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欧洲以外的世界

    到1936年底，形势已经变得很清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强制性的全面安排已经失去了任何有效的基础；而且我们将不得不考虑随着可怕的行动而摧毁条约是如何颠覆了这些条约旨在确立的秩序的。但是，由于本书几乎与其他每一本论述这个主题的书一样，看起来不成比例地对欧洲的事务给以了太多的关注，因此在我们回到人们仍然关注的焦点问题之前，本章有助于恢复平衡；因为比起任何其他的领域，国际政治领域中的领导权不论好坏都仍然在欧洲的手中。现在我们要讨论的一些国家在本书中只是稍加提及。其他一些国家则已经给以了过多的叙述；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唯一需要的是对近来的历史发展作一论述。

    中东

    被人们简称为“中东”的、位于从东地中海延伸到印度西北边界的那一系列复杂的国家，1919年以后变成了一个持续沸腾的地区并发生了一些惊人的变化。在这些国家当中，土耳其深思熟虑，放弃了伊斯兰的宗教和传统，并且通过将自己与穆斯林世界的分离，承认它的志向是成为一个近东和欧洲国家，而不是成为一个中东和亚洲大国。伊朗是东半球幸运地拥有最丰富的石油储备的国家之一，在1925年篡位的专横的国王礼萨·汗的统治下一片繁荣。阿富汗缺乏自然资源并夹在苏联的中亚地区和英属印度之间，享受着有点危险的独立，然而，由于1934年允许它加入国联，其独立地位得到了加强。

    其他中东国家是前土耳其帝国的阿拉伯行省，它们的命运已经得到叙述。在所有这些国家中，阿拉伯民族主义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中的主要问题。将主要的阿拉伯领土在英国与法国的委任统治之间进行划分，使那些期待着建立统一的阿拉伯王国的阿拉伯领导人极度失望。英国政府进行了一些努力来减轻这种失望情绪。汉志国王侯赛因的一个儿子成为伊拉克的国王，而另一个儿子成为外约旦的埃米尔。但是，由于不同地区的阿拉伯人之间————从文明开化的城镇居民到原始的游牧民————存在着传统和发展的巨大差异，因此使问题变得更为复杂。阿拉伯的政治统一仍然是一个未来的梦想。但是，在战争当中为了使土耳其人为难，协约国刻意鼓励阿拉伯的民族主义，而这种民族主义在战后曾多次使阿拉伯人民卷入与委任统治国和生活在他们中间的非阿拉伯少数民族的冲突之中。

    伊拉克作为英国第一块委任统治领土，其地位从一开始就不同寻常。从没有正式授予英国对伊拉克的委任统治，取而代之的是英国和伊拉克之间的一个得到了国联批准的条约，在该条约之下，英国承诺“在收到请求……并且不损害伊拉克的国家主权的情况下”，向它提供“建议和帮助”。伊拉克对英国的重要性部分是由于它所拥有的丰富的石油资源，部分是由于它处于从欧洲到印度的直飞航线上的有利的地理位置。然而，英国的大部分舆论反对无限期地延长英国对一块几乎处于亚洲内陆领土的统治；伊拉克则受到鼓励而期待着那一时刻，用国联盟约的话来说，就是“能够自立”的时刻的到来。这个结果终于在1932年达到了。委任统治得以结束，伊拉克与英国签订了为期25年的同盟条约，并成了国联的成员国。伊拉克的独立引起的最困难的问题是它的非阿拉伯少数民族问题，其中以库尔德人和亚述人的问题最为重要。不幸的是，伊拉克加入国联不到一年，在亚述人当中发生了骚乱，并导致了500名亚述人被伊拉克军队屠杀的惨剧。这个独立国家大家庭的新成员————同时也是国联的第一个阿拉伯成员————的持续稳定，看来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保留富有经验的英国顾问们，他们继续在政府的许多机构中帮助伊拉克政府。

    英国在亚洲的第二块委任统治领土被约旦河从地理上和行政区域上分为两个部分，巴勒斯坦位于河的西岸，而外约旦在河的东岸。外约旦是一个纯粹的阿拉伯国家；它的国际关系的历史只限于偶尔与它的邻国发生的边界争端。另一方面，巴勒斯坦却出现了比其他任何委任统治地区都更为严重的问题。

    有关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条款（这是为了履行英国政府1917年对犹太人的承诺）规定，委任统治国的责任是“将该地区置于那种将确保建立犹太民族之家的政治、行政和经济的条件之下，同时保证巴勒斯坦所有居民的公民的和宗教的权利”。即使协约国政府在战时并没有鼓励阿拉伯民族独立的渴望，这个责任可能也是很难完成的。但是，对犹太人做出的保证和给以阿拉伯人的更为含糊的承诺（无论对错，这种承诺被认为包括巴勒斯坦）之间相互矛盾，给未来带给了严重的麻烦。1919年巴勒斯坦的居民几乎都是阿拉伯人，估计大约不足70万人。委任统治制度的建立使巴勒斯坦成为犹太人公认的中心，并因此而使这个地区向犹太移民打开了大门。在最初几年中，犹太人的移入相对谨慎，但是当经济危机笼罩整个欧洲时，犹太移民迅速增加，而德国的纳粹革命开始之后，更多的犹太人离开德国涌入巴勒斯坦。到1934年底，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已经达到30万人，而且如果当局不进行严厉的限制，移民人数还会进一步增加。犹太移民把西方的文明带到落后的东方的土地上。柑橘的生产变成了建立在现代化生产线上的繁荣的大规模的产业；巴勒斯坦也很有希望成为中东的商业中心。犹太人的城市特拉维夫的建立和海法港的发展在现代世界中堪称奇迹。在整个经济危机期间，巴勒斯坦是一个国内外贸易都飞速增长的地区。

    在这种繁荣的浪潮中，非犹太居民也分享一杯羹。1919年到1934年，非犹太人口上升到90万人，所以他们仍然以3∶1之比在数量上超过犹太人。但是，阿拉伯农民缺乏训练，目光短浅并缺少资金，不能和犹太人相抗衡，而且发现他们在自己的家园里已经令人烦恼地降到了低人一等的地位。如果小冲突忽略不计，在1921年、1929年和1936年都发生了导致几百人死亡的、严重破坏和平的骚乱。关于这些骚乱的最为严重的事实是，它们不是针对着犹太移民的到来损害了阿拉伯人的利益并随之带给阿拉伯人的苦难，而是针对着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民族之家的整个原则。

    1936年底，英国成立了一个皇家委员会去调查阿拉伯人骚乱的起因并提出建议。他们的报告于1937年7月发表，建议将这个地区一分为三：圣地永久地处在英国的控制之下，同时在加利利 [2] 和沿海的平原建立犹太人的主权国家，其余的部分与外约旦合并成为一个阿拉伯国家。这个计划遭到了各方面的攻击，而且在提交给国联委任统治委员会之后也没有获得它的支持。与此同时，暴行仍在继续；不仅犹太人和英国人遭到谋杀，就是阿拉伯人也被谋杀，如果他们被认为是支持这种妥协的话。英国任命了另一个委员会去调查这个计划的可行性；但是1938年该委员会的报告极为坚决地反对这种分割方案，使该计划最终作废，于是英国政府在伦敦召开了一个会议。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代表分别获得邀请，并分别就他们的情况向英国政府陈述意见；如果有可能，以后将在一个联席会议上制定解决问题的方案。但是没有达成协议，于是英国政府决定强制实行它自己的解决办法，该办法的妥协的基础，是规定五年之内犹太移民限制在每年一万人的数字之上。与此同时，通过更为严厉的军事控制而成功地恢复了秩序；但就整体而言，穆斯林世界也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安抚。对他们来说，巴勒斯坦本来就是他们的阿拉伯祖国的最根本的部分。然而在大部分的西方世界，特别是在说英语的国家的新教徒，他们熟悉《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叙述的历史，但是对自彼拉多 [3] 时代以来小亚细亚的事态发展知之甚少，他们同样确信巴勒斯坦自然应该属于犹太人。另外，残忍的逐步升级的种族迫害看来也使向犹太人提供某种避难场所成为一种国际需要。

    委任统治本身规定把法国的委任统治领土一分为二：叙利亚和黎巴嫩。黎巴嫩是与叙利亚和巴勒斯坦边界相邻的狭长海岸，其居民中的大多数是阿拉伯的基督徒；这块领土实行的是共和政体，在得到委任统治国通过定期的干预而给以支持的情况下继续发挥作用。黎巴嫩的基督徒由于其宗教信仰而远离了阿拉伯的民族主义运动，他们似乎对法国的保护而提供的安全是满意的，尽管也稍有微词。

    另一方面，叙利亚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却证明就像伊拉克和巴勒斯坦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一样强大有力。在伊拉克，英国以牺牲少数民族为代价组建了一个统一的国家。在叙利亚，法国实行相反的政策，法国从叙利亚划出原有的主要由非阿拉伯人居住的三个区域。其中的两个区域————沿海的拉塔基亚和南部的德鲁兹山区————置于法国政府的直接管理之下。第三个地区————北部的土耳其人居住的行政区亚历山大勒塔————成为一个自治省，处于叙利亚政府的名义上的宗主权之下；1939年6月，作为法国的整个地中海政策的一部分，法国签订了一个协定，根据该协定法国把这个行政区的大部分，即亚历山大勒塔的桑贾克，割让给了土耳其，条件是土耳其人要放弃对叙利亚的所有其他要求并停止在该国中的宣传。这种肢解政策激起了叙利亚阿拉伯人的强烈愤慨。不时发生严重的反抗事件，最严重的事件发生在1925年，当时法军炮轰了大马士革；而且，从1933年起，叙利亚的宪法被完全停止实行。1936年，法国政府与叙利亚领导人之间开始了新的谈判，并于11月以英国——伊拉克条约为蓝本签订了一个条约。该条约批准之后，叙利亚将要求法国支持它加入国联。但是批准条约的时间拖延得太久，以致到1939年初，大马士革发生了民族主义者的暴动，于是协约国最高专员发布法令解散了议会并将行政权置于“五人执政委员会”的手中————法国控制了叙利亚的国防。

    在阿拉伯半岛，这一时期最令人瞩目的事件是前内志的苏丹伊本·沙特的崛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伊本·沙特支持协约国反对土耳其，同时他也接受协约国的津贴。在和平协定中他并没得到承认。但是，在这个游牧人口居住的边界模糊的地区，他通过不断的蚕食和有力的管理扩大了他的版图；1926年他打败并驱逐了汉志的国王侯赛因，兼并了汉志的领土并自封为汉志和内志的国王，随后整个国家的名字也变成了沙特阿拉伯。伊本·沙特明确地实现了他的要求，被公认为是最强有力的、独立自主的阿拉伯的统治者。沙特阿拉伯并没有申请加入国联。但是在1936年，它通过与伊拉克、外约旦和埃及签订条约而巩固了它的国际地位。阿拉伯国家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团结，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是由于担心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亚得手之后的野心；而同样的前提也使英国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增加了诚意。

    尽管“中东”这个术语在通常情况下并不包括埃及，但是在这个对讲阿拉伯语国家的简短地概述中也必须提及它。苏伊士运河的开通使埃及成为大英帝国交通的中枢；而且在战前的大约30年中，尽管土耳其在名义上是埃及的宗主国，但埃及却一直处于英国的占领之下。当1914年12月土耳其卷入战争的时候，土耳其的宗主权被取消，并宣布英国成为埃及的保护国。战争之后，风起云涌的民族主义潮流使英国很难再维持这种保护国的地位；于是1922年，在与埃及的民族主义领导人达成协议的努力失败之后，英国发表了一个宣言，承认埃及的独立，但保留了英国对该国的国防权利、保护外国人和少数民族的权利以及英国与埃及联合保持对苏丹的主权。紧随这个宣言之后的是对外国的一个通告，宣布任何外国对埃及事务的干涉都将被英国视为对其自身安全的威胁。

    从这个宣言中产生的混乱形势使双方都陷入了困境。它们不止一次地企图通过签订一个条约来使局势正常化。但是直到1936年，当时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亚的胜利激起了英国与埃及改善它们之间互相关系的强烈愿望，这些努力才获得了成功。根据1936年8月签订的条约，英国承诺：在某些条件下，从埃及内陆撤出英国的军队，英军只在运河区内驻扎；英国帮助埃及确保废除治外法权条款，即废除在这个国家的主要外国的国民所享有的治外法权；支持埃及成为国联成员的要求；与埃及官员共同管理苏丹。

    在1937年5月8日蒙特勒召开的会议上，这些承诺得到了履行，当时有关各国宣布放弃他们的治外法权；5月26日批准埃及作为一个主权国家进入国联。1938年埃及与英国谈判了一个关于供给英国军队的协定，这些英军是在以前的条约中留下来保卫苏伊士运河的；于是尽管埃及坚持其独立地位，但仍然完全忠实地履行它对英国的义务。

    远东

    1933年3月日本退出国联，使远东的局势日益紧张。日本很快巩固了它对满洲的征服并坚持它作为东亚主导国家的地位。它的第一个重要的政策宣言包括在1934年4月日本外务省对新闻界发表的声明之中。该声明在谈到日本“在东亚负有特殊责任”之后，明确宣称“除了中国以外，没有任何国家处于与日本共同承担维护东亚和平的责任的地位之上”，而且日本“反对”由外国单独地或联合地援助中国的任何行动。这种反对涉及“在技术或财政援助的名义下”采取的行动（诸如近来由国联提供给中国的）以及以提供战争物资或贷款，或以派遣教官或顾问的形式提供的军事援助。该宣言后来被称之为“日本的门罗主义”，在随后的一些场合得到多次重复。1935年夏天，面对中国人的被动的抵抗，日本企图将中国北部的几个省份从中国其他部分分离出去的努力失败了。但是在毗邻满洲的一条狭长的中国领土上，当地的日本军事机关成功地建立了一个名为“冀东自治政府”的傀儡政权；随后他们进一步通过蓄意干预中国海关当局活动的办法，在这一重要的地区怂恿大规模的走私贸易————这是一个巧妙的花招，目的是将非法的利润流入日本商人的口袋并使中国政府的资源枯竭、威望受损。1936年在中国的一些地区不时发生的谋杀日本人的案件，证明了中国人被激起的强烈的仇恨之感。

    在中国内部，对日本的担忧起到统一力量的作用，尽管比人们所希望的效果更慢而且更不完全。在华中地区，在鲍罗廷离开很久以后，许多当地的苏维埃政权仍然是南京政府方面的眼中钉肉中刺，而且广大的区域仍然在中华苏维埃政府的控制之下。1933年以后，这些地区的大部分重新为南京政府所吞并。有组织的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力量仍然活动在中国西北；但是根据1935年共产国际大会制定的政策，现在这些武装力量并不寻求推翻南京政府，而是加强和支持南京政府在华北的抗日行动。在华南，1936年夏天发生的反对南京政府的武装起义没有获得支持，最终遭到了半独立的广州政府的镇压。在南京和广州之间的合作似乎比近年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加密切。于是到1936年底，在南京的中国政府在蒋介石将军的领导下，逐渐加强了它对华中与华南的控制，并继续保持着它对华北抗日的影响。12月，在西北前线发生了一场短命的叛乱；蒋介石本人被造反的军队羁押了几天。然而，叛乱者的屈服反而加强了他的地位，于是中国似乎走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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