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庸之妻

    一    一阵慌里慌张的开门声将我吵醒，一定又是那喝得烂醉的丈夫深更半夜回家来了，我没有作声，继续躺着。

    丈夫打开隔壁房间的电灯，呼哧呼哧地直喘粗气，像是在寻找什么似的翻弄着桌子和书柜的抽屉，不一会儿扑通坐在榻榻米上，随后就只能听见急促的喘息声了。我心里纳闷儿，躺着问丈夫：

    “在家吗？大谷先生。”

    这下她的语气更尖锐了，同时听到了开门声。 欢迎到看书

    “大谷先生，你在家吧？”

    声音显然带着怒气。

    “什么事儿你难道不知道？”女人压低声音，“你有这么像样的房子，还当窃贼。怎么回事？别再捉弄人了，把那个还给我。不然我这就去报警了。”

    这时，响起另一个男人的声音。 欢迎到看书

    “先生，好大的胆量。不是你们来的地方？说得好极了！吓得我都说不出话来了。这事不比别的，窃取人家的钱财，我说啊，开玩笑也得有个分寸。迄今为止，我们夫妻俩，因为你吃了多少苦头，这你不是不知道。可你竟干出像今晚那样没心没肺的事来，先生，我可真是看错人了啊。”

    “简直是欺诈勒索。”丈夫盛气凌人地叫道，声音在颤抖，“你们在恐吓我，给我回去！有什么话，明天再说。”

    “多亏你还说得出口，先生你已经是个不折不扣的恶棍了，看来只能求助警察大人了。”

    这句话激起我满腔的憎恨，我浑身涌起了鸡皮疙瘩。

    “随你的便吧！”丈夫大声尖叫起来，那声音让人感到很无助。

    那女人则四十岁左右，瘦小身材，穿戴得很整洁得体。

    男人抓住丈夫的一只胳膊，两人瞬间扭打在一起。

    “捉贼啊！”

    男人大声嚷嚷着，正要追出门外，我光着脚，下到土间，一把抱住了他。

    “住手！谁都不能伤着哪儿，过后让我来收拾这场面。”

    听到这儿，四十岁女人从旁插嘴道：

    “说得是啊，孩子他爹。疯子加刀子，还不知会干出什么事来呢。”

    “畜生！一定要报警，哪能容得了这等事。”

    “请吧，那位夫人也请就那样进来吧。”

    女人跟着走在前面的男人，进了丈夫六铺席的房间，陈旧的榻榻米，破败的格子窗，剥落的墙壁，露出骨架的纸糊隔门，一边的角落里是桌子和空荡荡的书架，目睹屋里这般荒凉的景象，两人都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

    “初次和二位见面。我家先生以前给你们添了很多麻烦，今晚又不知是怎么回事，干出那种荒唐的事情来，真不知该如何道歉才好。总之，他就是那么个脾气古怪的人。”

    我说着说着哽咽起来，再也说不下去了。

    “您是问我的年龄吗？” 欢迎到看书

    “嗯，您先生好像是三十岁吧？”

    “那就是二十……六啦，这太不公平了，才这个年纪啊？倒也是啊，丈夫三十的话，是这个年龄啊，真叫人不敢相信。”

    “我刚才就一直打心里佩服。”女人从男人的背后探出脸说，“有这么好的夫人，大谷先生还干那样儿的事，也真是！”

    “是病，一种病呀。以前还好，现在越来越厉害了。”

    男人说着，深深叹了口气，转而郑重其事地说道：

    “说实话，夫人，我们夫妻俩在中野车站附近经营一家小餐馆，我和她都出生在上州[1]，以前算是个正经做买卖的吧，可以说是贪图享乐吧，不愿跟乡下人做那点儿抠门儿生意，二十年前就带着老婆到东京来了。我们夫妻在浅草的一家饭馆当寄宿雇佣，和大多数人一样吃了不少苦。好歹有了点儿积蓄，就在现在的中野车站附近，那是昭和十一年吧，租了一处六铺席大小另带一个小土间的房子开了家餐馆。地方又脏又小，顾客又净是些一次最多只花一两块钱的人，心里很没有把握。尽管这样，我们夫妻省吃俭用，勤勤恳恳地干活，幸而买进了好些烧酒呀、杜松子酒什么的，所以在后来缺酒的年头，我们也不至于像其他饮食店那样被迫改行，凑合可以维持买卖。这样一来，偏爱我们店的顾客更加真心地支援我们，还有人为我们疏通渠道，渐渐运来一些所谓军官们喜欢吃的下酒菜。后来和英美打仗，空袭渐渐多起来，我们因为没有缠手的孩子，也不想去乡下避难，心想只要房子不被火烧掉，就要把这生意做到底。幸好我们平安无事地挨到战争结束，于是又公开做起了倒买倒卖黑市酒的生意。长话短说，总之我们的经历就是这样。只是光这样草草说一遍，你可能以为我们没吃过什么大苦头，属于运气好的那类人。偏偏人的一生就是地狱，所谓善少邪多是真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哪怕一天或是半天能无忧无虑地过着就是幸福的。您丈夫大谷先生第一次来我们店的时候是昭和十九年的春天吧，那时候和英美打仗，没有人想过吃败仗，可能也有人意识到了吧。反正我们是不了解实际情况和事情真相什么的，只是以为再坚持两三年，就可以对等的资格同英美媾和了。大谷先生第一次来我们店的时候，好像穿着一件久留米碎白点花纹[2]的上衫和和服式外套，不过这种装束不光是大谷先生，那年头即便是在东京也很少看到穿防空服的人，大家都穿随意的便服外出，所以我们倒也不觉得那时候的大谷先生衣衫不整。其实，大谷先生已不是单身了，在夫人面前不太好说，不，我还是别隐瞒什么都说出来吧。一个年纪较大的女人带着您先生从店的厨房门偷偷进来，当然我们店每到那个时间就已关上了正面的门，按那时的说法叫作闭门营业，只有少数的老主顾才悄悄地从厨房门进来，他们也不会坐在店里土间的椅子上喝酒，而是在里面六铺席大的屋子里将电灯开得很暗，安安静静地喝，直到喝醉。那个稍稍上了年纪的女人以前是在新宿一家酒吧做女招待，那期间她把素质不错的客人带到我们店喝酒，这样他们就成了我们的熟客，这也叫一行知一行吧。那女人的公寓离得很近，新宿的酒吧关闭以后，她也经常带些熟悉的男人来。后来我们店的酒渐渐地少了，再好的客人，喝酒的人多了，对我们来说不但不如以前那么稀罕，反倒有些累赘。不过那之前的四五年里，她带来了许多花钱大手大脚的客人，出于情面，只要是她介绍来的客人，我们都会和颜悦色地递上酒水。所以您先生跟那个年纪稍大的女人，是叫阿秋吧，一起从后面的厨房门悄悄进来的时候，我们也不觉得奇怪，照例让他们进到里间，送上了烧酒。大谷先生那天晚上静静地喝着酒，让那女人付了钱，两人便一起从后门出去，奇妙的是，我怎么也忘不了那天晚上大谷先生喝酒的样子，出奇的安静和儒雅。魔鬼首次出现在人家里的时候，是否都显得静谧而纯真，从那天晚上起，我们店就被大谷先生盯上了。约莫过了十天，这回是大谷先生一个人从后门进来，忽然拿出一张一百元的纸币，那时的一百元可是大钱，相当于现在的两三千元甚至更多。他把钱硬塞进我的手心，怯懦地笑着说：请一定收下。那时他已经喝了不少。夫人，这您也不是不知道，没人像他那么能喝酒，你以为他喝醉了，他却突然说起有条有理的话来，喝多少，我们也从未见他走路打晃过。人到三十前后所谓血气方刚，喝起酒来也壮实，可他那样的真少见。那晚他看上去已经在别处喝了很多，可是来我家后，又接连不断喝了十杯烧酒，我们怎么跟他说话，他都一言不发，只是腼腆地笑着，还一边‘嗯、嗯’地暧昧地点着头，忽又问起时间来，随即站起身，我要给他找钱，他却说：‘不、不’，我加重语气说：‘那会很为难的’，只见他苦笑着，丢下一句：‘请暂为保管吧’，就回去了。夫人，我们从他那儿拿到钱，这可是头一回也是最后一回啊，那以后，他总是找出种种理由，三年不付我们一分钱，我们的酒都叫他一个人喝得精光，您说有这么不讲理的吗？”

    我忍不住扑哧笑了出来，不知为什么就是觉得可笑，连忙捂住嘴，再看一眼那老板娘，只见她也笑得低下头去。而他的丈夫，更是无可奈何地苦笑说：

    “本来不是什么好笑的事，因为太离谱了，也真想笑。说来他那么有能耐，要是用在正道儿上，不管是当大臣也好，做博士也好，都没得说。不光是我们夫妻，被他看上后到头来一个子儿不留，喝西北风的还大有人在。其实那个阿秋也因为认识了大谷先生，原来的靠山也走了，身无分文，如今在大杂院的一间肮脏的屋子里过着乞丐般的生活。说实话那个阿秋刚认识大谷先生的时候，对他可痴情了，一个劲儿向我们吹嘘，说什么大谷先生身份显贵，是四国某大名[3]的旁支、大谷男爵的二儿子，现在因为品行不好被逐出了家门，但只要男爵一死，他就可以和长子两人分家产了。据说脑子特聪明，是个天才，二十一岁就写书，比那个叫石川啄木[4]的大天才写得还好，随后写了十多本书，年纪轻轻便堪称日本头号诗人。还说是什么大学者呐，从学习院[5]到一高[6]，进而到帝大[7]，什么德语啦法语啦……哎呀，太可怕了，让阿秋说得可神了，不过这些并非全是谎言，就大谷男爵的次子、有名的诗人这一点来说，从别人那里也得到过证实。就连我们家上了年纪的婆子也说什么出身好的人就是不一样，和那个阿秋一样被弄得神魂颠倒，一心盼望着大谷先生来店里，真受不了。如今华族也没什么了不起了，可是直到战争结束前，要想勾引女人，就可以装成被赶出家门的华族子弟，这办法最有效了，女人准上钩，你说怪不怪？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就是所谓的奴性吧。我等之辈，虽说是男人中那种没羞没臊的，可他也不过是个华族而已。哎呀，在夫人面前说这些，真是对不住了，他不过是四国大名的旁支，再加上又是个老二，这样的人跟我们身份有什么两样？怎么会低三下四地稳不住自己呢！不过，那先生对我来说也真是不好对付，我曾经下定决心，不管他怎么求我，我都不会再给他酒喝了，可是每当看到他像个被追赶的人，在你出其不意的时候忽然出现在店里，并且来到这里，他好像才安下心来的时候，我们也就动摇了，还是拿酒给他喝。即使醉了，他也不会闹事儿，要是能老老实实付钱的话，还真是个好客人。对于自己的身份，他既不自吹自擂，也不说自己是个天才那样的傻话。而当阿秋从一旁对我们吹嘘他有多伟大的时候，他就会说些‘我需要钱，我要付这里的帐’之类毫不相干的话，使大家都感觉冷了场。那人至今没付过我们的酒钱，倒是阿秋时不时替他支付。除了阿秋以外，还有一个不便让阿秋知道的保密女人，这人好像是谁家的夫人，有时也和大谷先生一起来，总是替他多垫付一些。我们也是商人，要是没有人帮着付钱，不管是大谷先生也好，皇家贵族也好，我们也不能永远让他白喝呀！可是即使有人有时候付一点，也远远不足他喝的那份，所以我们就净吃亏了。听说先生家在小金井，并且有一位通情达理的夫人，就想登门商量一下酒钱的事儿，我们也问过大谷先生家在哪儿，可他立即察觉到我们的用意，说什么没有就是没有，何必那么斤斤计较，闹翻了是要吃亏的这类令人生气的话。尽管这样，我们还是设法找到先生的家，于是尾随过两三次，可最终还是让他溜了。后来，东京接连不断地遭到大规模空袭，大谷先生竟戴着战斗帽闯进店里，擅自从壁橱里拿出白兰地酒瓶，咕嘟咕嘟地站着喝，随后一阵风走了，也不付钱。后来挨到战争结束，我们终于可以公开地进一些黑市的酒菜，店头挂上新布帘儿，再穷也得撑着啊，为了招徕客人，还雇了个可爱的姑娘，可没想到那个魔鬼先生又出现了。这回不是和女人同来，而是必定带着两三个报社和杂志社记者一起来。记者们谈论些什么军人没落了，往后的世界将是以前过穷日子的诗人受追捧的世界了之类的话题，这时候大谷先生就会跟他们说一些外国人的名字，或是英语啦、哲学啦一些莫名其妙的话，然后就站起身出去了，再没有回来。这时记者们又会一脸扫兴地问：‘他上哪儿了？我们也该回去了’，说着便收拾起东西来。我连忙劝道：‘请留步，先生总使这样的花招溜掉，钱必须由你们来付’。于是他们就老老实实凑钱付了款才回去。但也有人怒气冲冲地嚷嚷：‘让大谷付钱！我们只靠五百元过着日子啊！’有人冲我发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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