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官府幽灵

假钦差————下榻的房间是这样确定的：几名军官前不久也正巧路过这个城市，他们在打牌的时候打起架来。市长手下的一个人，警察普洛霍洛夫，是采用以下方式引出来的。

    市长急匆匆、气呼呼地对警察斯维斯图诺夫说：“其他人呢？……真要命，我命令普洛霍洛夫也要到。普洛霍洛夫上哪里去了？”

    警察：“普洛霍洛夫在警察局待着，不过，他是不能派什么用场的。”

    市长：“怎么回事？”

    警察：“呃，我说了：今天早晨他醉得像个死人，是用马车送来的。已经给他泼了两桶水，可是还没有醒过来。”

    “可是，你们到底怎么让他弄成这个样子的？”市长过了一会儿这样问道，警长（顺便提一下，他叫乌霍夫约尔托夫————这个一个词的名字包含了“狠狠打了人家一记耳光”的意思）回答道：“上帝才知道。昨天郊区打架，他到现场处理事情，回来就醉倒了。”

    第一幕结尾处涌现了这一大群次要人物之后，第二幕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平静，这时赫雷斯塔科夫出场。诚然，赫雷斯塔夫科夫赢回他在奔萨输掉的钱的时候，在欢乐的打牌声中出现的真面目是一个善于玩弄手法的好赌步兵上尉；但是除此之外，积极、热诚的赫雷斯塔科夫主线在这一幕里表现得非常强有力（连市长也到客栈去拜会他），容不得别人干扰。其他的次要人物悄悄地又在第三幕出现：泽姆里亚尼卡的女儿，我们发现，穿一件蓝色的连衣裙————在演员说台词之间翩然上场，是一身粉红与天蓝的外省少女。

    在俄国舞台最出名的一场戏里，赫雷斯塔科夫到了市长家，开始在女人面前表现自己的时候，次要人物从他说的台词里冒出来（因为他们最后凭借赫雷斯塔科夫的天生饶舌和市长的葡萄酒，一个个上上下下），他们仿佛是与我们遇见的人完全不同的异类。他们肤色浅淡，几乎透明，与赫雷斯塔科夫光辉的性格一致————装扮成公务员的幽灵，快乐的小魔鬼，来帮助反复无常的恶魔用口技与赫雷斯塔科夫通话。多勃钦斯基的孩子，凡尼亚，丽珊卡，还有客栈老板的小子都是在某个地方实际存在的，但是这些异类是根本不存在的。对于这些人物的提示变成了幻觉。但是由于赫雷斯塔科夫的谎话的登峰造极，这些超自然的东西的动力，与第一幕背景里的小矮人田园牧歌式的嬉戏比较起来，对全局进程的推动作用更大。

    “啊，彼得堡！”赫雷斯塔科夫大喊道，“那才是我所说的生活！也许你认为我不过是一名抄抄写写的小职员［他正是］。可不对，先生，我那个部门的头头与我的关系非常好。你知道，老是习惯拍拍我的肩膀，说：‘来跟我一起吃一顿吧，老弟。’我只到办公室里待上一两分钟，告诉他们：‘做这个，做那个。’然后那个抄写员，这家伙，拿起笔来就————嚓，嚓，不停地写起来。［拖长声音］有人甚至还建议我升任八等文官。［又滔滔不绝地］但是我心里想，这有什么用？办公室有跑腿的人［在俄国这些都是长一大把胡子的人］，手里拿着一把刷子爬上楼梯在我后面跟着————‘请允许我，先生，’他说，‘把你的鞋子稍微擦一下。’”到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个办公室“跑腿的人”的名字叫米黑伊，还知道他很会喝酒。

    后来，照赫雷斯塔科夫的说法，他经过的时候士兵们都从警卫队队部里跑出来，向他致以崇高的敬礼：“他们的长官我非常熟悉，他后来对我说：‘啊呀呀，老兄，我们绝对是把你当总司令的！’”

    在他说起他那些放荡不羁的文化人和文学界的熟人的时候，舞台上甚至还出现了一个模仿普希金的小妖精：“我跟普希金交情很深。我好多回跟他说：‘喂，老兄，最近怎么样？’————‘还是那样，老弟，’他说，‘还是老样子。’相当了不起的一个人！”

    接着，在赫雷斯塔科夫继续兴冲冲地编造故事的时候，别的大人物们你推我挤、声音嘈杂、争先恐后地上场：内阁大臣、大使、伯爵、王子、将军、沙皇顾问、沙皇本人的幻影以及大脑的游动精子[7]，即“一批又一批的使者，一批又一批，一批批加起来，总共有三万五千个使者”————紧接着，随着一声酒后的打嗝声，他们突然之间都消失了；但是待到接受了真实（所谓真实至少与第一幕里的那些小矮人的“真实性”一样真实）的暗示，穷职员赫雷斯塔科夫的邋遢厨师马弗露莎的鬼影，才在赫雷斯塔科夫面对所有这些金色的鬼影和梦幻大使说着大段台词的间隙，在极短暂的瞬间朝外面瞥了一眼————帮他脱去他那件短小不合身的外套（确切地说，那是一种大斗篷、宽袖、毛皮绳绒外套，果戈理后来使它名垂千古，成为一个非比寻常的俄国小官吏的特征）。

    在接着的一幕里，一个个惶恐不安的官吏前来向赫雷斯塔科夫请安，而赫雷斯塔科夫则向他们每人借钱（他们心里想这是在贿赂他），这时候我们知道了泽姆里亚尼卡孩子们的名字————尼古拉、伊凡、伊丽莎白、玛丽和佩里佩图娅：穿淡蓝连衣裙的可能是文雅的佩里佩图娅。多勃钦斯基的三个孩子中的两个，市长夫人已经提起过了，是她的教女。她们以及最大的小子，都与法官像得出奇，每当多勃钦斯基太太的可怜的小男人外出，法官都会来看望她。大儿子是多勃钦斯基与这个性格倔强的女人在结婚之前生的。多勃钦斯基对赫雷斯塔科夫说：“关于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我斗胆想请求您的帮助……我的大儿子，大人，是我结婚前生的……啊，这不过是一个说法而已。我生下他完全跟合法婚姻生下的一样，后来，大人，又核准了合法婚约因此完全没有问题了，大人。呃，现在我要他成为，也是有这么一种说法，成为完全合法的儿子，大人，并且跟着我的姓：多勃钦斯基，大人。”（法语里的“sauf votre respect”[8]，尽管稍嫌啰嗦，但是更能表达谦恭的轻轻的嘶嘶声“Sir”————Soodar[9]的缩略形式————包含的意思，一句话结束的时候多勃钦斯基就会在一个词儿的后面加上“Sir”[10]。）

    “我本不该来搅扰您，”他接着说，“可是我觉得有点亏欠他，他这么多才多艺。这个小家伙，您瞧，有点特别————很有出息：他能够背诵诗歌这样的东西，只要他手头有一把裁纸刀，他就能做一辆很小的马车————跟魔术师一样聪明，大人。”

    又有一个人物出现在这一幕的背景里：这是在赫雷斯塔科夫决定要在信中写这些古怪的外省官吏的时候，他要把情况告诉他的朋友特里亚皮契金（收旧货先生）。他是一个利欲熏心的可恶记者，唯利是图，爱写派性文章，是一个流氓，常拿那些他喜欢在他卑鄙而恶毒的文章里加以抨击的人作为笑料。瞬息之间他在暗中朝赫雷斯塔科夫又是眨眼，又是瞥眼。他是最后一个出现————不对，也不能说是最后一个，因为最后一个幻象将是真正的钦差大臣的巨大影子。

    这个次要人物的世界仿佛是从这个剧的后台冲出来的，它是果戈理的真正王国。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姐妹们，丈夫们，孩子们，古怪的学校老师，喝伏特加喝得醉醺醺的小职员，为了篱笆的位置争吵了五十年的乡绅，打牌做手脚、对舞会情有独钟、把幽灵当作总司令的浪漫军官们，这些誊写员和了不起的信使————所有这些人的活泼动作是构成这个剧的实质素材，他们不但没有干扰舞台监督的所谓“情节”，倒显然使得剧本非常具有可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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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Vronsky、Oblonsky，这两个人物见《安娜·卡列尼娜》。

    [2] Vronsky、Oblonsky，这两个人物见《安娜·卡列尼娜》。

    [3] Bolkonsky，见《战争与和平》。

    [4] Augustin Eugene Scribe（1791-1861），法国戏剧家，作品情节简洁，人物形象生动逼真。美国作家、戏剧文学教授布兰德·马休斯（Brander Matthews，1852-1929）的《论戏剧创作原理》（1919）一书中有一章写杜撰的剧作家理想国“快乐的斯克里布国”（the pleasant land of Scribia），是斯克里布同时代的批评家挖苦他的剧作违背史实和地理而杜撰的说法。

    [5] 指契诃夫。1889年11月1日契诃夫在一封写给阿历克赛·塞米诺维奇·拉扎雷夫的信中说道：“不要把一杆装了火药的枪放在舞台上，假如你不准备开枪的话。”

    [6] 似应指收在英国潘图书公司（Pan Books Ltd）的“恐怖故事丛书”（Pan Book of Horror Stories）里的故事，丛书第一卷于1959年出版发行。

    [7] spermatozoid（s），亦指“低等植物或裸子植物生出的游动雄性配子”（a motile male gamete produced by a lower plant or a gymnosperm.————《新牛津英语词典》，1998）。另据《辞海》（1979），“配子”为“生物进行有性生殖时所产生的性细胞。有三种类型：……；（3）‘卵’和‘精子’，不仅形状、大小不同，且在运动功能上亦完全不同，乃是高度分化的两种异形配子”。

    [8] 法文，不敢冒犯，不敢得罪。

    [9] 用拉丁字母转写的俄文，先生。

    [10] 英文，大人。

    4

    不但活人在荒谬的背景里熙熙攘攘，而且许多物品也被利用起来，担当像人物一样重要的角色：当市长威风凛凛又慌里慌张地出场来会见一个危险的幻影的时候，他没有把帽子戴在头上而是把帽盒子套在头上，这个帽盒子就是果戈理式的虚假世界的象征，在这个世界里帽子就是脑袋，帽盒子就是帽子，镶有饰边的领子就是人的脊梁骨。市长在客栈里匆忙中写了一封短信派人送给他太太，跟她说了她必须准备款待的高贵客人，这封信与赫雷斯塔科夫的旅馆账单混在了一起，因为市长顺手抓过一张纸就写起来：“亲爱的，我赶紧要告诉你，我起先非常狼狈；不过还好我信任上帝的仁慈，两份咸黄瓜另收费，半份鱼子酱，一卢布二十五戈比。”这两件事的混淆在果戈理的世界里也是合乎情理的，因为在这个世界里，一种鱼的名字，在美食家的耳朵里就是一段极美妙的音乐，而黄瓜就是超自然的生命，至少像外省城市的市长的个人神明那样强大有力。这些黄瓜在赫雷斯塔科夫关于他的崇高生活理想的夸夸其谈中被培育长大：“比如餐桌上有一个西瓜［西瓜只不过是理想化了的黄瓜］————不是一个普通的西瓜而是一个价值七百卢布的西瓜。”水一样的汤“上面有羽毛或者漂浮的东西”［而不是点点闪烁的油花］赫雷斯塔科夫在这样一家客栈里也只能将就着喝，但是在提到他在京城的生活的台词里水一样的汤变成了potage[1]，用盆子装起来“直接从巴黎用轮船运来”，————虚构的轮船烟囱冒的烟可以说就是虚构的汤冒出的美妙的热气。赫雷斯塔科夫被请进他的马车就座的时候，市长叫人从贮藏室里（里面塞满了他的蓄着胡子的臣民————商人————强制性的贡品）搬来一块波斯地毯；赫雷斯塔科夫又在地毯上面加了一块草垫子————地毯则变成了一块魔毯，赫雷斯塔科夫踩在上面，听着马脖子上的铃铛的清脆响声和赶车人对魔马热情奔放的吆喝声：“嗨，你们长翅膀的马儿啊！”（“Hey vy，zalyotnye！”这句话字面的意思是，“跑得远的马儿！”）：俄国的马车御者很善于给自己的马起好听的名字————而果戈理呢，可以这样假设（为了照顾那些喜欢了解作家个人经历的人），他将在晚年没完没了的旅途中获取许许多多的旅行知识；在这一阵诗的大风中赫雷斯塔科夫————这个爱做白日梦的幼稚骗子————消失了，而大风则为果戈理离开他所创作的俄国吹开了大门，他出发前往遥远和朦胧的地方，无数德国休养胜地、意大利废墟、巴黎餐馆和巴勒斯坦圣地，像慌里慌张的市长信中的上帝和两份黄瓜一样，也都将被糅合在一起，混为一谈。

    * * *

    [1] 法文，浓汤、肉汤。

    5

    回想起来觉得非常好笑，这一出梦幻剧，这一个“官府幽灵[1]”，被看作是根据俄国真实情况写的滑稽讽刺剧。想起来更加好笑的是，果戈理在他第一次心情抑郁地核对他这个剧本里是否有那些危险的革命影射存在时指出，不管怎么说这个戏里至少有一个正面角色：笑声。事实上，这个戏根本不是“喜剧”，这就像莎士比亚的梦幻剧《哈姆莱特》或者《李尔王》不能称为“悲剧”道理是一样的。一个拙劣的剧本，比莎士比亚或者果戈理这样的人创作的极其复杂的作品，更容易成为一个优秀喜剧或者一个优秀悲剧。在这个意义上说，莫里哀的作品（无论是好是坏）都是“喜剧”，即，很容易在橄榄球赛上被看作是好卖弄技巧的运动员那样的东西，是只有一个面的东西，绝没有构成真正戏剧的巨大、活跃、非常富有诗意的背景那种东西。在同样的意义上来说，奥尼尔的《哀悼》（无论这个剧本是好是坏），我认为，是一部“悲剧”。

    果戈理的剧本是有动作的诗，而我所谓诗是指透过理性的词语看到的荒谬事物的奥秘。这一类真正的诗激起的————不是笑声，也不是眼泪————而是表示十分满足的灿烂笑容，至福的嗯呀声————一个作家倘能让他的读者，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使他的一些读者绽放笑容，发出那样的嗯呀声，他完全可以因此而感到骄傲。

    就连起赫雷斯塔科夫这个名字也是一个天才之举，因为这个名字向俄国读者传递出轻狂鲁莽的效果，是一种瞎扯的咕噜声，是一根细手杖的哗哗声，是纸牌的噼啪声，是傻瓜的吹牛，是专门勾引女人的家伙（但就是没有能力去做成任何一件事情）的潇洒风度。整个剧本自始至终只见他的忙碌，而对于他所引起的轰动的充分理解，他却漠不关心，因为他只是迫不及待地大捞好运带给他的好处。他是一个性格温和的人，一厢情愿做着他自己的梦，身上透着某种虚假的魅力，以及花花公子的风度，给女人带来高雅趣味，与庸俗的市井纨绔子弟的土气适成对照。他是完全彻底、舒舒服服地庸俗，这些女人是庸俗的，那些纨绔子弟也是庸俗的————事实上整部戏（颇有点像《包法利夫人》）是用特别的方式把庸俗所表现的各个不同方面混合而成的，因此，混合的最终结果的巨大艺术价值并非源于（与所有的杰作一样）说了什么，而是如何说————是由于毫无生气的各个部分的耀眼地结合。正如在作昆虫分级的时候，奇妙的颜色效果可能原因不在于分级的色素，而是在于它们的位置和反射力，同样，果戈理的天才要讨论的不是可计算的化学物（文学批评家的“真实生活”）的内在特性，而是对于几乎无形的再现生活的微粒所产生的物理现象的模仿能力。由于缺乏一个更准确的词语，我在这里采用了“庸俗”这个说法；普希金在他的《叶甫盖尼·奥涅金》里就是插入了英语“庸俗”这个词[2]，并对在俄语里找不到一个确切的对应词语而表示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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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The Government Specter，果戈理《钦差大臣》的英译The Government Inspector中的inspector一词被截去in两个字母，剩下的那部分-spector就与specter（幽灵）同音，这是纳博科夫惯常玩弄的文字游戏。故将The Government Specter译作“官府幽灵”。其实这两个词同源，都来自拉丁文specere（看，视）。

    [2] 英文为“vulgar”。

    6

    义愤填膺的人们在《钦差大臣》这个戏里看出了隐伏的针对俄国官场攻击，对这个剧本的这种指责给果戈理造成了极坏的影响。这影响可以说是他一生遭受形形色色的狂热迫害的起始点，直至他生命的终点。情况相当奇怪：声名轰轰烈烈地降临在他身上；朝廷带着几乎是恶毒的兴高采烈欢呼这个戏的上演；前排的妄自尊大的高官坐立不安，丧失了自尊；无行的批评家在发泄陈腐的恶毒言语；见解颇有影响的那些批评家把果戈理捧到了天上，因为他们认为这个戏是一个伟大的讽刺；通俗剧作家库科尔尼克[1]耸一耸肩膀说，这个戏只不过是一个无聊的滑稽戏；年轻人津津有味地说着戏里最有趣的笑话，还在他们的熟人中寻找赫雷斯塔科夫和斯科沃斯尼克德穆哈诺夫斯基式的人。倘若换一个人他是会陶醉于这种赞扬和恶意诽谤的气氛里的。普希金看到演出也是会露出晶亮的牙齿和善一笑的————然后转身写作他尚未完成的杰作。[2]果戈理做了他在《古谢尔加顿》彻底失败以后做的事了：他出逃，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是开溜了，到了国外。

    除此之外，他还做了别的事。事实上他做了一个作家在这种情况下做的最糟糕的事：他开始写文章解释批评他的人在这个戏里没有注意到的要点或者是针对他而发的批评。果戈理，正因为是果戈理并且又生活在一个镜子世界里，他有一个习惯，喜欢在作品写成、并且发表以后再来将他的作品好好地做一个构思。这个做法他也用到了《钦差大臣》上。他在这个剧本后面加了一个后记之类的东西，解释道，在最后一幕的结尾处隐约现身的真钦差大臣是人的良心。还说其他的人物是我们灵魂里的激情。换言之，人们应该相信，丑陋、腐败的外省官吏象征这些激情，而官府则象征更高尚的良心。这一解释就像他后来关于相关问题的思考一样产生同样令人沮丧的效果————除非我们认为他是在取笑读者————或者是在取笑他自己。倘若把他的解释看作是一个明白的声明，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一个作家完全误解并且歪曲了他自己的作品的意义这样一个难以置信的事实。关于《死魂灵》他也做了同样的事，我们将在后面看到。

    他是一个奇怪病态的人————我并不能肯定地说，他关于《钦差大臣》的解释不是那种疯人所为的欺骗。人们对于他这出戏的反应使他感到可怕地痛苦的是，他未能被确认为一个预言家，一个导师，一个热爱人类的人（为人类自身获益而鞭笞人类），这一观念是很难叫人相信的。这个戏里没有丝毫的教诲性质，而作者竟然连这一点也不知道，这是不可思议的；而照我所说，他爱在书完成很久以后幻想，把事情想象到他的书里。而在另一方面，批评家————非常错误地————在剧中觉察的那种教训，是一种社会的并且几乎是革命性的教训，而那是果戈理极为反感的。他也许会担心，由于激进思想界过于狂热地赞美，也由于反革命思想界过于激烈地指责，朝廷会突然改变其威严和无常的态度————从而削减演出和利润（甚至累及未来的津贴）。他也可能已经看到他在俄国的文学生涯在今后许多年里会受到警惕的审查官的阻挠。他奉为善良的基督教徒的人们（尽管“善良的基督教徒”的主题要在稍后一些时候才会充分表现）以及善良的官吏（这个主题与第一个主题义同）因他们所谓的“粗劣和浅薄的闹剧”而痛苦和反感，他可能也因此感到震惊和伤心。然而似乎最让他烦恼的是他知道成千上万的人们对他议论纷纷，而他却无法知道他们在议论什么，更不要提去左右这样的议论了。传到他耳朵里的流言蜚语是不祥的，是骇人听闻的，因为流言就是流言。他受到的赞扬似乎意味着针对他所尊敬的人的讽刺讥笑，因此这些讽刺讥笑也是针对他而发的。素昧平生的人对他表现的关切似乎充满了阴险的诡计和无法估量的危险（一个绝妙的词语，诡计————深藏的珍宝）。我将会有机会在另一本截然不同的书里论及一个疯人，他老是感觉到整个风景的各个部分以及无生命之物的运动都是一个暗指他自身的复杂密码，因此整个宇宙在他看来似乎都在用手势谈论他。这种险恶和几乎巨大的示意动作可以从果戈理对于自己的突然成名的病态观点上猜出几分。他想象一个敌视的俄国潜入他的周围，窃窃私语，试图采取对他的剧本既赞扬又指责的手段，将他消灭。一八三六年六月，他离开俄国前往西欧。

    据传说，在他动身前往国外的前夕，他从此以后没有再见面的普希金来看他，整夜与他一起翻阅他的手稿，阅读《死魂灵》的开头章节，当时果戈理已经写好了这部小说的第一稿。这一幅图画是可喜的————太可喜了也许反而让人觉得不真实。出于种种理由（可能是出于不想承担责任的病态心理），果戈理在后来的岁月里非常迫切地希望人们相信，他在一八三七年即普希金去世以前写的所有东西，都是在普希金的直接建议之下并受到他的影响而写成的。鉴于果戈理的艺术与普希金的艺术相去极其遥远，而且鉴于普希金有其他的问题需要解决，他不可能指导一个文学友人的创作，因此，果戈理本人如此乐意提供的情况根本就不值得加以认真考虑。照亮午夜场景的一盏孤灯，就让它熄灭吧，我们不必有任何内疚。更有可能的情况是，果戈理悄然出国，没有跟他的任何一个朋友道别。我们从他的一封信中知道，他甚至没有跟朱科夫斯基道别，而他跟朱科夫斯基的关系远比他跟普希金的关系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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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Nestor Vasilievich Kukolnik（1809-1868），俄国剧作家、散文家，曾与果戈理同在涅仁高级科学中学就读。

    [2] 指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这部诗歌形式的长篇小说第一版出版于1833年，作者稍作修改后又出了1837年版。果戈理的《钦差大臣》于1836年4月在圣彼得堡亚历山德拉剧院首次公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