”

    “是公府总务处长吗？”

    “不错。”

    “好！”曹锟转脸看了李彦青一眼，见他蓝袍黑褂，略具官气，不由得“扑哧”一声笑了出来。

    李彦青却板着脸，又拿第四件公事，同时说：“公布宪法。”

    “宪法？”曹锟问说，“那不应该由议院公布吗？”

    “我也闹不清。”

    “你找张秘书长来。”

    找来的是国务院秘书长张廷锷，细心为他解释，宪法由国会通过，咨请大总统公布，这是有大总统的国家照例的规矩。他说：“请大总统判行，没有错。”

    “你说没有错就行了。”曹锟一面画稿，一面说，“你坐一下，我有话跟你说。”

    曹锟是要跟他谈吴佩孚的事，因为保派打算另组“新直系”，排斥吴佩孚。对曹锟来说，这件事是很大的一个困扰。他认为张廷锷在驱黎这件事上很卖力，却又非直系，立场比较超然，所以想听听他的意见。

    张廷锷沉吟了一下问道：“大总统知道薛汇东这个人吧？”

    “是不是项城的二姑爷？”

    “不错，就是他。”

    “他怎么样？”曹锟大惑不解，怎么样也想不出袁世凯的二女婿薛观澜，跟他所想求得解答的问题有任何关联。

    “薛汇东前天跟我闲谈，他说，这回大选，暗潮汹涌，天津的各路人马，都想一逞身手，而终于风平浪静，化险为夷，得力于一个人。请大总统猜一猜，得力的是谁？”

    “这，”曹锟秉性算是厚道的人，不肯没人之长，想了一下说，“吴莲伯。”

    “大总统也知道，足见只要肯尽心尽力，不愁上头不赏识。”张廷锷说，“薛汇东将吴莲伯比作一个人：《三国演义》中的张辽，说他大有‘张文远威镇逍遥津’之概。这话说得稍微深刻了一点，吴莲伯是张辽，黎黄陂就是汉献帝了。为什么黎黄陂会成为汉献帝呢？大总统倒想一想这个道理。”

    曹锟恍然大悟，直系能够一败段祺瑞，再败张作霖，创出“万儿”来就靠吴佩孚，没有吴佩孚，他就会成为黎元洪第二。

    因此，他毅然决然地说：“我明白了，老四他们胡闹！”

    “老四”是指曹锐。张廷锷说的是公道话，却不愿凭空得罪曹锐，当即说道：“我刚才的那段话，请大总统千万搁在心里，不然，我以后蒙大总统垂询，就不敢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了。”

    僵持不决的国务总理人选的问题，有了新的发展。吴佩孚联络齐燮元、冯玉祥，向曹锟提出建议，主张由颜惠庆组阁，收拾时局。

    消息传到天津，王承斌幡然变计，心想，与其跟吴景濂暗中相争，使第三者坐收渔人之利，不如支持吴景濂，便宜不落外方，到得吴景濂干不下去时，还可以接他的班。

    这番意思要传达给曹锟，最适宜的人选，自然是曹锐。事实上当初策动吴景濂包办贿选，谈条件时，曹锐亦曾在场，所以他也义不容辞地应该替吴景濂去争一争。

    反对颜惠庆组阁，保派的意见是一致的，除了颜惠庆本人的洋味格格不入以外，另一个原因是，出于吴佩孚的保荐就不行。但是，对于吴景濂一样也很冷淡，因为大选一过，许多内幕逐渐揭开，吴景濂一手操纵，厚此薄彼的情形，不一而足，普遍引起议员的不满，一股倒吴的暗流，正在逐渐形成。如果此时提名以吴景濂组阁，未免太不识时务了。

    曹锟对于吴景濂亦无好感。因为账已经结出来了，大选的花费总计一千三百五十六万元，直系各督军的报效，不过一个零头，曹锟本人足足花了一千万，心疼之余迁怒于吴景濂，认为他既是议长，对议员应该有相当的约束力，结果是拿他的钱买议员的好。像这种慷他人之慨的人，何能重用？

    因此，他想到了现任财政部部长王克敏。他们是老朋友，当光绪末年曹锟在保定当统带时，王克敏以直隶交涉使驻保定，便常有往还。入民国后，彼此有几次共事的机会，他发现王克敏有一项长处，该曹锟应得的钱，他不会装入他自己的荷包。在曹锟看，这就是“公私...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