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科隆

多好呀。”

    “那当然了。”她的口气带着点俗劲儿，一瞬间几乎毁了梅布尔·沃伦心中的幻象。可科洛尔·马斯克又期望地说：“别提什么心好。再说一遍，我真的漂亮？”梅布尔·沃伦把握十足地满足了她的要求：“亲爱的，你确实很可爱。”姑娘惊诧而又热切地瞪眼望着梅布尔，那样子真叫人动心，梅布尔脑海中那些都市化的阴暗角落里闪过了“处女”这个字眼儿。“没人说过你漂亮吗？”急切而又疑虑重重的梅布尔恳切地问，“连餐车上你那位年轻的朋友也没说过吗？”

    “我跟他谈不上相识。”

    “我想你很聪明，亲爱的，犹太人是不能信任的。”

    科洛尔·马斯克慢吞吞地说：“你觉得他也会这么想吗？他会以为我不喜欢他是因为他是个犹太人吗？”

    “亲爱的，他们对此早习以为常了。”

    “那我要去告诉他，我喜欢他，我也一向喜欢犹太人。”梅布尔恶狠狠地嘟囔起来，不出声地骂着脏话。

    “你说什么？”

    “在找来医生之前，你总不至于就这样把我扔下不管吧？我的隔间就在过道尽头，和我侄女在一起。要是你能找来医生，我这就回去。”她瞅着，等科洛尔一消失，就溜进了一间厕所。火车猛地停了，随后开始向后倒行。沃伦小姐透过窗子，望见了维尔茨堡 [16] 建筑物的尖顶和美因河上的大桥。列车正甩下三等车厢，在信号箱和铁路侧线之间来回地行驶转轨。沃伦小姐留了点儿门缝，以便观察过道上的动静。当科洛尔·马斯克和津纳医生出现时，她关紧门等候脚步声过去。要走到过道尽头还有很长一段路，只要她麻利点儿，时间就来得及。她溜出厕所。她还没来得及关上门，火车就启动了，车身一晃，门哐地关上了。但科洛尔·马斯克和津纳医生都没有回头。

    梅布尔笨拙地跑起来，由于火车的运动而在过道里撞来撞去，手腕和膝盖都碰肿了。吃罢早饭回来的旅客都紧贴在窗户上让她通过，其中几个人用德语抱怨着，知道她是英国人，以为她听不懂。她露出大门牙，恶意地朝他们笑笑，又接着跑起来。她要去的房间并不难找，因为她认得挂在墙角的雨衣和那顶肮脏的软帽。座位上还放着一张晨报，一定是津纳一两分钟前在维尔茨堡车站买的。就在她沿着过道追赶科洛尔·马斯克的那几步路里，她已经谋划好了每个步骤：和津纳同在一个隔间的人正在吃早餐，津纳医生正在列车的另一头找她，起码三分钟之内不会回来。在这段时间里，她必须搞到足够的事实来迫使他开口。

    首先是那件雨衣。口袋里只有一盒火柴和一包“金叶”牌香烟。她拾起帽子，摸了摸帽箍和衬里；过去她曾经在帽子里发现过非常宝贵的资料，但医生的帽子里却空无一物。现在她的搜查工作已到了一个危险的关口，因为摸摸帽子乃至翻翻雨衣口袋，总还是可以掩饰过去的，可要是从行李架上拉出衣箱，用小刀撬开锁，再打开箱盖，那就会很容易使她被人指控为盗窃。而且，在她摆弄那把锁的时候，折刀的一面刀刃偏偏断了。任何从这儿经过的人都会明显看出她在撬箱子。她前额上渗出了汗珠，急得有点儿发狂。如果我让人发现了，那就意味着解雇，她想，英国最不入流的廉价报纸也不会容忍这种事的；我要是被解雇了，我就会失掉珍妮特，也没希望把科洛尔搞到手了。她一面撬着，推着，刮着，一面又想：如果我成功了，单凭这样一篇报道，他们就会对我百依百顺，每周再加四镑薪水也算不上什么奢求。我就能租一套宽敞点儿的公寓，珍妮特听到这消息就会回来，再也不离开我。为了今天的冒险，我将得到幸福和安全，她想。这时，锁打开了，箱盖被掀起，她的手指触到了津纳医生的秘密物件。最先摸到的是一条羊毛束腰带。

    她小心地拿起束腰带，发现了他的护照。护照上的名字是理查德·约翰，职业是教师。年龄五十六岁。这说明不了什么，她想，那些来历不明的外国政治家都知道上哪儿去买护照。她把护照放回原处，开始伸手在衣箱正中的衣服里摸来摸去，海关官员在检查提袋底下和边上的物品时，总是忽略这个地方。她希望发现传单或信件，但只有一本一九一四年德国出版的旧旅行指南：《君士坦丁堡及小亚细亚、巴尔干、爱琴海、塞浦路斯》。这本书夹在一条裤子里。梅布尔·沃伦办事可毫不含糊。她估计还有一分钟的安全时间，既然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可査，她索性翻起这本旅行指南来，因为这本书被那么小心翼翼地收藏起来，确实有几分奇怪。她瞧了瞧书的扉页，失望地看到上面写着理查德·约翰的名字，是用拉纸的笔尖写的小巧的、花里胡哨的字体。不过，名字下面有一个值得记下来的地址：“大滨海伯青顿，学校公寓。”《号角报》可以派人去采访那儿的校长。说不定可以发掘出一篇好报道呢。

    这本导游书似乎是从旧书店买的，封皮很破旧，扉页上贴着查令十字街一家书店的标签。她翻到贝尔格莱德。那儿有一页地图，已经用得松脱了，但上面没有什么记号。她检查了和贝尔格莱德有关的每页纸，随后又检查了和塞尔维亚有关的每页纸以及有关现属南斯拉夫的那些国家的每页纸。连一个墨水斑点都没有。若不是因为她在衣箱正中找到了这本书，她就会放弃检査了。尽管明摆着什么都没有发现，她还是顽固地认为，这本书是特意藏在那儿的，因此其中必有奥妙。她用拇指迅速地翻动着书页，因为有许多折叠的地方，翻起来时易时难。在书前面的一页上，她在文字说明中发现了用墨水画的一些横线、圆圈和三角。然而这一页谈的只是小亚细亚某个不知名的城市，而且，这些笔道很可能是个孩子用直尺和圆规胡乱画的。显然，如果它们是一种密码，那只有专家才能破译出来。他把我难倒了，她一边把衣箱的表面弄平整，一边恨恨地想，这里什么都没有。但她不想把旅行指南放回去。津纳藏起这本书，其中必有奥秘。她已经冒了这么大的风险，不妨再多冒一点儿。她合上衣箱，把它放回到行李架上，却把那本旅行指南轻轻地塞入衣衫，放在腋下。她只消把胳膊贴紧身子就能夹住它。

    但是现在不能回自己的座位去，那样就会碰上往回走的津纳医生。这时她想起自己原本要在火车站采访的奎因·萨沃里先生。通过《闲话者》杂志上的照片，《纽约客》杂志上的漫画，《信使报》上的铅笔素描，她对他的相貌已相当熟悉。她小心翼翼地朝过道望了望，像个近视眼似的眨眨眼睛，随后快步走开了。她在头等车厢中没有找到奎因·萨沃里先生，但最后还是在二等车厢的卧铺中找到了他。他把下巴埋在大衣里，一只手攥着烟斗，亮晶晶的小眼睛正打量着过道里来来往往的人们。在他对面的角落里，一个牧师正在打盹儿。

    沃伦小姐打开门走了进去。她摆出一副专横跋扈的派头，不待邀请便坐了下来。她觉得是她给这个男人带来了他所希求的东西————名气，而自己却得不到什么报酬。因此她无须对他柔声细气地说话，不必像先前劝诱津纳医生那样引导他开口。报刊有替他推销书籍的力量，所以她可以无所顾忌地冒犯他。“你是奎因·萨沃里先生吗？”她问道。眼角余光一瞥，她看见那个牧师神色一变，摆出一副恭恭敬敬的样子来。可怜的傻瓜蛋，她想，让十万册的销量唬住了，我们的销量是二百万呢，明天将有二十倍于十万的人听说津纳医生。“我想代表《号角报》，对你进行一次采访。”

    “我觉得有点儿突然。”萨沃里先生说，他扬起下巴，拉了拉他的大衣。

    “不必紧张。”沃伦小姐机械地说。她从提包中取出笔记本，啪的一声打开。“随便对英国公众讲几句吧。是匿名旅行吗？”

    “啊，不是，不，”萨沃里先生说，“我又不是王室成员。”

    沃伦小姐开始记录。“你要去什么地方？”

    “嗯，首先，”萨沃里先生愉快地说，似乎沃伦小姐的关心使他很高兴，其实沃伦小姐的心思已经回到那本旅行指南和那些胡涂乱画的几何图形上去了，“去君士坦丁堡，然后可能去安卡拉、远东、巴格达、中国。”

    “写一本游记？”

    “啊，不，不。我的读者要的是小说。这本书将取名为《出国记》。写一个伦敦人的奇遇。那些国家，那些不同的社会文明。”他用手在空中画了一个圈，“德国呀，土耳其呀，阿拉伯呀，对于主角————一个伦敦烟草商来说，这一切都是第二位的东西。你明白吗？”

    “完全明白。”沃伦小姐一面说一面迅速写道，“战后几年中最杰出的革命家之一，理查德·津纳医生正在赴贝尔格莱德的归国途中。五年来世人普遍认为他已经死去，其实他一直以教师的身份住在英国，等待时机。”但他为什么要回国呢？沃伦小姐思忖着。“你对现代文学有何高见？”她问，“乔伊斯、劳伦斯以及诸如此类？”

    “现代文学是过眼烟云。”萨沃里先生立即做了一个很有警句意味的答复。

    “你信奉莎士比亚、乔叟和查尔斯·里德 [17] 这样的作家吗？”

    “他们将万古永存。”萨沃里先生颇为庄重地宣布道。

    “波希米亚主义，你不主张吗？对‘菲兹罗伊’酒馆作何感想？”（“曾经签发了对他的逮捕证，”她同时写道，“然而须待审判结束才能使用它。可是当审判结束时，津纳医生却杳无踪迹了。警察对所有的火车站进行了监视，拦截了每一辆汽车。无怪乎关于他被政府特务谋害的流言不胫而走。”）“你是否认为不必穿奇装异服，戴大黑帽，穿天鹅绒外套，等等？”

    “我认为那简直会要我的命。”萨沃里先生说。他现在一点儿也不局促了；他一面偷偷观察着牧师，一面说：“我不是诗人，诗人是个人主义者。他可以随心所欲地穿着打扮，他只靠自己。而小说家却要依靠别人，他不过是个有表达能力的普通人。他是个间谍。”萨沃里先生戏剧性地补充说，很有点儿让人迷惑不解，而且把前前后后的h音都吞掉不发。

    “他必须观察一切而又不为人所注意。人们一旦认出他来，就不肯多谈了，就会在他面前装模作样，他也就发现不了什么东西了。”沃伦小姐的笔飞快地写着。既然她已经让他开了口，她就要赶快思考思考，无须再向他提问题了。她用铅笔涂出一些毫无意义的符号，看起来倒很像速记体，足以使萨沃里先生相信他的话都被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了；在这些曲线、直线、圆圈和方块的掩护下，沃伦小姐思索着。她把可能同那本旅行指南有关的各种事都想到了。那本书是一九一四年出版的，但保存得相当好；没有怎么使用过，但有关贝尔格莱德的那部分却是例外，那幅城市地图由于经常被人翻弄，书页已经松脱了。

    “你听懂这些观点了吗？”萨沃里先生急切地问，“它们很重要。对我来说，它们是文学道德的试金石。你知道，一个作家具备这种文学道德并不妨碍他的书卖出十万册。”沃伦小姐的思路被他打断了，很恼火，差点脱口回嘴道：“你以为我们如果讲真话，还能卖出二百万份吗？”

    “非常有趣，”她说，“读者一定会感兴趣的。那么，你认为你对英国文学有何贡献？”她拿起笔来，鼓励地朝他笑了笑。

    “这当然应该由别人来评说，但是就个人愿望而言嘛，我希望能在现代小说中恢复欢快和健康的风格。那种内心反省，那种阴郁情调，等等，如今实在太多了，无论如何，这个世界总还是个充满奇遇的好地方。”他那瘦骨嶙峋的手抓着烟斗，漫无目的地敲打着自己的膝盖。“恢复乔叟精神。”他说。一个女人沿着过道走了过去，顿时，萨沃里先生的全部注意力显然都去尾随那女人的背影了，他的眼神和他的手同样一起一落地抖动着。“乔叟，”他说，“乔叟。”突然，当着沃伦小姐的面，他放弃了这种努力，他的烟斗落到地上，他一边弯腰去找，一边恼怒地大声咒骂：“活见鬼，真该死。”这个人劳累过度了，一种并非他本性的人格折磨着他，好奇心和欲望折磨着他，他处在精神崩溃的边缘上。沃伦小姐幸灾乐祸地看着他。她倒不是恨这个人，她恨一切显赫的成功，无论是卖出十万册书还是达到时速三百英里；这种成功使她成了采访者，而那个男人则成了屈尊俯就的被采访者。但那同样也会风云一时的失败却是另一回事，那时她将代表报复的一方，钻入牢房，钻入旅馆前厅，钻入简陋的内室。在盆栽棕榈和钢琴之间，一个男人被她捏在手心上，他被挤到结婚照片和大理石钟跟前再无退路了。这时，她简直有点儿可怜自己手中的牺牲品，很少问他涉及隐私的问题，也不大留心他的回答了。她满意地想，《寻欢作乐》的作者萨沃里先生离这样的失败也相距不远了。

    她重复着他的用语。“健康，”她说，“这就是你的使命吗？不搞‘儿童不宜’的东西。他们在学校里拿你的书当奖品呢。”

    她的讽刺有点儿太露骨了。“我为此而自豪，”他说，“让年轻的一代在健康传统中成长起来。”她注意到他的嘴唇焦干，眼睛直往过道里瞟。我要把这些有关健康传统的话也写进去，她想，读者们会喜欢的，詹姆斯·道格拉斯也会喜欢的。这个人不出几年一定会成为海德公园里议论的话题，那时，他们就会更欣赏我的做法，那时我还会活着，还能提醒人们记起我的先知先觉。她对自己的预言本领很得意，虽然她还不曾看到她的任何一个预言实现。就拿眼前这个人的表情来说吧，一丝病容，一种腔调，一个姿态，对于一般缺少观察力的人来说，这些并不比那本旅行指南上的圈圈杠杠更能说明问题，但是把它们与你所了解的这个人的生活环境、朋友、家具、住房等，联系起来，你就能预见未来，预见到等待着他的可悲的命运。“上帝啊！”沃伦小姐说，“我明白了。”

    萨沃里先生跳了起来。“你怎么了？”他问，“牙痛吗？”

    “没有，没有。”沃伦小姐说。她不由得感激起这个给她带来灵感的萨沃里先生来，这灵感使她的头脑朗如白日，使津纳医生的一切都清楚地展现在她面前。“我是说，这次采访十分成功。我刚才想出了如何介绍你的方法。”

    “让我看校样吗？”

    “哦，我们又不是周报。读者可不肯恭候。你知道，他们对大块的奇闻如饥似渴。没有时间看校样。伦敦人明天吃早餐时就将读到这篇采访。”她这样说，使他相信读者一定会感兴趣，随后就离开了他。其实，她倒更愿意提醒一下这位殚精竭虑、一心要再写五十万字畅销书的先生：人们都是健忘的，他们今天买你的书，明天就会嘲笑你。可她却没有这种闲空，她有大事要干，她确信自己已经猜出了那本旅行指南的奥秘。她在琢磨自己的预言时发现了一个新思路。那张地图已经散脱了，而且她记得那本旅行指南的纸挺薄，还有点透明，如果把地图和前面画满道道的那页纸重叠起来，笔道就会透过纸显现出来。

    我的上帝，她想，这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想到的。为这个发现值得喝一杯。我要找个没人的房间，把茶房叫来。她甚至不想和珍妮特·帕多一起分享这一胜利，她宁愿独自喝上一杯，不受干扰地好好思考一下，谋划谋划下一个步骤。她找到了一个空的隔间，但并没有贸然行事，直到茶房端来了白兰地之后，她才从衬衫里抽出那本旅行指南来。而且，即使那时她也不是立刻就拿出书来。她端起杯子，放在鼻子前，让酒味冲进鼻腔深处，冲到鼻子和脑部相连的地方。昨天夜里她喝的酒还没有完全消尽，这点儿宿醉就像地里的潮气遇上湿热天气似的蒸腾起来。晕乎乎的，她想，我觉得天旋地转。她透过玻璃杯和白兰地酒看着外面的世界，干净的原野，树木和小村庄，一切都那样单调和齐整，仿佛万古不变。她的眼睛有点儿近视，而且已让那点儿白兰地酒气熏得发红了，因此看不出那些细微的变化，不过，她注意到了没有云朵的灰色天空和昏暗的太阳。这会儿就是下雪我也不会吃惊，她想着，看了看暖气是否全都打开了。随后她从衬衫里取出旅行指南。火车过不了多久就要到达纽伦堡，她希望在新乘客上车之前把一切都安排停当。

    她的猜测是正确的，起码这一点毫无疑问。她拿着那幅地图和那张画有符号的纸页对着光线一照，画的线条正好和街道重合，圆圈正好圈着一些公共建筑物：邮局、火车站、法院和监狱。但这一切又是什么意思呢？她曾断定津纳医生回国是要进行一次个人示威，没准还会参加指控他伪证罪的审判。如果是这样，这张地图就毫无意义了。她又査看了一遍地图，街道并不是胡乱标上记号的，这里面有某种格局，有一组大小相套的方框正好与另一个方框相对称，而这个作为对称的方框就是贫民区。头一个方框的形状是这样的：一条边是火车站，另一条边是邮局，第三条边贴着法院，在这个方框中套着几个急剧缩小的方框，最小的仅仅围住监狱。

    火车两侧陡然升起高高的堤堰，阳光被挡住了；衬着灰暗的天穹，红色的火星像雹点似的落在窗户上，长长的列车吼叫着冲进一处隧道，车厢里顿时一片漆黑。革命，沃伦小姐想，这起码意味着一次革命，她仍然举着地图，等待着第一抹重新出现的光亮。

    汽笛声渐渐低了下来，光线突然又照了进来。津纳医生站在门口，胳膊下夹着一张报纸。他又穿上了那件雨衣，沃伦小姐鄙夷地看着他的眼镜，灰白头发，寒碜的小胡子，系得紧紧的小领带。她放下地图，朝他咧嘴一笑：“怎么？”

    津纳医生走了进来，把门关上。他一点儿不带敌意地坐到她对面的座位上。他知道我摸清他的底细了，沃伦小姐想，他是打算通情达理地谈谈吗？他突然问：“你的报纸同意你的做法吗？”

    “当然不，”她说，“明天我就会被解雇，但是他们如果看到我的报道，情况就不同了。”她又故意傲慢无礼地加了一句，“我认为你对我来说挺值钱，相当于一周四英镑。”

    津纳医生一点儿没生气，沉思地说：“我不打算告诉你任何事情。”沃伦小姐朝他摆摆手：“你已经告诉我不少事情了。有这个呢。”她拍了拍那本旅行指南，“你是大滨海伯青顿的外国教师。我们将从你的校长那儿摸到情况。”他的头低垂着。“而且，”她说，“还有这幅地图。还有这些圈圈道道，我已经进行过一番推理了。”她原以为会有恐惧的或愤怒的争辩，但是他仍在那儿琢磨她最初的猜测。他的态度使她感到迷惑，一时间她挺恼火，心想，莫非我没抓住最重要的事？莫非最重要的东西根本不在这儿，而在南方海边的那所学校里，在红砖房、油松木课桌、墨水瓶、破铃铛以及男孩子衣服的气味里？这种怀疑使她不那么自信了，她委婉地开了口，口气远比她打算用的语调温柔，因为调节她那哑嗓子不大容易。“我们合作吧，”她用说服人的语气大声说，“我并不想坏你的事。我不想干涉你。嗯，如果你成功了，我的报道只会更有价值。我答应你，若没有得到你的允诺，我一个字也不往外发。”她似乎满腹委屈地说着，仿佛她是一个被指控为反对绘画的艺术家。“我不会破坏你的革命。我怎么会呢，那是头等的重大新闻呀！”

    津纳医生骤然间变得苍老了；仿佛他曾成功地抵挡住了他与松脂气味和书写黑板时的吱吱粉笔声打交道的五年岁月的袭击，只是如今坐上火车，才让那被挡住的五年光阴一股脑儿压到自己身上。此刻，他变成了打瞌睡的老头儿，脸色像纽伦堡上空的雪天一样青白灰暗。“现在提第一个问题，”沃伦小姐说，“你的计划是什么？我能看出你很倚重那些贫民区。”

    他摇摇头。“我不靠任何人。”

    “你操纵全盘吗？”

    “最难把握的就是我自己。”

    沃伦小姐使劲敲了敲自己的膝盖。“我希望得到明确的答复。”但她听到的还是老一套。“我什么也不会对你说的。”他看上去更像七十岁的人，而不是五十六岁。她十分有耐心，感到自己面前的人肯定不是成功者，倒很像一个失败者，一个能够为她所喜爱的失败者；她对失败者是能够和声细语、温文尔雅的，只要那人最后能开口，她就一直娓娓动听地劝个不休。有时，一个弱者在分手时会觉得沃伦小姐是自己最好的朋友。她探着身子，轻轻拍着津纳的膝盖，尽力堆出温和可亲的笑容。“在这方面我们是利害一致的，医生。你还不明白吗？说真的，我们还能帮你的忙呢。《号角报》实际上代表着公众舆论。我知道你怕我们冒冒失失，明天就发表关于你的报道，以致引起政府的警觉。但我告诉你，在你起事之前，我们绝不会在报刊上露一点儿风。等到你起事时，我希望能在报上来个通栏大字标题：‘津纳医生自述。《号角报》独家新闻’。怎么样，这总是合情合理的吧！”

    “我没有什么想说的。”

    沃伦小姐把手抽了回来。她真不明白，难道这个可怜的傻瓜以为自己能阻挡她搞到每周四镑的加薪，阻挡她保住珍妮特吗？这个坐在对面的男人变得又老又蠢又固执；所有危害她幸福的男人都是这副模样，他们团团围住珍妮特，给她钱，给她小玩意儿，嘲笑一个女人对另一个女人的赤诚爱情。但眼前这个男人是操纵在她手中的，她可以毁掉他。克伦威尔摧毁偶像 [18] 的举动并不是毫无意义的胡作非为。圣母的力量有些就存在于她的雕像中，如果雕像的头掉了，手脚没了，七把宝剑也断了，那么她的香火就会不旺，在她的祭台前祈祷的人也就为数不多了。如果一个女人能毁灭像津纳医生这样的男人，那么，像科洛尔·马斯克那样相信男人的智慧和力量的傻姑娘就会大大减少。但是，她看在他年龄的分上，再加上从他身上已经闻到了一股倒霉味儿，就又给了他一次机会。“真没什么可说吗？”

    “没有。”

    她恼怒地朝他笑起来。“你已经说了不少啦。”他无动于衷，于是她像面对智能低下者一样，慢慢解释说，“今晚八点四十分，我们将到达维也纳。九点，我将给科隆分社打电话。十点，他们将把我的报道转给伦敦。十一点以前，首批伦敦版报纸是不会开印的。就算消息被耽搁了，在清晨三点末批报纸付印时，还来得及改排头版消息。明天吃早饭时，人们就会读到我的报道。早晨九点钟，伦敦各报都会派记者围住南斯拉夫外交使团。明天午饭以前，贝尔格莱德就会掌握全部消息，而火车要晚上六点钟才到达那里，其后的事情就不难想象了。想想我会说些什么吧！理查德·津纳医生，著名的社会主义鼓动家，五年前坎姆内茨案审判时在贝尔格莱德失踪，目前正在归国途中。星期一他从奥斯坦德乘上东方快车，该列车应于今晚抵达贝尔格莱德。据悉，他此行与一次社会主义者的暴动有关，该暴动以津纳医生享有名望的贫民区为基地，可能要夺取火车站、邮局和监狱。”沃伦小姐停顿了一下，“这就是我打算发送的报道。但如果你能多提供点儿情况，我将通知他们压住稿件不发，直到你发话同意为止。这可是同你公平交易。”

    “我对你说过了，我在维也纳下车。”

    “我不信。”

    津纳医生倒吸了一口气，透过窗户凝视着灰蒙蒙的天空，凝视着一些工厂的烟囱和一座巨大的金属圆罐。隔间里充满了煤气味。一块块小片土地上的卷心菜在污浊的空气中生长着，大片的花叶上挂满了白霜。他开口了，声音很轻，以致沃伦小姐必须掉过身去才听得见。“我没有理由惧怕你。”他音调不高，但很肯定，他的冷静激怒了沃伦小姐，就像被告席上的犯人，或者像在羊齿草花盆旁啜泣的男子，居然获得了一种神秘的力量来和她作对。她又恼怒又不安地回答道：“我能让你倒大霉。”

    津纳医生慢吞吞地说：“就要下雪了。”列车正缓缓驶入纽伦堡站，车身两旁的一些大型火车头映着天空灰暗阴冷的光泽。“不，”他说，“你伤害不了我。”沃伦小姐拍了拍那本旅行指南，他却带着一丝幽默说：“留着作为咱们见面的纪念吧！”这时她才确信自己害怕的事真的发生了，这个人从她手里逃掉了，她怒不可遏地瞧着他。我要是能给他点儿颜色看看就好了，她心想，在他身后的那面镜子里，她似乎看见了珍妮特·帕多的形象，它代表着“成功”，可爱而又空虚，并无价值，它溜走了，穿过长长的街道，经过豪华旅馆的前厅溜走了，我要是能给他点儿颜色看看就好了。

    更令人恼火的是，她已无话可说，而津纳医生却掌握了主动权。他递给她一张报纸，问道：“你懂德语吧？读读这张报吧。”火车在纽伦堡车站停留的时间长达二十分钟，她一直在呆呆地望着这张报纸。报上的消息使得她火冒三丈，她原期望看到有关“成功”的重大消息，什么国王逊位啦，政府被推翻啦，公众希望津纳医生归国啦，后面这类消息自然会把医生抬到一种高高在上接受采访的地位上。但她读到的消息更不寻常，是有关失败的，这失败使他完全摆脱了她的掌握。她以前曾多次受过成功者的欺凌，可还从来没让失败者耍弄过呢。

    “贝尔格莱德的共产党暴动，”她读道，“昨天深夜，一小股武装的共产党煽动分子企图攻占贝尔格莱德的车站和监狱。警方措手不及，革命者占据了邮电总局和货场近三个小时之久。通往贝尔格莱德的全部电信联系中断，直至今晨才恢复。我报驻维也纳记者今晨两点同警长哈提普上校通了电话，得知秩序已经恢复。革命者人数甚少，亦无适当的领导人；他们对监狱的进攻为卫兵所击退，此后数小时中，他们困守在邮局里无所作为，显然在期待首都贫民区居民前来支援。政府遂得以调集警察援兵，在一排士兵和两门野战炮的支援下，警察包围邮局三刻钟有余，随即重新占领了邮局。”这一段概述是用大号铅字印刷的，下面小号铅字的文章记述了有关暴动的详情。沃伦小姐坐在那儿，呆望着报纸；她微微皱着眉头，觉得嘴里又干又涩。她感到自己脑子很清醒，但空荡荡的。津纳医生解释说：“他们动手早了三天。”

    沃伦小姐刺了他一句：“你又能有什么更大的作为呢？”

    “人民会跟随我的。”

    “他们早就忘掉你了。五年时间可是够长的。现在的年轻人在你出走时还是些孩子。”

    五年时间啊，她想着，仿佛看见在未来的日子里，五年时间有如潮湿冬天的绵绵寒雨那样不可阻止地打在自己身上。她想象着珍妮特·帕多的脸孔，仿佛看见她为第一条皱纹，第一缕白发，或者美容手术后那紧绷、光滑的皮肤和每过三周后根部就发白的染色头发而愁云满面。

    “现在你打算干什么？”她问。“我已经同你说过了。我在维也纳下车。”他的回答迅速又明确，她不禁对此满腹狐疑。“那很好，”她说，“咱们同路。咱们可以聊聊。现在你不会拒绝采访了吧。你要是缺钱的话，我们的维也纳分社可以预付你一些钱。”她注意到医生认真地看着她，他以前可从不这样。“是的，”他慢吞吞地说，“也许咱们能谈谈。”这一次她敢肯定他在说谎。他想耍两面三刀的把戏，她想，但很难看出他的动机所在。他别无选择，只有在维也纳或布达佩斯下车了，再继续向前走是不安全的。但这时她回想起在审判坎姆内茨时，虽然他已清楚看出陪审团不会判处被告有罪，但他还是冒着危险去作那个毫无用处的证，听任哈提普带着逮捕证恭候他。他是个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大傻瓜，她想。她暗自揣测，这家伙看上去挺平静的，说不定他已经打定主意和同伴们一起站到被告席上，为自己陈词辩护，以图多少影响旁听席上熙熙攘攘的听众了。如果他继续往前走，她想，我也往前走，我绝不撒手，我要把他的事情搞清楚。但是由于已无法要挟医生，她不由得感到十分软弱无力，犹豫不决。他败了，衰老、绝望，靠在那个角落里，报纸扔在两人中间的地板上，任凭上面积落灰尘；然而他又是胜利者，他看着沃伦小姐离开了这节车厢，连那本旅行指南也丢在座位上。他以无言的沉默回答了她的声明。“到维也纳我再来看你。”

    沃伦小姐走掉以后，津纳医生俯身去拾报纸。他的袖子挂住了一只空杯子，杯子落到地上打碎了。他把手放在报纸上，茫然看着玻璃杯，他无法凝神思考，不能决定究竟怎么办，是捡起报纸还是收拾那些危险的玻璃碴儿。随后，他把报纸小心折好，放在膝盖上，闭上了眼睛。他独处于一片黑暗之中，沃伦小姐读过的那篇报道的细节仍不断骚扰着他；他知道邮局楼梯的每一个拐角，对建起街垒的准确地点了如指掌。这些胡闹的傻瓜，他心里想，真想让自己痛恨这些毁了他希望的人。他们毁了他们自己，也毁了他。他们把他留在一栋因为幽灵作祟而找不到房客的空荡荡的住所里，而他本人，津纳医生，又还没有加入幽灵之列。

    如果有一张面孔在窗口窥望，如果楼上有人说话，或者地毯窸窣作响，那也许就是津纳医生在入土五年之后又拼命想回到有血有肉的生活中来。他在课桌堆里绕来绕去，在黑板和不听话的学生前面露出透明的躯体，他伏在教堂里做礼拜————活人是根本不信这玩意儿的————和一群七嘴八舌的芸芸大众一道恳求上帝开恩饶了自己。

    有时幽灵似乎也能起死回生，因为他体验到自己作为鬼魂也能感受到痛苦。鬼魂还会回忆，它还记得津纳医生曾多么受人爱戴，以致有人想雇个杀手用手枪朝他的脑袋开火。这是他最令人自豪的回忆，他记得津纳医生如何坐在公园荒僻角落的一家啤酒店里，听见一声枪响，身后的镜子被打得粉碎，他知道这是穷人多么热爱他的最终证明。但是津纳的幽灵却蜷缩在他藏身的海滨学校里，东风吹拂着他的脸孔，灰色的海水搬弄着鹅卵石。他学会了为往事而神伤泣下，此后，他又得回到红砖房中，去吃茶点，去和惯于巧妙地捉弄人的孩子们打交道。但在那次最后的礼拜之后，在照例的赞美诗和握手之后，幽灵觉得自己又重新触到了津纳的躯体，但它所能得到的满足也就是这么短暂的一触了，现在别无办法，他只能在维也纳下车，然后返回。十天之内，那唱诗声又会响起来：“吾侪重聚于此，上帝降恩收容。”

    津纳医生翻开一页报纸，又读了一会儿。对于这伙败事有余的同伴，他所产生的最接近仇恨的情感是嫉妒；当他想到报社记者认为不值得一提的那些细节时，他无论如何也恨不起来：那个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在邮局分拣室外让人用刺刀挑死的汉子是个左撇子，他喜欢戴留斯 [19] 的音乐，一个除了死亡别无信仰的人谱出的阴郁的理想主义音乐。而另一个人，那个从电话交换台三楼窗口跳下去的人，他的妻子由于一次工厂事故而双目失明，周身伤疤，他爱自己的妻子，但又伤心和违心地对她不忠。

    但是，还剩下什么我可以做的事呢？津纳医生放下报纸，在隔间里走起来，向前三步走到门口，向后三步走到窗口，来回踱步。稀疏的雪花开始飘落，但风把车头的烟气向后吹过车窗，雪花即使落在玻璃上，也脏得像碎纸片似的。不过，在诺伊马克特 [20] 车站旁耸起的六百英尺高的小山上，雪花已开始在山顶上堆出洁白的花床。他们要是等等我就好了，他们要是等一等就好了，津纳医生想，他的思想从死者转到就要受审的生者身上，这时，他感到自己万万不能溜之大吉，这股情绪是如此强烈，使他不禁低声喊了出来：“我必须和他们站在一起！”但这样做又有什么用处呢？他重新坐了下来，开始向自己陈述理由，证明这一举动有实际价值。如果我去投案并和我的同伴们一起受审，人们就会注意到我的辩护；我要是安安全全地待在英国，那么谁也不会把我的话当一回事。他的决心增强了，心情也振奋起来，不那么绝望了；他想，人民会起来救我的，虽说他们不会为别的人这么干。津纳的幽灵再一次感到自己快要复生了，它那冰冷透明的躯体感到了一股暖意。

    但是还有很多事情有待考虑。首先，他要躲开那个记者。他必须在维也纳甩掉她，这不会太困难，火车到达维也纳的时间是将近九点，到晚上那个钟点，他想，她肯定已喝得酩酊大醉了。天气很冷，他想到自己可能还要同那个声音嘶哑的危险的女记者打交道，不禁打起冷战来。他把报纸随手丢在地上，又捡起了那本旅行指南，他想，她的毒刺总算是拔掉了。她好像恨我，不知为什么，他想，也许是出于某种古怪的职业骄傲吧！我也该回我的隔间去了。可是当他走到自己的隔间时，他却背着手，夹着那本旅行指南继续向前走去，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幽灵的岁月结束了。我又活过来了，他想，这是因为我自觉地把死亡当作一种未来的可能，甚至当作自己的定数，因为即使我用天使的声音替自己和其他人辩护，他们也不会容我再次逃脱的。当他走过时，认识他的人都仰起脸看着他，但他们没能打断他的沉思。我害怕了，他心满意足地对自己说，我感到害怕了。

    2

    “你不是那个奎因·萨沃里吧？”珍妮特·帕多问。

    “嗯，”萨沃里先生说，“我不知道还有别的萨沃里。”

    “《寻欢取乐》？”

    “‘作乐’，”萨沃里厉声纠正她，“《寻欢作乐》。”他伸手按住她的臂肘，把她推到过道上。“该喝杯雪利酒了，我猜你同刚才采访我的女人有点儿关系，是女儿还是侄女？”

    “嗯，说不上是什么关系。”珍妮特·帕多说，“我是她的女伴。”

    “最好别干那个。”萨沃里先生的手抓得更紧了，“另找个工作吧。你太年轻了。那样可不大健康。”

    “你说得对。”珍妮特·帕多说，她在过道中停了片刻，转过脸用闪闪发亮的眼睛钦佩地望着他。

    沃伦小姐正在写信，但她仍看见了他们俩走过去。她把书写板放在膝上，挥笔疾书，她的笔在这儿漏点儿墨水，在那儿戳个窟窿。

    亲爱的康表姐（她写道），因为没别的事好做，我就给你写信。我在东方快车上，但我不打算去君士坦丁堡。我将在维也纳下车。但我要谈的不是这个。你能帮我买五码 [21] 天鹅绒窗帘布吗？要粉红色的。我想在珍妮特外出时把寓所重新装饰一下。她也在车上，但我在维也纳就要和她分手了。我有件正经差事要干，跟踪一个可恶的老家伙横越半个欧洲。那位“寻欢作乐”者也在车上，不过你一向不读书，还有个相当迷人的小舞蹈演员，叫科洛尔，我想留她做我的女伴。我现在还没拿定主意是否重新布置寓所。珍妮特说她只走一个星期。无论如何你出的价钱不要超过每码八先令十一便士。我想蓝色就挺合适，但绝不要海军蓝。（沃伦小姐目送着珍妮特·帕多的背影，钢笔一下子戳进纸里）我先前对你讲过的那个男人自以为比我聪明，但你和我一样清楚，我能狠狠收拾那些这么想的人，不是吗，康？珍妮特是个婊子。我正考虑另找个新女伴。这趟车上有个很合我意的小演员。你会见到她的，身材棒极了，康。你会和我一样喜欢她。她不算太漂亮，但那双腿真可爱。我想还是得把寓所装饰一遍。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了，你买绒布的价钱可提高到十先令十一便士。我也许要去贝尔格莱德，你等我下封信再说吧。珍妮特似乎和那个萨沃里搞上了。但只要我乐意，也能收拾他一顿。再见。多保重。代我向埃尔西致意，愿她对你的照料胜过珍妮特对我。你一向运气比我好，不过等你见到科洛尔时再论高低吧！千万别忘了天鹅绒窗帘布。致以爱忱。梅布尔。

    又及：你听说那天约翰叔叔暴死在我门前台阶边上了吗？

    沃伦小姐结束此信时钢笔漏出了一大摊墨水。她用粗笔道把墨迹圈住，再写上“对不起”。随后，她在裙子上擦了擦钢笔，按铃叫茶房。她口干得快要冒火了。

    科洛尔·马斯克在过道上站了一会儿，她观察着迈亚特，很想弄清梅布尔·沃伦含沙射影说的那些话是不是真的。他坐在那儿，头伏在一堆纸上，拿着铅笔沿着一行数字画来画去，但总是又回到原来的数字上。随后，他丢开铅笔，双手捧住脑袋。她心中顿时生出了怜悯与感激之情。要不是看见他那老于世故的眼神，他真像个学生在绞尽脑汁地做家庭作业，却怎么也做不对。她看到他为了更好地握笔，脱掉了手套，手指都冻青了；她甚至觉得连那件华而不实的皮衣也显得挺可悲，因为它一点儿也不实用。它既不能为他算数，也不能温暖他的手指。

    科洛尔推开门走了进去。他抬起脸微微一笑，但仍满脑子想着工作。她愿意把工作从他手中接过来，告诉他答案，叮嘱他别让老师知道有人帮了他。是谁帮了他？那可说不准了。母亲？姐妹？反正不是像表亲那么疏远的关系，她想着，毫不局促地默默坐了下来，这种沉默是他们关系亲密的标记。

    她透过窗户，凝视着越下越大的雪，渐渐感到厌倦了，于是对他开口说：“你说过，只要我想来就可以来。”

    “当然。”

    “我觉得很惭愧，”她说，“就那么突然地跑掉了，也没好好谢谢你，你昨晚待我那么好。”

    “你生着病，还得和那样一个男人待在同一个隔间里，我实在看不过去。”他敲着铅笔不耐烦地说，“你需要好好睡一觉。”

    “但你干吗这么关心我呢？”她得到的仍是那个命中注定逃不脱的回答：“我觉得似乎跟你很熟。”如果不是因为她的沉默含有某种不快，他就会继续搞他的计算去了。她能看出他有点儿不安、吃惊，甚至有点儿烦恼。他以为我希望他向我求欢，她想着并暗暗自问，我真有这个念头吗？如果他揉乱她的头发，撩开衣襟去亲她的乳房，那他就和别的犹太人一模一样了。可我欠了他一笔债，她想，其他女人积累的经验再一次告诉她，她欠下的东西比这还多得多。但是如果他并不催着还，我又该怎么样还他呢？她自问道。她猜想有些女人那样干是因为喝醉了，或是一时动情，而她并非如此，她只是出于感激之情就要去干那种事，这想法比纷飞的大雪还厉害，使她冷得钻心。她甚至不大清楚该怎么办，是否一定要陪他过一整夜，在冰冷的车厢里脱光衣服。但她又开始安慰自己，他和她所认识的其他犹太人是一样的，很容易知足，唯一的区别就是他更大方一点儿。

    “昨天夜里，”他一边说，一边目不转睛地看着她，他那专注的神态以及对她沉默的误解，使她领悟到他们彼此毕竟并不完全了解，“昨天夜里我梦见了你。”他神经质地笑了笑，“我梦见我让你搭乘我的汽车，带你去兜风，然后你就要……”他停住嘴，回避了下文，“你使我激动起来。”

    她害怕了，仿佛放债人正从桌子那边探过身来，轻柔而又毫不留情地靠近了欠债者。“在你的梦里。”她说。但他根本没理会她。“后来列车员走过来，把我吵醒了。这个梦真是活灵活现。我太激动了，就给你买了那张车票。”

    “你是说你认为————你想要————”

    放债人耸起肩膀，放债人回到书桌后坐下，放债人按铃叫仆人来送她回到大街上去，回到陌生人中去，回到作为陌路人的自由中去。“我告诉你这些，”他说，“是让你不必觉得欠我什么情。这只是一场梦的影响罢了。不过，我既然已经买了票，我想你还是用它为好。”他拾起铅笔，又重新搞起他的账目来。他不假思索又一本正经地加了一句：“要是我为了十镑钱就想那个，那也太没分寸了————”

    开始她并没有听懂这些话。她感到解脱，也因为别人只是在梦中想要她而感到羞愧，所有这些情感，尤其是她的感激之情，把她搅得昏头昏脑。在此后的沉默中，她一直回味着最后那句意含谦卑的话，这种语调是她所不熟悉的。她终于鼓起勇气来直面那可怕的交易，她只是心怀感激，却拿出自己没体验到的爱情姿态伸出手去摸迈亚特的脸。“你要那么说，”她说，“我就会觉得你讨厌我了。我今晚来好吗？”她的手小巧玲珑，指节窝里扑着厚厚的一层粉，指甲染得红红的，搭在迈亚特的膝上，盖住了纸上的一行行数字，盖住了埃克曼先生的计算、托词以及他的狡狯的隐瞒手段，她就这样迷人而又可怜地犹犹豫豫地把自己奉献出来了。迈亚特缓缓地开了口，有一半心思仍在追踪着躲躲藏藏的埃克曼先生。“我觉得你不喜欢我。”他把她的手从纸上抬起来，心不在焉地说，“也许因为我是犹太人。”

    “你太累了。”

    “我还有些账目总弄不对。”

    “丢开它吧，”她说，“明天再搞。”

    “我没时间了，我必须完成这些事。咱们又不是待着不动。”但事实上，大雪已使他们丧失了一切运动之感。雪纷纷扬扬地下着，连电线杆都看不见了。她抽开手，恼恨地问：“那么，你不想让我来了？”他对她的提议的态度是那么冷静、随便，使她的满腔感激顿时凉了下来。

    “好的，”他说，“来吧，今晚来吧。”他先是轻轻碰了碰她的手，随后又用力握住。“别认为我是冷冰冰的。这是因为你我似乎彼此久已熟悉。”他请求谅解地说，“虽然这有点儿奇怪。”

    但她不等自己用心琢磨出应对之词，就随口应道：“是的，我也这样觉得。”于是，他们再也无话可说了，像老朋友似的默默坐着，毫无激情地想着即将来临的这个夜晚。她那一时热烈的感激之情也消退了，因为她现在似乎既不需要也不希望产生这种感情。你无须感激一个多年的老朋友，你只管去受惠施恩，再多少谈谈天气，你受到抚爱无须气恼，遭到冷遇也不必伤心；如果你跳舞时在前排观众中看见了他，可以向他递一两个微笑，因为你那貌不出众的面孔上总得挂点儿表情，而男人都喜欢台上的演员能认出自己。

    “雪下得更大了。”

    “是的，今晚会很冷。”你怕这是一句玩笑话，就微微一笑，尽量妩媚地向这样一位老朋友说。“我们不会冷的。”你总也忘不掉即将来临的夜晚，脑子中回响着朋友们说过的一切话语、劝诫和警告，想到一个男人竟能同时充满欲念而又冷漠无情，你感到惶恐和厌恶。整个上午和吃午饭的时间里，雪一直下着，帕绍 [22] 海关的屋顶上堆着厚厚的雪，铁路线上的积雪被车头喷出的蒸气融化，变成一条结了冰的灰色小河，奥地利的海关人员穿着胶鞋吃力地走来，嘴里咒骂着，敷衍了事地检查着行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