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果

    统治世界的是很少的一点儿智慧

    上节谈了战争对我们时代社会结构和对正统（即非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团体的地位和前途的影响，现在（1946年7月）还能再说上一些。到1942年7月，事情已很清楚，不论各社会主义团体 命运如何，总会出现另一次向社会主义制度 的大踏步迈进，这一次的迈进也出现在美国。同样清楚的是，现存社会主义团体的命运决定于战争的持续时间和结果。最后还提到，如果战争以英美俄联盟彻底胜利告终（意指敌人无条件投降），正统社会主义遭遇的结果将根据斯大林是否以真正胜利者出现还是全部荣誉归英美而有所不同。要是发生后一个情况，德国社会民主党型的正统社会主义或英国型的劳工政党将有极好机会改善它们在欧洲大陆的地位。

    斯大林是东欧已经出现的主人。英国和美国争取在中欧和西欧保持其势力。社会主义政党和共产主义政党的命运反映了这些事件。但还有极大地影响全世界社会局势的另一个要素，那就是可以断定有利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美国经济发展。因此，本章首先论述正统社会主义和劳工主义的地位，特别论述英国的形势；其次论述美国引人瞩目的工业成功可能产生的影响；最后论述俄罗斯政治成功的可能影响。所以我们的议论自然地分作三个部分，即

    Ⅰ．英国和正统社会主义

    Ⅱ．美国的经济可能性

    Ⅲ．俄国的帝国主义和共产主义

    Ⅰ．英国和正统社会主义

    许多事实表明，不计俄国因素，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欧洲社会局势的影响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相似，只是更为强烈。也就是说，我们将看到现有的向社会主义生产组织（本书限定意义上的 ）发展的趋势加快。

    这些事实中最重要的事实是英国工党的胜利。如在上一章中业已指出，这个胜利在意料之中，不会使任何人惊讶。这个胜利也不比我们预期的更加完美。由于英国选举制度的性质，实际议席再分配很容易示人以夸张的画面。工党得票约1200万张，保守党为1000万张。自由党的好日子当然已经过去。但仅存的十几个自由党议员所代表的选民超过任意挑出来的72个工党议员所代表的选民。换言之，在比例代表制下，工党并没有占有超过保守党与自由党加在一起的议会多数，而且工党——自由党的联合能得到宽余的多数。英国选举制度的基本原理在于产生强有力的政府，避免出现相持不下的僵局。这个例子里的情况就是这样。但在估计什么在政治上可行，什么在政治上不可行时，与议会形势不同的国内形势依旧是需加考虑的事情。这个明显的推论由于下列事实而加强：即比官方工党更激进的团体在选举中显然未能改善它们在议会中的地位：独立工党刚好保持它的三个议席，共和党（Commonwealth）加上共产党失去它们原有四个席位中的一个。鉴于存在许多期待“激进化”的理由，这一情况确实值得注意，也是英国政治成熟得令人瞩目的证据。

    这种形势必定会表现出来。事实上它已经在内阁的面貌和在采取或预示的措施中表现出来。请读者重读一下本书上文《立法前的社会主义政策》中的内容（第19章，第4节）就能看到，首先，工党想做的或提出要做的全部事情全都符合那段文字简略举出的纲领的精神和原则；其次，实际做法没有走得这样远。特别是英格兰银行的国有化是极有意义的象征，因而可以算是令人注目的历史里程碑。可是这件事的实际重要性可以说等于零：这家银行自从1914年以来一直是财政部的一个部门，在现代条件下任何中央银行都和它一个样。其他如煤业法案或充分就业立法，在英国几乎不再争论。工党政府处理这些事情的方式或者可能采取的方式，推测起来会得到几乎普遍的同意。对根本原则问题的辩论无疑会使严肃的工作活跃起来；这不是因为这些问题或对这些问题的分歧十分重要，而是因为没有它们政府和议会将无所事事，名存实亡。这一切均是应有之义。无疑这又是“管理资本主义”的做法，但由于这场战争，还由于时间的推移，这样做的时候目的更加明确，措施更加坚决，并且更清楚地看到最终消灭私有企业的前景。无论如何有三点应予特别注意。

    第一，显然，政治行动与社会及经济形势事实这种几乎理想的一致性是非常重要的，从私有财产社会的立场来看是非常危险的。不论知识分子极端主义者可能怎样说————当然工党政府的态度使他们有事可做————向社会主义英国迈进的步伐更加坚实了，因为对此胡说八道是不大听到了。认真负责地采取的步伐，绝不会往回退。除了从外部来的扰乱，有可能避免出现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灾难。如果政府成功地把握住它的路线，它将恰当地完成处在权力不足的工党政府（如麦克唐纳政府，见上文27章第4节）的任务和未来工党政府（它将占有议会多数和选民多数）的任务之间的任务。这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唯一希望，欧洲大陆的这种希望当然会因英国范例而多少得到加强。

    第二，在上一章我们曾经提到，早期的社会主义思想家绝不能预计到，也不能期望他们预见到，会出现政治权力硬塞给工人而资产阶级受害者会向工人要求保护的局面。我们还提到一件他们不能预见的另一件事，即证明不需正式 破坏资本主义制度的法律体制，只使用诸如税收和工资政策这种非激烈革命手段就有可能征用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结构。战时税制和战时控制肯定不能完全保留。但从那些措施上后退，可能会在能自动完成某些最受欢迎的社会主义政纲项目的那一条线上停顿下来。纳税后收入的平均化已经实行到损害俄国人说的诸如医师或工程师那样的“专家”的效率的程度。这肯定是由臃肿而浪费的机关做出来的，人们不久就会看到，较好的办法是限制交纳直接税后的收入，而不是支付以后又得收回的收入。但无论如何，要榨汁的橘子连同许多激进的辞令，总是容易变成干巴巴的。

    第三，假使在下次大选中，工党改进了它目前的地位，得到大多数选民的支持，政府将做些什么？他们在平均收入方面会走得稍稍再远一点；他们会根据贝弗里奇计划或别的方针比任何政府更多地改进社会福利；他们在企业社会化方面会走得相当远。可是这三项工作并不好做。我们已经懂得，在现代英国的条件下，对大规模社会化不会产生多大纯粹经济上的反对，资产阶级的抗拒也不可能是严重的障碍；英国依靠她的实业家的程度比1917年的俄国大得多，可是，除非不必要地引起他们的对抗，是可以得到他们的合作的。最后我们也不需把对社会化热忱信徒有强大吸引力的论点，即内阁制不适合实行社会化任务，看得十分重要：那些沉湎于专制手段幻觉的知识分子当然会怀疑它的效率；但要民主地实行社会化，它是唯一有用的制度————对社会化企业的实际管理当然需要半自治的机构，内阁必须像与（譬如说）军队总参谋部合作那样与这些机构合作。真正的问题是工人。除非社会化招来经济崩溃，一个社会化的政府不可能忍受目前工会的所作所为。最不负责任的政治家，在可以设想的情况下，必须面对只有俄国业已解决的现代社会的基本问题————工业中的纪律问题。意欲实行大规模社会化的政府将不得不实行工会的社会化。事实表明，在一切事物中工会是最难社会化的。但问题不是无法解决的。在英国，以民主的政治方法成功地解决问题的机会要比其他任何地方为多，但解决的途径可能是曲折而漫长的。

    除俄国外，欧洲大陆的政治形势基本相同。在有选择自由的地方，我们看到群众保持或恢复忠于社会民主党或忠于天主教政党的强烈倾向。最明显的例子是斯堪的纳维亚诸国。但同样的倾向甚至在德国也感觉得出来，可以有把握地断言，如果德国有自由和不受外来影响，某种十分类似魏玛共和国的东西将从目前苦难中出现。虽然这方面的证据由于英美当局对社会民主党人表示的喜爱而部分失效，但它又因俄国当局允许在它的地区里恢复社会民主党组织而加强。把办不到的政治和经济条件不合理地强加在德国人民头上当然会使工人政党政府丧失信誉，并消失现尚存在的巩固其地位的机会。但是，如果为了心理实验起见，我们选择不考虑俄国因素，同时如果我们进一步愿意假定，美国和英国会以通常体面和合乎常识的方式对待德国，以上就是可以采取的一般判断和预测。其他国家也可以采取同样的预测，虽则有各种不同的限定条件：工党政权————在天主教国家里多半与天主教政党组成联合政府————在其左面有土生土长的不太重要的共产主义团体，其政策比20年代更为进步，但不论经济上、政治上、还是文化上，它体现的还是同一路线。奥地利这个小小的例子很有启发性。基督教社会主义者（保守分子组成的天主教政党）干得很好，共产主义者干得不好，社会民主党人差不多恢复了原有地位，大多数幸存的原领导人牢牢地占据党的高层领导岗位。就总的原则而言，甚至这个党的纲领与以前相比也没有多大的变化。新近趋向社会化的行动，不是经过选择作出的。其他小国家的情况————只要不受俄国操纵————也属于同一类型，包括意大利在内。法国的情况，由于共产党的力量强大，与这个类型不同（见下文第3节）。只因我们除了自己模式外，没有能力懂得其他任何模式，使我们不能理解西班牙的情况确实是所有各国事例中最不成问题的。 (1)

    Ⅱ．美国的经济可能性

    （1）　通过税收的收入再分配

    （2）　巨大的经济可能性

    （3）　实现经济可能性的条件

    （4）　过渡问题

    （5）　停滞主义者的论点

    （6）　结论

    （1）在讨论英国事例的时候，我们已注意到，在现代条件下，有可能运用税收和工资政策从资产阶层抽走大部分马克思主义术语称为剩余价值的东西，这在一定程度上是19世纪马克思主义者梦想不到的。 (2) 这种观察结果也适用于美国。在一定程度上（这点不能被普遍意识到）美国的新政甚至在战争之前就在剥夺高收入阶层的收入。指出一组数字就足够了，这组数字表明1936年以前（个人）所得税 和累征所得税 增加的后果：1929年实际付出的总收入 估计为806亿美元，可征税收入超过5万美元的阶层在征收所得税和累征税后保留52亿美元；到1936年，实际付出的收入总数估计为642亿美元，5万美元以上收入阶层所保留的收入只有12亿美元。 (3) 10万美元以上的可征税收入，如果把遗产税计算在内，那时甚至全部都被征收光了。从天真的激进主义观点看来，使用这种手段和嗣后没收手段的唯一不足是它们还不够彻底。但这并不改变我们眼前关心的事实，即与战争无关的庞大数字的财产转移实际上业已实行，其数量可以与列宁实行的转移相比较。目前可处理收入的分配与俄国实际施行的分配完全可以比较。特别是从下边事实来看更加如此，即由于上等阶层支出中个人服务项目和包含相对多劳动量的商品所占比重越来越大，上等阶层美元的购买力在美国要比下等阶层美元的购买力下降得很多。 (4) 此外，我们可以再说一遍上文有关英国的另一种观察结果。上等阶层所受的压力当然不限于“5万美元或以上者”。它扩及下至5千美元的收入，但压力程度递减。这种情况有时形成许多必需效率的损失，尤其是对于中等成功的医师是这样，这是不能有任何怀疑的。

    那么，迄今战争及其自然后果————劳工纠纷————对美国社会结构的影响，看来和英国的情形完全一样。美国没有组织良好的全国性工人政党的事实，可能会使我们推测，美国有朝向基尔特社会主义而不是朝向中央集权社会主义发展的可能性。要不然，这个事实只会加强本书详尽论述的预测，由于压力集团和政党一样有强大力量而责任心却少得多，因而是更有效率的攻城槌。

    （2）但是美国形势的另一种事实是世界任何其他地方没有的，可以想象这个事实影响我们对至少今后50年左右短期内私营企业制度机会的判断，它就是我们现在目睹的巨大工业成功。某些观察家似乎在想，打赢这场战争加上保护美国工人免受匮乏的工业成功，也将支配战后局势。在一定程度上有可能消灭建立社会主义的全部理由，只要这个理由纯属经济性质。让我们以最乐观的观点谈谈这个论点。

    暂时不谈复杂的过渡问题，把1950年定为第一个“正常”年份————预测者十分通用的做法————我们以劳工统计局1928年物价水平指数来计算这一年的国民生产总值————生产的全部商品和劳务未扣除折旧和损耗前的价值————假定为2千亿美元。当然这不是这一年可以期望的生产实际量的预测；也不是高就业水平下（即使不是充分就业）能达到的可能生产量的估计数。这是若能满足某些条件就可以达到这个生产量的估计数（条件将马上提到）。像这样的数字是高的，但它既非不正常————有人提到过更高的数字————也非不合理。它符合过去经历的这个经济制度的长期平均成就：如果我们把“每年3.7％正常增长率”（见上文第5章）应用到1928年大约900亿的国民生产总值数，我们得到1950年的数字稍稍低于2千亿。当然不应该给予这种计算法不应有的重要性。但我仍然要再说一遍，有人反对说，这样的推断没有意义，因为 30年代的产量没有达到这个增长率，可是反对意见没有看到问题的要害，只证明反对者没有能力掌握它。无论如何，就可能的生产量而言，这个制度战时实际表现所提供的标志肯定有更大的说服力：要是战时统计数字可以用作依据的话，1943年国民生产总值按1928年的物价水平调整后，其数量远远不止达到1950年2千亿的目标。

    现在假定 这个可能性实际上实现了。 (5) 同时让我们留出充分的400亿用作替代旧投资和增加新投资（包括住房建筑），这个数字是2000亿的20％，百分率相等于库兹涅茨教授所说的1879——1929年50年的平均数。 (6) 其余1600亿的重要意义如何，要根据两个事实而定。第一，只要没有恶劣的管理失当，这个数字代表的庞大有用的商品和劳务（仍不包括新住宅）能允许甚至最贫穷的社会成员（包括老年人、失业者和患疾病者）也达到满足经济需要的水平，能消灭（在每周40小时工作条件下）任何可以称为苦难或匮乏的状况。本书论述中曾经强调，建立社会主义的理由决非完全是经济的，还指出日益增加的实际收入迄今完全不能博得群众或他们知识分子同盟者的好感。但在这个事例中，允许的东西不但惊人的多而且立即兑现：实现这个允许主要是我们具有战争中业已证明的能力与资源，把为战争目的而生产（包括向盟国出口消费品）转变到为国内消费而生产；1950年后这个论点的应用更不容置疑。第二，只要没有恶劣的管理失当，所有这一切能够在不破坏资本主义经济有机条件下完成，有机条件包括对企业成功的高额奖励金，以及为使资本主义机器按照设计运转所需要的一切收入不平等。只有在美国，在现代社会改良计划后面不会潜伏着选择 经济进步与选择立即增加群众实际收入的两难困境，这是任何其他地方都会瘫痪每个负责任者意志的根本性的困境。

    此外，有了2000亿的国民生产总值，要在不损害经济机器条件下筹集400亿国家收入就不困难了。按照1928年的物价，有300亿的收入就足以提供资金使联邦、州和地方政府在1939年实际完成其任务，并能提供大大扩展的军事设备的经费和支付1939年后出现的公债和其他长期债务的本息。 (7) 这样支出后1950年大致上还可留下100亿————按1928年物价计算，如出现较高物价水平，这个数字也相应提高 (8) ————在下一个10年里留下的数字还要大得多，可用作创办新社会服务事业，或者改进现有的社会服务事业的资金。

    （3）就是在这里，即在政府财政和管理领域里，我们上述但书————“没有恶劣的管理失当”————使我们深切地感到极为生动。因为在这个领域里，我们确实有过真正恶劣的管理失当。按照目前的原则和目前的做法，要从2000亿国民生产总值水平上筹集400亿，又要不伤害经济机器是不实际的。而300亿————或者在1928年物价水平上相当于300亿的任何数字————能满足上面提到的需要也是不实际 的，只有整个国家行政机关实行合理化，消灭了双轨或三轨活动————如我们在所得税事例中必须提到的一个例子————才有实现的可能。所谓双轨和三轨指的是联邦机构与联邦、州和地方机构的重叠，缺乏有效的协调和明确的各自责任。在联邦方面主要由于没有组织严密的“部”，却存在众多的半独立的“部门”或“委员会”，以及许多其他产生浪费和阻碍提高效率的根源，但最重要的是存在花费1亿足够的地方喜欢花10亿的那种浪费风气。目前的事态预示政府管理财政金融和工业凶多吉少，事实上，事态本身就是许多非“经济保皇党人” (9) 反对这个事态的正当而充分的理由。

    事情还不限于此。节约 ————这个词现在变得多么不得人心！————在某种意义上说，对一个穷国十分必要，对富国就不很必要，换言之，浪费在穷国而不在富国形成匮乏的威胁。但从另一个意义上说，节约————真正的节约而不是官僚机构和议会那种虚假的节约（它们在十分乐意节省几个便士的同时乱花几十亿）————使富国有效利用其财富和使穷国保证人民温饱上二者一般必要。 (10) 这点不但适用于政府行政机构的费用。也适用于各种不同福利支出的基金的使用。当然最适当的例子是支付给个人的失业救济金，除非就业的和失业的工人的行为像俄国那样在政府的控制之下，为支持失业者基金的节约使用，不可避免地意味着失业者得到的救济金必定大大低于他能希望得到的工资。如美国劳工流动统计数字表明，这个国家里正常有大量支付给半自愿和半非自愿失业的救济，救济金负担由于宽松的失业救济金管理或者由于它相对于工资的高比率，必然不断加重，势必破坏达到2000亿目标的可能性。

    为了证明这个可能性是合理的，还有另一个条件必须做到：“政治活动”和官僚机构务必不可阻碍我们达到这个目标。最明显不过的是，当经济有机体最重要的“作用参数”————工资、价格、利息————被转移到政治领域，并在那里根据政治比赛的需要而运作，或者有时更加严重，根据某些计划者的主观意念而运作时，一定不可能按照原来设计那样发挥作用。有三个例子必定足以说明这个道理。第一，当前实际的劳工形势，如果继续下去，其本身足以阻塞向2000亿国民生产总值的目标进展，更不必说超过这个目标。造成这种情况的唯一理由是这种形势形成的工资率；企业家计划的混乱和就业工人的无组织，也同等重要。这些状况不但阻碍产量的可能的扩大，而且使就业低于原来可能达到的水平，因为它们使每个人觉得尽可能少雇工人才对他们有利————导致一种“逃避雇用工人”的倾向。 (11)

    第二，不管读者相信价格控制有什么好处，这个办法实施至今证明是妨碍产量扩大的另一个障碍。我听说斯大林主义政权鼓励人们批评它的官僚主义。显然我们并没有这样做。我愿遵从现行的礼节，直率地承认许多有才能的人在价格管理局内作出了极佳的服务；许多才能略逊的人竭尽他们的努力；同时我愿抑制存在于我内心的对它迄今为止取得成就的怀疑，特别是因为它最显著的失败与它未加控制的环境有关。但确实应该承认，至少在当前和以后，除非意图迫使 私营企业屈服，否则鼓励工资率增加政策加上价格控制对于促进产量扩大是不合理和有害的；我们应该承认，由于价格管理机构能够非常有效地“控制”某些没有什么政治力量的生产者的价格，不能同样地管理政治力量较大的生产者的价格，结果打乱了相对价格体制，降低了这个体制的经济效率；我们还应承认，并非固定价格本身造成全部损害，同等重要的是，“津贴”高成本生产者和“榨取”低成本生产者的办法奖励了低效率。 (12)

    像现在这样受舆论强烈支持的官僚机构对工业自治————自行组织、自行调节、相互合作————的顽固敌意是走向有序进步的第三个障碍，从而也是向可能解决许多经济周期政策问题最后还有解决社会主义政权过渡问题发展的第三个障碍。官僚机构的发言人莫不否认说，这个看法毫无根据，因为实业家的联合行动只有含有“勾结性抑制”的意思时才成为非法并被起诉。但即使对流行做法的这个解释可以接受————对什么是形成勾结性抑制或是一般性反社会行为的官方理论也可以接受 (13) ————下面三点还是正确的：（a）“抑制”这个概念包括许多在价格与产量政策方面进行工业合作的意图，甚至这种合作确实能发挥极为需要的职能；（b）那种是非比较难分的问题和那些具有抑制成分但不形成协议主要点的问题，不一定为许多人公正地加以考虑，他们中有的不够熟悉商业问题的性质，有的猛烈反对这个制度或者至少反对这个制度中的“大企业”部分；（c）永远存在因违法受检举的威胁，而违法行为与不违法商业行为总是难以区分的，这就可能对商业行为产生谁也不愿施加的影响。

    最后一点说明从未得到应有注意的劳工纠纷、价格管理局纠纷和“反托拉斯”纠纷的一个侧面，那就是企业家和管理人员的精力耗尽，实业家不停地被迫离开他的事业正道，不但必须面对天天变样的法制规则，而且必须被“召唤”去这个或那个委员会，再也没有解决技术问题和业务问题的精力。十个经济学家中没有一个认识实业家这个特定的“人的要素”毕竟就是个人的机体————虽然任何明白事理的人不可能不会（例如）把1945年工业生产中的体力量指数的相对可怜的表现与这个人的要素联系起来作为许多原因之一 ，这就充分暴露了经济学家的机械态度和他们远离“实际生活”。事情还不限于此。管理企业的成功在目前条件下绝大部分依靠应付劳工领袖、政治家和国家官员的能力，而不是依靠经营能力————这个词的正确含义。因之，除了有条件雇用各种专家的最大企业外，占有企业的领导位置的往往是“向官方行贿或疏通者”和“处理麻烦事情老手”，而不是“管理生产的里手”。

    读者可能觉得，执行这一切现象所表明的路线的政策是不会成功的。它必然会在正义愤怒的风暴中崩溃，在毁灭的岩石上或其他形式的抵拒下失败或垮掉，因此，2000亿的目标本身比白日梦好不了多少。可是，事实并不完全这样。一方面，美国的经济机器强大，足以经得起某些 浪费和不合理现象————如我们知道，包括某种可以避免的失业和为个人自由付出的代价。另一方面，政治家和公众近来表示出某些“苏醒过来”的迹象。我们必不可忘记本书多次强调的人性可锻性（特别见第18章，第2节）。新政的实验和战争时期的实验可能不是结论性的，因为工业资产阶级从不期望这些条件会持续下去。可它们也许起了某种“教育”作用。这样，对现有税制作相对微小的调整也许就是所需要的全部，即使不能达到最高效率，也能达到适当程度的效率。 (14) 另一方面，相对微小地增加法律保护————也许可用恰当制订工业法规做到这点————有可能去掉实业家工作日中遭受专横干预造成烦恼的毒刺或威胁，而管理机构不断增加的经验和工作人员的更好训练可能做好其余的一切。 (15) 此外，不久以前，有一定证据证明美国愿意接受像国家复兴法案那样的立法。至于劳工形势，也许从下面事实可以得到一些慰藉，那就是根据深思熟虑路线所制订的政策，不但不需放弃大多数人认为是新政中社会改革重大成就的任何一个项目，而且为进一步前进提供经济基础。特别应注意的是，年工资制度 只有以做最大坏事的方式来引进、管理和供给资金时，它才威胁我们达到目标的机会。就其本身而言，它是一个完全可能的命题。 (16)

    即使如此，要期望这些必要的调整都能实现————或者甚至期望国家的政治条件能够产生承担如此严肃而无私、为口号丑化的、充满细节困难的、显然无人感谢的工作的意志————是要有充分乐观精神的。许许多多人会喜欢从这个任务中浮现而出的美国，但他们憎恨承担这个任务的人。

    （4）我们尚未提到过渡的问题 。这些问题事实上只有下述这方面和我们的主题有关：过渡困难所产生的局势和导致采取的手段很可能半永久性地阻止产量的扩大并使我们对“可能性的估计”全部落空。最严重、也是最明显的情况是通货膨胀的危险。1920年批发价格指数大约是1914年的2.3倍。价格上升发生在一场战争努力之后，而那次战争努力不但在商品和劳务消耗上远比最近这次战争努力数量少、时间短，而且每单位商品和劳务支出也比较谨慎负责。现在需求量之大是当时不能比拟的。而税收优惠为投资者永远保持大量战时公债提供充分动机。目前的情况是，调整后的存款总数 （不包括银行相互间存款、美国政府存款和在途未收存款）和银行外通货总数在本年4月份达到1740亿（1929年6月为551.7亿，1939年6月为609亿），还没有说到公众持有的政府债券有多少会变为现金用于还债以外的其他用途 。任何明白事理的人应能对这些在特定环境下意味着什么形成自己的意见，尤其是鉴于政府鼓励或默许任意而普遍地要求较高的货币工资率————因为通货膨胀通过工资清单到来。 (17) 这位明白事理者在宣扬“不存在通货膨胀”的作家 (18) 和看到猖獗通货膨胀迫在眉睫的作家之间会发觉不难作出判断。为了提出与我们的论证有关的一个论点，并在面对不可能在这里令人满意地讨论这个问题的情况下，让我仅仅为了使事情明确起见，提出我的见解：在我看来有可能把1950年的价格水平定为大约高过1928年数字的50％（这段时间中间有几次突破这个水平）；在我看来，在这个范围内使价格水平运动作为调整的工具是合理的 ；在我看来，人们对一般价格的这种程度的增加的恐惧和对以后几年价格从这个水平下降的恐惧是被大大夸张了。但为了使价格不可避免的增加保持在那个限度之内，必须实施几个措施，这些措施全都极不受欢迎，为使它们产生预期效果，需要具有我尚未遇见过的丰富经验和才能，其中有几个措施将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产量扩大的速度；任何人知道如果不干预生产，就不能阻止威胁人的通货膨胀。现在从另一方面说，如果什么都不做，只设立另一个价格管理局，甚至根据激进派所持的理论，向未受通货膨胀威胁的收入课重税，同时不顾后果地提高工资率，那么极可能出现一种局势，此时，华盛顿政府可能不顾一切地依靠笨拙而蛮横的手段，如采取货币贬值、“冻结”存款、实行“直接控制”、惩罚“投机暴利者”和“垄断者”或其他替罪羊，同时小心地不侵犯农民的利益。这一切会破坏原来计划，以至于把我们带到（不是2000亿目标）某种半生不熟社会主义的边缘。有这种可能 。当然还有其他种种可能。

    （5）还要注意对许多经济学家说来是战后典型的问题：怎样保证有充分的消费。迄今，我们的确看到许多理由，使我们怀疑规定的目标————1928年美元价格水准的2000亿国民生产总值————到1950年能否实际达到。但所有理由都建立在对经济过程以外 的障碍可能阻塞实现目标途径的可能性上。无论如何，经济过程本身能完成那个目标的力量已经引起许多经济学家的怀疑，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是全部）写过关于政治信念和科学信念的文章。我们想用一个相当流行的名词称呼他们：停滞主义者。 (19)

    停滞主义理论适宜的典型是由已故凯恩斯勋爵提出来的。读者只要研究一二项最近几年出现的对战后需求的估计，就能使自己十分熟悉这个理论应用于当前事例的情形。 (20) 作这些估计的作者在估计1950年潜在 生产量的数字上与我们是一致的，也就是与我们同样巨大，以致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可以继续主张2000亿国民生产总值。他们甚至比我们更乐观，因为他们不坚持一定需要一个有利于资本主义成功的环境条件， (21) 理由是他们心照不宣地假定，当前的政治、行政和劳工的实际状况是不会改变的。此外，我不坚持反对他们提出的失业必然减到最小的估计或对他们统计方法有效性表示异议，我还接受他们作出国民净收入 和可支配收入 （个人支付税和强制性非税支出后的收入总数）数字可以达到的种种假设。为了明确起见，让我们假定这笔可支配收入合计大约为1500亿，而公司未分配的利润数约为60亿。 (22)

    战后需求指的是预期私人家庭花费在消费品上（不计新住宅）的总数，它当时是这样得到的：根据战前时期（譬如说1923——1940年）的数据，计算每人在这些消费品上的支出和每人的可支配收入（二者均按生活费用指数调整），算出二者之间的平均关系，再把这个关系应用到1500亿的可支配收入上去。 (23) 如果这个计算方法得到的总数为1300亿，那么剩余200亿的数量是储蓄，或者，如果我们在此数上面加上公司未分配利润，储蓄就是260亿。这个论点通常继续去探查这笔储蓄总数可能的出路即投资机会（新住宅建设、存货、工厂和设备的增加、国外投资），并作出结论或者提出意见认为，这些投资机会不可能吸收1950年充分就业水平下国民收入中人们想要储蓄的那么多的数字，至少没有政府帮助不可能完全吸收。因此，政府的国内支出或政府强制“国外投资”的行动是必要的。但后来另一个建议为人们所喜爱。因为在当前条件下，主张政府赤字开支的任何人显然有被人取笑的危险，华盛顿的经济学家已经转变方向推荐平衡预算了，他们要求在极高水平税收上平衡的预算，税收采用高累进率，用以消灭高收入，而这正是威胁储蓄的主要原因。因为高收入获得者才有储蓄。所以这样做符合“在现代社会里，失业的最终原因是收入不平等”的口号。

    由此可见，我们期待能解决许多经济和社会问题的高水平的国民收入，其本身反而成为所有问题中最严重的问题。因为高收入意味着高储蓄，又因为这些储蓄不能被投资支出完全抵消，经济就不可能保持在收入和就业的高水平上————除非财政政策硬把水平保持在那里————如果真的能达到这个高水平的话。应该看到，这种理论能得到（至少部分）舆论的支持，特别是实业界舆论的支持。没有比下面这个观点更普通了，那就是只要我们能够引导人们“全部用光他们的收入”，或者只要我们能够“得到足够的消费者需求”，一切问题都能解决，一切都能顺利。为什么与任何政治纲领（包括政府支出或收入平均化）肯定没有利害关系的明智之士对这一点仍感到关心，这是一个有兴趣的问题。这个国家的推销员心理加上战前20年的经验，就是我为这个在讨论的理论没有被一笑置之的惊人事实所能提供的全部解释。

    那些反对这个理论的人没有看到这一点，他们争辩说，国民生产总值和由此产生的国民收入要比估计者假定的数字小，而投资机会实际上比估计者设想的数字大，估计者估计前者时是这么的乐观，而在估计后者时却是这么的悲观。这些议论以及类似的议论可能包含不少真理。特别是，可以着重指出，1830年时没有人预见到或者能够预见铁路时代的资本需要或者50年后电气时代的资本需要。但决定性论点比所有这些简单得多。这个理论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上，即按照不变的心理学规律， (24) 个人储蓄与有没有投资机会无关。显然这不是正常的情况。在正常情况下，人们储蓄希望得到金钱的回报或某种“投资利益”的服务。不但是大量的个人储蓄，而且实际上所有的工商业储蓄————形成总储蓄的大部分————都是怀有特定投资目的去储蓄的。投资的决定一般总是先于储蓄决定，投资的行动常常先于储蓄决定。甚至在一个人不怀有特定投资目的而进行储蓄的那种情况下，在他作出投资决定前的时间延误，使他受到延误时间内报酬损失的惩罚。看来可以由此推定，第一，除非人们看到投资机会，他们不会正常地储蓄，在消失投资机会的情况下，很可能也消失储蓄；第二，每当我们看到人们表现“宁愿保存现金和存款”的倾向时，也就是说他们只有储蓄愿望而没有投资愿望————一种窖藏的愿望————必须以特殊理由来解释，不能求助于专门设想出来的心理学规律。

    这种特殊理由是存在的。其中有一个理由在周期性经济萧条的最低点————大致上平均10年中的1年————有相当重要性。当周围事物漆黑一团，人们不论干什么，能够预期的只是损失。那时候他们当然拒绝用现有储蓄去投资（甚至拒绝他们先前事业结束时收回的资金作再投资），或者他们将延迟投资，以便在价格进一步下跌中获利。与此同时，由于人们预期他们的经营收入即将受损或者即将失业因而减少收入，储蓄的数额不但不会减少反会增加。这是萧条机制里的一个重要因素，而政府的赤字开支确实是一项最明显的打破此种“恶性循环”的手段。无论如何，不能以此为据，为任何“过度储蓄”理论辩护，因为这个理论的出现只能是经济萧条的后果，因而不能用它来解释其本身。可是它产生了凯恩斯心理学规律的心理学解释。1929——1932年的大萧条和随后的缓慢复苏依旧留在每个人的思想里。心理学规律以及以此为根据的窖藏理论简直就是那个经验的概括。 (25)

    因此，萧条引起的窖藏在我们下面的总命题中不是真正的例外：储蓄决定依靠投资决定，并是投资决定的先决条件，虽然反过来说是不正确的，因为很明显，银行贷款可以为投资提供资金，在这种情况下，与个人储蓄就没有关系。 (26) 除表面上的例外外也有真正的例外。但两者都不重要。真正例外的例子是，窖藏的目的在于积聚每个人知道只有在印度、中国和埃及曾经广泛有过的大量财富；以及暂时性的出于习惯的储蓄，这种习惯和其他任何习惯一样，一旦形成可能存在得比理论解释得通的时间还长。 (27) 表面例外的例子（和我们提出的萧条——窖藏的事例相类似）如为准备一项十分巨大投资的资金而积贮，这是一个可能有、但显然不重要的例子；或者为了准备发生意外事件，预备老年使用等目的而进行储蓄，这种储蓄即使除了安全感之外即使没有机会取得“报酬”还是会进行的。 (28)

    因此，如果停滞主义者的忧伤是唯一使我们烦恼的事情，我们就不必为达到2000亿国民生产总值担忧了。如果证明200亿这个数字超过了按照使边际储蓄者满意的利润率进行新投资的数额，那么人们只会太高兴他们不会花掉多余部分。我们不必担心如何促使他们“全部用掉他们的收入”，也不必担心公司和个人储蓄的出路。特别是，我们不应认为强制国外投资是必要的，在目前条件下提倡国外投资只不过试图把一笔实际上的战争赔偿硬加在这个国家身上，使它接受时感到惬意罢了。 (29)

    另一方面，我们应该在这样的范围内同意政府赤字开支的鼓吹者：每当有“累积的下降过程”的危险时（不论由于经济周期机制所固有的原因或由于任何别的原因），也就是说，每当A对生产的限制导致B对生产的限制如此扩散遍及整个经济的形势威胁着要出现时，此时价格在原来下降基础上进一步下跌，失业在原来基础上进一步扩大，政府赤字开支将停止这种“恶性循环”，因而，如果我们有意忽略其他一切应该考虑的因素，正好称它为有效的补救办法。 (30) 真正要反对的不是紧急情况出现时可以产生收入的政府开支，而是制造紧急危机的政策，在危机中这种开支非付出不可。

    （6）但不幸的是，如果它是预测会实际发生什么的问题，我们的结论与停滞主义者的结论无很大出入，这是读者可能预料的。虽然从人们的储蓄嗜好来说，没有什么可怕的，但从别的因素说有大量可怕之处。工人骚动、价格控制、烦人的行政措施和不合理的税收足以使收入和就业产生正像停滞主义理论证实的结果，可能真的产生政府赤字支出非产生不可的形势。我们甚至能够看到很像过度储蓄的现象，就是人们不愿执行他们投资决定的情况。我们一直在讨论一种可能性。我们已经发觉，在经济过程本身中没有固有的原因阻止这种可能性的实现。我们也看到在经济过程之外有种种原因会起阻止作用。此外，我不假装懂得实际结果将是什么。不论它是什么，它将是社会形势中占支配地位的要素，不但美国如此，全世界都是这样，可是只有此后半个世纪左右是这样。本书详细论述的长期预测不受影响。

    Ⅲ．俄国帝国主义和共产主义

    与我们预测有关的另一个因素是俄国对她的盟国的胜利。这个胜利和美国的经济成功不一样，它不仅是一种可能性，眼下还是既成事实。从并不强大的地位出发————在这个地位上，根据所有通常政治比赛的规律，俄罗斯可能必须接受她的盟国认为适当施加的任何条件，并在新的国际秩序中处于不顶重要的位置————她上升到远远超过沙皇统治下她曾经有过的强大地位，尽管人们可能设想，英国和美国曾经希望或曾经争取过不出现这种情况。．而且————最高成就！————她的政治系统特有的方法使她能够扩展她的实际力量超出她正式征服的地域，同时使她的权力范围看起来比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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