Ⅴ. 一种理论的多重含义

    “医学，”西格里斯特说，“是与整个文化联系最密切的，医学观念的每一个变化都受到时代观念变化的影响”[107，42]。我们刚刚展示的理论，是医学的、科学的，也是哲学的，完美地确证了这一论断。在我们看来，它同时符合了它自己在其中得以形成的文化在那个历史阶段的各种要求和知识公设。

    首先，这一理论造成了这样一种理性主义的乐观主义信念，即邪恶是不存在的。把19世纪的医学（尤其是巴斯德之前的时期）和前几个世纪的医学区分开来的，是其坚定的一元论特征。18世纪的医学，尽管有机械疗法者和化学疗法者的努力，在万物有灵论者和活力论者的影响下，仍然是二元论的医学，一种医学的善恶二元论。健康和疾病在人身上相互斗争，就像善与恶在世界上互相斗争一样。带着极大的知识满足，我们重提这段医学史的文字：“帕拉塞尔苏斯（Paracelse）是一位空想家，范·海尔蒙（Van Helmont）是一个神秘主义者，斯塔尔（Stahl）是一个虔诚派教徒。这三位都是创造性的天才，但却受到他们的环境和所继承的传统的影响。之所以很难评价这三位伟大人物的信仰改革，是因为人们感觉到很难把他们的科学观念与宗教信仰分离开来……我们不能确定的是，帕拉塞尔苏斯不相信可以找到生命的长生不老药；我们可以确定的是，范·海尔蒙把健康等同于救赎，把疾病等同于罪恶；而斯塔尔自己，尽管很有脑子，却在《真正的医学理论》（La vraie théorie médicale）中，对关于原罪和人类堕落的信仰，有过度的运用。”[48，311]这超出了范围！作为布鲁塞伟大的崇拜者、19世纪初医学本体论势不两立的敌人，作者如此说道。否定疾病的本体论观念，即对正常和病态之间的数量上的同一性的论断所做的否定性推论，或许，首先是在更深的层次上拒绝承认邪恶。当然，不可否认的是，科学的治疗，要高于魔法的治疗或者神秘的治疗。可以肯定，在需要行动的时候，有知胜于无知，而且，在这个意义上，启蒙哲学和实证哲学的价值，甚至科学主义的价值，是毫无争议的。问题还不在于医生不从事生理学研究和药理学研究。最重要是不要把疾病等同于罪恶和邪恶。但是，邪恶不是一种生灵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邪恶是一个被掏空了意义的概念；也不意味着不存在负面的价值，甚至在有关生命的价值中；也不意味着病态在本质上和正常状态是一样的。

    反过来，我们所讨论的这个理论，传达了这样一种人文主义的信念，即对于关于环境和关于人类自身的知识来说，人类针对环境和自身的行为，能够也应该完全变成透明的；这种行为正常说来必须仅仅是对一种已经建立起来的科学的应用。翻看《糖尿病讲稿》（Leçons sur le diabète），很明显，如果一个人肯定正常和病态之间的同一性和连续性，那是为了建立一门生理科学。这种科学通过病理学的中介作用，能够控制治疗活动。在这里，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革新的时机与理论进步的相遇，是通过人类意识在自己非理论性的、应用性的、技术性的活动中实现的。除了技术成功地引入的知识外，拒绝承认技术自身的价值，会让知识进步的非常规面貌变得难以理解，也让实证主义者经常看到并为之惋惜的那种超出科学的力量，变得更难以理解。如果技术的莽撞，在不考虑自己将要遇到的各种障碍的情况下，不能够经常凭借系统知识的谨慎来进行预测，那么，需要解决的科学难题（它们在遭遇失败后，会让人震惊），就会变得很少了。在经验主义范围内，这些是真理。而经验主义是知识冒险的哲学，它被受反作用的诱惑而自我理性化的实验方法所轻视。

    然而，我们不能够毫无偏差地指责克劳德·贝尔纳忽略了生理学在临床实践中发现的知识刺激。他自己承认，他在血糖和动物机体中的葡萄糖生产上所进行的实验，出发点是对与糖尿病有关的观察，对与吸收的碳水化合物数量和尿液排出的葡萄糖数量之间某些时候引人注目的比例失调有关的观察。他自己总结出了如下一般原则：“首先必须提出医学难题，就像对疾病的观察所提出的医学难题那样，然后，再实验性地分析病态现象，以求为病态现象提供一个生理学解释。”[6，349]不管怎样，对克劳德·贝尔纳来说，病态现象与对它的生理学解释仍然不具有相同的理论重要性。病态现象容纳了解释，而不是激发了解释。这在这句话中更为明显：“疾病在本质上，就是需要确定的新环境中的生理现象。”[6，346]对任何一个了解生理学的人来说，疾病确证了他所了解的生理学，然而，实质上，它们什么也没有教给他；在病态中，现象是一样的，除了环境外。仿佛人们可以在抛开了环境条件的情况下确定现象的本质一样！仿佛环境条件只是一个面具或者外框，并没有改变面孔或图画本身！我们应该把这一论断和前面所引的勒利希的论断相比较，以便体会言语的细微差别在表达上的全部重要性：“在每时每刻，我们身上都有很多生理学无法告诉我们的生理上的可能性。但是，是疾病把它们暴露给了我们。”

    在这里，趁着文献研究的机会，我们通过再次表达如下观点而获得了智性的愉悦，即内在矛盾最明显的论点自有其传统，而这一传统毫无疑问地表现了其长久以来的逻辑必然性。当布鲁塞把自己的性格的权威性，赋予了建立生理医学的理论时，这一理论也引起了一个不出名的医生，一个叫做维克多·普鲁斯（Dr. Victor Prus）的人的反对。此人在1821年因为一篇旨在清楚地定义股白肿和刺激这两个术语及其对医学实践的重要性的论文，入围了一项竞赛，而受到了加尔医学会（la Société de Médecine du Gard）的奖励。他质疑了如下观点：生理学独立地构成了医学的天然基础；它可以独立地建立起关于各种症状及其相互关系和价值的知识；病理学的解剖，可以由关于正常现象的知识推演而来；对疾病的预测，源于对生理学规则的了解。随后，作者补充道：“如果我们想要深入研究这篇文章所处理的问题，我们需要指出，生理学，远不是病理学的基础，相反，它只能产生于病理学。正是通过那些变化，即把某个器官的疾病，或者有时候该器官行为的完全中止，记录到各种功能中的那些变化，我们才得以了解这个器官的作用和重要性……因而，外生骨疣，通过压缩和阻碍视觉神经、上臂神经和脊髓，将其通常的目的展示给了我们。布鲁松（Broussont）丧失了对实词的记忆；在他临死之际，我们在其大脑前部发现了脓肿，而且，人们由此相信，这就是存储名字的中心……因而，病理学在病理学解剖的帮助下，创造了生理学：每一天，病理学都在清除生理学此前的错误，并帮助其进步。”[95，L]

    在撰写《实验医学研究导论》（Introduction à l'étude de la médecine expérimentale）的过程中，克劳德·贝尔纳不仅仅想要宣称有效的行动和科学容易混同，而且，同样的，科学和对现象的规律的发现，也容易混同。在这一点上，他和孔德是完全一致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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