Ⅴ. 一种理论的多重含义

致的。孔德在自己的生物哲学中所说的生存条件的原则，被贝尔纳称为决定论（déterminisme）。他自诩是第一个将这一术语引入法国科学界中的人。“我相信，我是第一个将之引入科学中的人，但是，它被哲学家们在其他的意义上使用过。在我计划撰写的一本书————《论科学中的决定论》（Du déterminisme dans les sciences）————中确定这个词的意义，是很有用的。它将会成为我的《实验医学研究导论》的第二个版本。”[103，96]“生理学和病理学是同一种东西”这一原则所宣称的，正是对决定论的普遍适用性的坚信。在病理学被拿来和前科学时代的观念捆绑在一起的时代，存在着一种物理化学生理学，满足了人们对科学知识的需要，也就是，通过实验确证的关于量变规律的生理学。可以理解的是，19世纪早期的医师们，很合理地期待一种有效的、理性的病理学，并在生理学中看到了最接近他们的理想的充满希望的模型。“科学拒绝非决定论，而且，在医学中，当我们的观点是建立在切脉、灵感或者关于事物的多少有些模糊的灵感上时，我们就处在科学之外了，而且，得到了一个幻想医学的例子，当它把病人的健康和生命托付给一个受灵感激发的不学无术之徒的突发奇想时，将最严重的危险展示了出来。”[6，96]但是，正由于生理学和病理学这两者中，只有前者包含了一些规律，并假设了关于其对象的决定论，我们就没必要总结指出，在有了对理性的病理学的合理需求的情况下，病态现象的规律和决定论，就等同于生理学现象的规律和决定论。通过克劳德·贝尔纳，我们知道了谁是持这一信条的先行者。在《有毒物质及其治疗物讲稿》（Leçons sur les substances toxiques et médicamenteuses）一开始论述马让迪的生平与作品的部分，克劳德·贝尔纳告诉我们，他占据了这位教师的讲席并继续了他的课程，而这位教师从著名的拉普拉斯（Laplace）那里“感受到了真正的科学”。我们知道，拉普拉斯在动物呼吸和动物热量的研究中是拉瓦锡（Lavoisier）的合作者。这项有关生物现象的规律的研究，是根据物理学和化学所赞同的实验和测量方法来进行的研究，所取得的第一个了不起的成就。这项工作的结果，就是拉普拉斯保持了对生理学的明确兴趣，并支持马让迪。如果拉普拉斯从没有使用“决定论”这一术语，他也是这一术语的精神之父之一，至少在法国是如此，也是通过这一术语而建立起来的定理的权威和公认的奠基者。对拉普拉斯来说，决定论并不是一种方法论的要求，一个标准的研究假设，足够灵活，而不能够预见其结果的形式，它自己就是现实，是完整的，在牛顿和拉普拉斯的力学框架中变得不可更改。我们可以认为，决定论对它们所联系在一起的定理公式和概念的不断修正，保持着开放，而对自己假设的确定性内容保持着封闭。拉普拉斯建立了封闭决定论的理论。克劳德·贝尔纳并没有以其他的方式来处理它，这毫无疑问就是为什么他并不相信病理学和生理学之间的合作，能够引来对生理学概念的进步性修正。在这里，很适合重提怀特海（Whitehead）的格言：“各门科学总是彼此借用对方一些东西，但一般只是借用三四十年前的老东西。我童年时期的物理学假定，就是这样，对今天生物学家的思想造成了深刻影响。”[21]

    最终，决定论假设的后果，就是像由生理学和病理学的本质同一性所暗示的那样，质量被化约为数量。把一个健康人和一个糖尿病人之间的差异，化约为体内葡萄糖含量的差异；把一个糖尿病人和一个还未达到肾脏临界点的人进行区分的任务，简单地等同于程度上的数量差别，意味着对各种物理科学精神的服从。这些学科，以一些规律为基础，只有把这些现象化约为某种有共同度量标准的东西，才能够解释它们。为了把一些项引入到构成和从属的关系中，首先应该获得这些项的同质性。正如爱弥尔·梅耶逊（Emile Meyerson）已经表明的那样，人类通过识别实在和数量来获得认识。然而，我们必须记住，尽管科学知识让质量变得无效，使其显得虚幻，但它并未取消它们。数量是被否定了的质量，却不是被取消了的质量。被人眼感知为不同颜色的简单光线在质量上的多样性，被科学化约为波长的数量差异，然而，以数量差异形式存在于波长计算中的，仍然是质量上的多样性。黑格尔认为，通过增加或减少，量变上升为质变。如果一种与质量的关系，并不存在于那个被否定了的、被称为数量的质量中，这一点就完全难以想象。[22]

    从这一观点看来，认为病态实际上是生理状态更大或者更小的一种变化，就完全不合理了。要么，这种生理状态被想象为对于这个活着的人来说具有某种质量和价值，因而，把这种在自身的变化中保持一致的价值，引申到其价值和数量与前者都不同而且在根本上相对立的所谓病态中，是很荒谬的。要么，被理解为生理状态的东西，是对数量的一个简单总结，没有生物学价值，只是一个简单的事实，或者一系列的物理和化学现象，然而，因为这一状态不具有重要价值，它就不能够被称为健康的、正常的，或者生理的。正常的和生理的，在生物学对象被化约为胶状平衡的和电离的溶液时，就没有意义了。生理学家在研究他所谓的生理的状态时，就这样把它变成了质了，哪怕是无意识地；他把这种状态当作是由生命所质化、且对于生命来说质化了的状态。然而，这种质化了的生理状态，并不能在不断延伸时还始终保持与自己的同一性，直到达到另一种能够无法理解地获得疾病性质的状态。

    当然，这并不是说，对病态的功能的条件及其产物的分析，不能够给予化学家和生理学家一些数字上的结果，即比得上用同样的分析（这种分析涉及相应的所谓生理的功能）方法所得到的数字上的结果。但是，更多和更少这两个词，一旦在把病态定义为正常状态的量变时被采用，是否就具有了纯粹的量化的意义，这是值得讨论的。同样值得讨论的，是克劳德·贝尔纳的原则的逻辑一致性：“一种正常的机能所遇到的障碍，如果在量变中增强或变弱，就造成了病态。”正如在谈到布鲁塞的观念时有人所指出的那样，在生理的功能和需要的指令下，人们所说的更多或者更少，是相对于正常而言的。比如，组织的水化作用，就是一个可以用更多或更少这两个术语来表述的事实；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血液中的钙含量。这些在数量上有差别的结果，在实验室中是没有质量、没有价值的，如果实验室和医院或者诊所没有联系的话。在后两种场所，这些结果的数值，要么是非尿毒症的数值，要么是非破伤风的数值。因为生理学处在实验室和诊所的十字路口，这里采用了两种有关生物现象的观点，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可以互换。用量的渐变来取代质的反差，并不会取消这种对立。对那些选择采用理论的、度量的观点的人而言，它总会留在脑后。当我们说健康和疾病通过中间状态联系在一起时，当这种连续性变为同一性时，我们忘了，这种差别在两极之上仍然表现了出来。没有它，各种中间状态就不能发挥其中介作用；毫无疑问，人们无意识地，然而不合理地，混淆了对各种同一性的抽象计算和对各种差异的具体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